第一节 前学科化时期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学科化时期，是在“汉学”研究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具体时间范畴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活跃在这个时期的汉学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他们当中一部分学者一生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并未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另有一部分学者是在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过程中涉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是上述哪一部分学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部分学者的汉学研究一方面成为孕育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土壤，另一方面启迪及影响了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著述观之，见表1。

表1 美国汉学家的著述管窥

表1中只是摘出了一些汉学家的与本书的讨论相关的著作，并未覆盖其全部。文学研究总是与语言、艺术、政治、历史和宗教等息息相关的。上述这些汉学家的一些研究，都已经为即将登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了历史的铺垫。裨治文、卫三畏的中国语言研究，莱托雷特（Kenneth S.Latourette）和摩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劳费尔的中国艺术研究，夏德和费正清的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益的启蒙，而列文森、史华兹的梁启超、严复研究更是已接近了中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因为阅历和生活年代的原因，他们并未涉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是他们对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产生及发展做了相关的铺垫。

这里不能不重点提及史华兹。这位汉学家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有突出的功劳的。史华兹是哈佛大学教授，用李欧梵的话来说，他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但他却不无意外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培养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这就是李欧梵。李欧梵于1963年秋进入哈佛大学，而后便参加了史华兹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讨班。研讨班要求学生要有论文的选题，而处于研究生阶段的李欧梵还不知从何入手。史华兹有意无意地同李欧梵提起了“延安那场反对萧军的文学运动”，^[6]对萧军的关注，也可谓李欧梵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变节者”^[7]的开始。到李欧梵开始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史华兹很快就发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爱好，便鼓励他研究林纾，因为通过对林纾的研究可以促使李欧梵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李欧梵这样说：“班（指史华兹，笔者注）引导我要忽略那些文体的界限，从林纾那迎合大众口味的译文中去寻找包含众多观点的参考文献——其范围可由司马迁的学说一直扩展到桐城派的著作。于是，在我脑中，文学自然就和思想史交融在一起了，这种领悟最终促使我将‘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甚至‘浪漫’一词，也是出于班在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研讨会上向我提出的建议）。”^[8]而且，更主要的是史华兹影响了李欧梵的世界性目光的建立：“我是受到史华兹的启发，他说你可以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文学，可是你的视野必须是世界的。”^[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能留下《中国作家浪漫的一代》，自然是李欧梵的成就，但这背后，史华兹是一个带有引导性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第二部分学者是在汉学研究中起步，而后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行列的，他们是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开先河者。这一类的代表如巴特勒特（R.M.Bart lett）、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等。

从世界范围内看，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最先涉猎的领域即是鲁迅研究。1927年，美国《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了署名巴特勒特的学术论文《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巴特勒特是当时在北京大学从教的美国人，他于1926年6月中旬访问鲁迅后，便写此论文。此文既拉开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序幕。他称鲁迅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现代中国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并对鲁迅本人如此评价：“他是一个天生急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10]而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王际真也开始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与身在中国的巴特勒特有了历史的呼应（见第二章）。而后，研究和翻译并举，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哈雷特·密尔斯（Harriet Mills）、艾尔伯、威廉·舒尔兹等汉学家，都开始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于1928年来到中国的，而后便与鲁迅、林语堂等中国作家有了接触，并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将译介、传播中国新文学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和夫人海伦·斯诺一起，用了5年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1936年出版），其中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5位作家的作品，并有他撰写的《鲁迅评传》等。30年代中期，斯诺又撰文《鲁迅——白话大师》，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上。他的鲁迅观十分明朗，即以高度的热情给予赞扬。进而，他又写了英译本《药》的《序言》，发表在同年《亚洲》杂志2月号；下一年，他又在伦敦出版了《活的中国·鲁迅评传》。1937年，在鲁迅去世后，斯诺又在与夫人海伦·斯诺主办的《民主》刊物（北平，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向鲁迅致敬！》一文，寄托对鲁迅的敬重与哀思。海伦·斯诺另于1936年撰写了研究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刊载于伦敦《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1936年第15卷第5期上，署名尼姆·威尔斯，也表现了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

同样作为记者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来到中国后，也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并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37年11月，为纪念鲁迅，她发表了《追念鲁迅》，并于1939年先后发表《鲁迅是一把剑》《论鲁迅》等文章。在她撰写的《中国战歌》（1943年）一书中，更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论述。

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研究交织在一起。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在成长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而且当时的通信、交通速度还比较慢，国外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所以，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更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还在初始阶段。譬如，王际真就是从介绍《西游记》、翻译《红楼梦》等兴趣转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二是侧重于介绍与翻译。在美国民众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介绍与翻译就是令其认识的重要途径。王际真、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大量地介绍、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于此都是有功劳的。其实，在当时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介绍和翻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