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时代观与新时代[1]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秦正为[2]
摘要：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环境、时代条件、时代方位提出的，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据和指导的。马克思的时代观，表现为对时代划分的多种表述，主要有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其中，两阶段论、五阶段论又有两种，三阶段论又有七种；作为新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分为几个时期，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高级阶段。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在于：时代的大小和新旧都是相对的；根据新时代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根据新时代确定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根据新时代构建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 时代观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判断，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环境、时代条件、时代方位提出的，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据和指导的。因而，梳理和挖掘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时代观，就是马克思关于时代的系统分析和总体看法。马克思的时代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关于时代的划分及划分的标准和依据等方面。当前，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时代观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叶险明对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吴嘉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与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秦宣等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指出马克思认为全球联系加强、社会激烈变动、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历史的形成等，是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不同特征。[3]林世昌等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理论形态的逻辑演进，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由时代构成基础、时代中心问题、时代发展道路三位一体构成的。[4]牟成文认为，马克思的时代观是“新唯物主义”的时代观，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特征相一致的时代观，是与马克思的群众观相一致的时代观，是与马克思的解放观相一致的时代观，是科学的时代观。[5]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对马克思所论述的时代划分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如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后的新成果还没有出现。因而，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进行新的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
一 马克思关于时代划分的表述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其在多部著作中有过多种关于时代的表述。其中既有明确意义上的“时代”表述，也有诸如“社会形态”“共同体”“王国”等表述。这些没有明确以“时代”相称的表述虽然不能等同于“时代”，可是结合马克思文中的整体意思，仍然有时代之意。所以，基于对马克思关于时代表述的这种认识，通读马克思的文献，可以将其对时代的划分概括为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四种。其中，两阶段说、五阶段说又分为两种，三阶段说又分为七种。
1.两阶段说
两阶段说之一，即从必然王国时代到自由王国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谈道：“自由王国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6]所谓“必然王国”，是指人们没有掌握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行为活动受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盲目力量支配和奴役的状态。在这个阶段，人们困囿于自身的物质生产；而“自由王国”，则是指人们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使自己成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能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阶段，物质生产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自由的、愉悦的、幸福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两阶段说之二，即从史前史时代到人类史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分析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个时代”之后，接着指出：“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所谓的“史前史”，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仍受到动物性的制约，还没有真正进入人的发展阶段。1846年，《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随着每一代在前一代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8]。因此，所谓的“人类的历史”或简称“人类史”，指的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自由发展的未来社会的历史。当然，在有些地方，马克思也把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称为“史前时期”。
2.三阶段说
三阶段说之一，即从封闭时代，经过半封闭半开放时代，到开放时代。这种划分，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划分做过经典表述：一开始，各民族均处于孤立封闭状态，此时整个世界处于封闭时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新航路开辟，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交往的扩大使得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人类逐渐走出了封闭时代，进入半封闭时代；而后，“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整个世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此，人类社会也就由原来的封闭时代，经过半封闭半开放时代，最终过渡到开放时代。
三阶段说之二，即从原始公有制时代，经过私有制时代，到共同所有制时代。根据马克思的众多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等分配，这是原始的公有制时代；在此以后，随着家庭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私有制得到发展，并逐渐取代了公有制，其间经历了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私有制，或者说经历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阶段、“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阶段，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时代；最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私有制终将被消灭，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为社会成员全体所共同拥有。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明确提到了此种时代划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0]由此可见，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也不是对原始公有的回归，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有，是社会共有、个人所有的有机结合、高度统一。
三阶段说之三，即从人的本质不能充分展现的时代，经过人的本质异化的时代，到人的本质真正回归的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1]。在第一个时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社会关系的狭隘，个人成长的条件是不全面的，所以人虽然能够占有自己的本质，却是不充分不完全的。进入第二个时代（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人发展了起来，人的本质也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展现，但是这种展现却由于“异化劳动”而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连同人相异化，把正常的关系颠倒了。因此，只有推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消除了异化劳动，人的本质才能重新真正被自己占有，真正回归本质。只有到了那个时代，人终于成为真正的人，真正全面占有了自己的本质，“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2]。
三阶段说之四，即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时代，经历虚幻的共同体时代，到真正的共同体时代。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从共同体的角度对时代做了划分。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13]，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个人完全从属于共同体，依托共同体而存在，这是一个没有个人的时代。其次，随着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人们作为阶级成员隶属于这个共同体、作为个人隶属于市民社会，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区别，“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4]。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个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相对于“国家”“阶级”而言，个人仍然没有完全实现自身的自由。相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时代”。最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真正的共同体时代。“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6]。
三阶段说之五，即从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经历物的依赖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到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7]在人的依赖社会形态下，人不能离开他人而发展，这是一个个人没有独立性的时代；而在物的依赖社会形态下，人们开始有了独立性，这是一个依托“物”而确立个人自身独立性的自由、平等的时代，并且这一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准备着条件。而“自由个性”，则是“马克思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也是个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18]。这样一个“自由个性”的时代必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时代。
