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跨学科时期
跨学科时期的出现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所谓跨学科，是指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学科，而是向外有了很大的跨度。具体而言即跨向其他研究领域，如语言、电影、哲学、历史、图像等；更为宽泛地说，甚至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增强了学科的交叉性和交融性，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引向更大的研究空间。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界定20世纪90年代初为跨学科时期的起点，是因为美国诸多中国现当代研究学者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都是在这时乃至之后呈现来的。
跨学科时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沟通方式和传播媒介，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制约着学术研究的改变。如网络的出现，不仅提供给大众新的沟通方式，同时也带给世界新的传播媒介，进而依此衍生出了许多新的事物与现象，如网络小说、网络批评、视觉文化等。新事物的出现必然催生新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为原有的基于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场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值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西方的理论界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爆炸”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相继而生，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巨大的理论场域中。而这些纷纭复杂的理论早已突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各自操持着自己所熟悉的一种或几种本学科的或跨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新的批评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结合便带来了多样的研究实践，也使跨学科研究成了大势所趋。
应该指出，对整个社会的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并非哪几个人或哪些人主张就能实现的，它是历史发展决定的。对个体研究而言，在跨学科研究中，既要有跨学科研究的视域，又要有跨学科研究的能力。
跨学科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疆界的拓宽。以往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一般局限于作家研究、文本研究、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等，而这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性别、种族、生态、历史、科学等紧密接轨，使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疆界不断地拓展。这可在下面一些学者的研究中窥见一斑：李欧梵、王德威的“现代性”研究；张英进、张真、傅葆石（Poshek Fu）等的电影研究；Andrew Jones的流行歌曲研究；Kirk Denton的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研究；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历史和创伤研究；刘康、王斑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研究；张旭东的后社会主义研究；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耿德华的语言风格研究；贺麦晓（Michel Hockx）的文化生产研究；王瑾的大众文化和政治研究；钟雪萍的性别研究；李欧梵的城市研究；陈建华的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研究；周蕾（Rey Chow）的后殖民理论研究；林培瑞的异议政治研究；乐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刘剑梅、李海燕的情感、社会和文化史研究；[16]等等。因为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学者的研究视野，所以，一些研究者公开斥驳学科分类的细化，以避免学科与学科之间形成屏障。王斑在谈论多元文化时的一段话，用在这里表述也无不适：“这种看似民主的现象，实际加强了潜在的封建割据，使得美国学术和学科建立和划分既生动活泼，又乱七八糟。既提倡文化混同和交流，又各立山头，壁垒森严，画地为牢。”[17]显然，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已是这时期研究者的一种主动诉求，所以，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以丰富的学识支撑着各自的跨学科研究。就这样，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加强了沟通与交流，扩大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并发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地位。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往往会催生与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的繁荣。如，此时的视觉文化研究便受到了重视。在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中，有许多学者都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英进、Ackbar Abbas、Yomi Braester、王亦蛮、James Tweedie、Dudley Andrew、张真、傅葆石等。这些学者的著述颇丰，如张英进的《影象中国》；Ackbar Abbas的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1997）、Cultural Studies：An Anthology（2004），与此同时，他的论文研究方向还有当代中国绘画、电影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Yomi Braester的专著有：Witness against History：Literature、Fil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2003）和Painting the City Red：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2010）。王亦蛮的关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常见于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and Video、Film Quarterly、Camera Obscura、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等刊物上。James Tweedie的论文常见于Cinema Journal、Public Culture、Screen、Sub Stance和Twentieth Century等刊物上。Dudley Andrew 从镜头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电影，出版了What Cinema Is？ 显然，是跨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视觉文化研究的繁荣。这时期的跨学科研究将文学与许多领域都搭建了互通的桥梁。
二 研究方向的多元化
如果把目光拉回到文学研究中，就更可清晰地透视这一点。以往的文学研究，其作家作品的观照几乎都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引领。而随着新时期华裔学者的增多和非华裔学者的汉语功力的提高，其研究方向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一些研究者尝试对20世纪末的种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论，这使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增加了当代性关注。如蔡元丰（Howard Y.F.Choy）的邓小平时期小说史研究Remapping the Past：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1979-1997，Zuo Ya Cao 的知青文学研究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等。这些研究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另辟蹊径的研究理念。
Zuo Ya Cao的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该书将中国知青文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清晰地展现在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选题新颖，同时，这本书阐述的作者对知青运动以及知青一代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作者将知青文学中的人物分为三类：“the models”“the misfits”和“the strivers”三类，对这三类人的理解恰恰体现了作者对知青文学的理解。“the models”是典型人物，他们一般都是主动要求去农村建设祖国的，他们在作品中一般都是正面的高大的形象。“the misfits”是到了农村以后很难适应当地的生活，寻找各种途径回城的知识青年。“the strivers”是到了农村后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即政治方向和专业方向坚持追求的知识青年。作者对知青文学中的爱情模式的探讨及对知青文学的反思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由此而生的一番感慨似乎缺失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辨，他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主席预计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年青一代将会‘将我们的贫穷落后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参与到埋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斗中’。讽刺的是，三十年过去了，这一代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并参与到与‘帝国主义’合作的经济建设中。”[18]这其中恐怕透露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复杂的情感，当然也明显地表明了其自由主义的学术立场。事实上，如果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观之，中国发展的速度已经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建设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建设一样都要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作，知青文学中的主人公们迈入新的时代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 当下问题的关注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这时期增加了关注中国当下问题的向度。这与研究者队伍中的华裔学者的数量增多有关。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近年来，赴美留学的人员数量增加，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去美国留学而后在高校工作的一批学者，如今已经成为此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身居第一世界的学术舞台，却积极地关注着中国，因此，这些关注成为他们研究的一个突出向度。以刘康为例，他在《全球化/民族化》一书中，明确地对中国90年代文学评论的发展走向以及关注的问题焦点进行了仔细并且深刻的梳理。他认为中国大陆90年代文学批评讨论的问题从“全球化不容回避”到“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又从“新诸子百家和新保守主义”到“市场化意识形态”，再从“海外汉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到“两面作战与政治声讨”，最后从“回归国学到人文精神的失落”等。他将中国20世纪90年代批评界中的问题一一细数并论述，充分体现了华裔学者已经将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作为其研究的重点。
纵观这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多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应该说，时代的发展，新兴研究领域及大量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令这些研究者们如鱼得水，促使他们的研究具有了开拓性和开放性。
[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149页。
[2]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8页。
[3]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序》，大象出版社，2006，第4页。
[4]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149页。
[5]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载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第377页。
[6]〔美〕李欧梵：《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80页。
[7]〔美〕李欧梵：《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99页。
[8]〔美〕李欧梵：《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203页。
[9]〔美〕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第101页。
[10]王家平：《20世纪前期欧美的鲁迅翻译和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第48～57页。
[11]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316页。
[12]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3]〔美〕夏志清：《王际真和乔志高的中国文学翻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第97页。
[14]宋绍香：《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六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第5期，第153页。
[15]宋绍香：《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六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第153页。
[16]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132页。
[17]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8页。
[18]Zuoya Cao：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t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Lexington Books，p205.原文是：“In the 1960s，right befo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hairman Mao Zedong predicted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in twenty to thirty years，would build our poor and blank motherland into a great socialist powe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battle to bury imperialism.Ironically，thirty years later，most members of this generation no longer believ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are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imperialist’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