三阶段说之六，即从直接劳动关系时代，经历物与物的关系时代，到自由人联合体时代。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认为：产品反映的是人的直接劳动关系，即产品是人劳动的产物，劳动者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的生成和变动反映的是人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带来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产品成为商品之后，随着商品的流动，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转化为劳动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劳动产品一旦变为商品，就带上了拜物教的性质。由此，私人劳动“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9]。为此，他“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20]，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1]。由此，人类也才能进入“自由人联合体”时代。
三阶段说之七，即从游牧时代，经历农业社会时代，到工业社会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中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22]他还指出：“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23]。其中，最为典型的中间环节就是“农业社会”。为此，马克思明确谈道：“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可以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达到。”[24]由此，较为典型的较早的“游牧时代”、中间的“农业社会”时代、当时的“工业社会”时代构成了一个新的时代划分。
3.四阶段说
四阶段说，即从石器时代，经过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到机器时代。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马克思提出：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2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论述道：“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场合，机器被用来完成个别过程，而其他过程（尽管和那些用机器来完成的过程也是相连接的）则形成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它们需要人的劳动并不是用来看管某个机械过程，而是为了实现生产本身。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26]这样，也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四个时代。
4.五阶段说
五阶段说之一，即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8]由此，资本主义也就必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对原始的氏族公社加以深入考察和研究，开始以“原始社会”这一说法取代“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五阶段说之二，即从部落所有制时代，经过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代、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代、纯粹私有制时代，到无产阶级的占有制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29]“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30]“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3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继续分析了“现代资本”的“纯粹私有制”[32]和未来“无产阶级的占有制”，认为“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33]。这样，又形成了所有制关系角度的五个时代划分。
二 马克思关于时代划分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关于时代的划分，有很多种类，关键在于标准和角度的多样性。根据上述种类，其标准也大致有这样几种，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制、生产工具、人的发展、人的本质、人的关系、社会状态等。这些标准与依据对应前述几种划分，有的比较单一，如按照生产工具标准划分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机器时代，如按照所有制划分的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时代，但更多具有综合性标准。马克思关于时代划分标准和依据的多样性，一方面是基于研究问题的不同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另一方面是基于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提出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时代的划分坚持和体现了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时代划分最重要的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也是马克思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马克思曾多次强调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4]“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5]“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6]判断一个时代，不以主观意识和认识为依据，而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所在。这一标准，已经为人们所公认。
第二，时代划分的必要性在于问题意识。关于为什么要划分时代、怎样划分时代，马克思认为主要在于“问题”，即出现了问题，如何去面对、去认识、去解决。对此，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7]因此，马克思对时代进行划分，关键在于看到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对什么是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38]那么，对这些问题，如何去认识、去解决，马克思认为就要从理论上、实践上、到历史长河中去寻找答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9]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马克思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时代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任务，从而也划清了与以往其他所有哲学的界限，开创了“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时代。
第三，时代划分必须根据基本国情和实际情况。上述诸多对于时代的划分，马克思基本是基于西欧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的。后来，随着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和考察，马克思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自己的许多看法。比如，在“两个必然”之后提出了“两个决不会”。1859年，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到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会导致“社会革命的时代”的到来，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0]。比如，提出了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1877年、1881年，马克思在与查苏利奇往来的信件中指出，“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41]，坚决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42]。因而，对于俄国，“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43]。俄国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4]。所以，时代是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综合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尊重其客观现实，遵循其客观发展规律。
三 马克思的新时代
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其对新时代的理解和界定有诸多论述。其中，“新时代”较多的是指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时代。这主要源于马克思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此时还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相对于封建的、奴隶的乃至原始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新时代”；当然，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显现，因而相对而言未来的共产主义更是“新时代”。
（一）关于资本主义新时代
资本主义时代也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诸多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段性。从生产工具和私有制的产生、发展、消灭的角度，马克思认为可以分为“采掘工业”时期、“小工业”时期、“大工业”时期，[45]指出生产工具和私有制的矛盾是大工业的产物，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消灭私有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马克思认为：最初，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46]。其次，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时期，表现“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47]。最后，是“产生了大工业”时期，即“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48]。而就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发展“这个时代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起初，是“最初的禁令”时期，“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49]“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50]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在继续谈论“工场手工业”“大工业”时期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5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分析了这几个阶段，并指出：“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52]
资本主义时代的进步性。尽管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在于寻求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弊端，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也予以充分肯定。首先，肯定其新时代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3]其次，承认其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54]“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55]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6]。最后，肯定其进步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7]
资本主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极为犀利的观察和极为深刻的思考，因而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首先，其建立具有残暴性。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58]因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9]。其次，其固有的危机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60]最后，其时代的反动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因而，生产力越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性就越明显。《共产党宣言》指出：“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1]因而，资产阶级的时代也就必然会走向无产阶级的新时代。
（二）关于共产主义新时代
共产主义时代的阶段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1849年末至1850年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举办的讲座中，马克思曾谈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将至少经历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三个阶段。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在分析“自由人联合体”的特征时谈道：“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62]由此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可以分为“第一阶段”“高级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是“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63]，而“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4]
共产主义时代两个阶段的特征。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划分，马克思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为标准的。基于以前提出的“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深入分析道：“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5]正因如此，“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66]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67]才能到来。由此可见，“第一阶段”仍有私有制的残留，应实行“按劳分配”，而到了“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四 马克思的时代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时代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时代的大小和新旧都是相对的。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我们可以看出，时代有大时代、小时代、旧时代、新时代之分。就大时代而言，如史前史时代、人类史时代；就小时代而言，如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高级阶段。就旧时代而言，如中世纪；就新时代而言，如未来社会。但是，时代的大小、新旧又都是相对的，如资本主义，相对于史前史或人类史时代是小时代，相对于大工业时代是大时代，相对于封建社会是新时代，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旧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判断，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68]。对这个“新时代”，我们也必须采取这样的认识态度。这个“新时代”“富有鲜明的时代性”[69]，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表现为十个方面的新变化，即新主题、新意味、新方位、新矛盾、新任务、新框架、新布局、新内容、新方略、新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是相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而言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没有变，即基本国情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仍然属于改革开放时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0]如此，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新时代。
根据新时代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我们可以看出，时代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是社会主要矛盾。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矛盾决定社会性质，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因而中国历史分为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1]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指出时代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的宝贵品格和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出，也正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判断力、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定力。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具体战略和解决方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的革命气魄和担当意识。在新时代，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72]。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这个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是新时代的发展蓝图和具体路径。
根据新时代确定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我们可以看出，划分时代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时代、解决时代问题。历史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病，列宁的时代观在于解决帝国主义的弊病，毛泽东的时代观在于解决战争与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时代观在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而习近平的时代观在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3]。同时还提出了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提出了“两个时期”“两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明确，步骤清晰，充分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和信心。
根据新时代构建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必须有时代精神和指导思想。马克思曾说：“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4]因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分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精神产物，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革命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同时，也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这一典型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当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中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指导思想，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相得益彰。为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也必须坚定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跟上新时代、走进新时代，才能贡献新时代、推进新时代。
（此文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13BKS022）、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研究”（14CXJJ21）阶段性成果。
[2] 秦正为（1973～ ），男，山东阳谷人，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世界共运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秦宣、郭跃军：《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 林世昌、张璐：《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理论形态的逻辑演进——论马克思、列宁、邓小平的时代理论和创新发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5] 牟成文：《论马克思的时代观》，《党政研究》2016年第4期。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28～92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18] 王盛辉：《货币权力与“自由个性”的辩证关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草稿）》，《理论学刊》2013年第7期。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8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1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51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2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59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59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7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1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0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3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35～43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6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6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3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3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23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8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60～861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1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7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6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5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6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4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5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5～436页。
[6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9] 高继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鲜明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0] 秦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其深远影响——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学术界》2017年第12期。
[7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7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7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