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迈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新阶段？[1]
安德里亚斯·讷克 著 刘丽坤 译[2]
摘要：脱欧与脱欧之后英国政府的战略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广泛发展趋势的一部分。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紧缩政策导致的收入停滞引发了反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运动。新的发展方向被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且着重发挥国家的作用。这反映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崛起以及全球自由主义制度的削弱之中。组织化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是反动的，因为它为社会对经济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可成为社会改革之源。
关键词：脱欧 组织化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
一 引言
关于脱欧公投的著述已有很多。一些文献检视了脱欧的原因，一些文献则分析了其影响。然而，关于脱欧公投的大多数研究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案例。可以说，这一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决定脱离欧盟。本文认为，脱欧公投只是若干发展趋势中的一种。如果我们将脱欧公投放置在更大的发展趋势之中，那么这一更大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脱欧这一单一案例转向讨论全球政治经济更普遍的发展。
探寻脱欧与其他最近发展趋势的相似之处的显著案例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脱欧公投与特朗普胜选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认为对现状不满的社会经济群体抛弃了自由世界主义理念。随后的章节扩大了分析视角以检视其他西方国家中相似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欧洲大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第四节研讨西方之外出现的相似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大型新兴市场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回顾了这些发展趋势之后，第五节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连同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遭遇的挫折，构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危机。第六节的观点是，如果将这些观察结果纳入历史视角，我们可能已处于组织化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起点之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转折。最后一节的结论是，根据这一观点，脱欧公投并不具备独特性，而是众多发展趋势中的一种，这些发展趋势构成了趋向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转折。
本文避免对脱欧进行详尽的分析，通过强调脱欧公投与其他历史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似性，来助力最近关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研讨。与早期文献不同，本文系统地从脱欧的特殊性转向检视其他国家及全球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被放置在广阔的历史视角之下，并确定了诠释它们的理论工具。鉴于需要广阔的视角分析众多相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本文着重于诠释关于全球政治经济近期发展的既有经验信息。
二 脱欧投票动机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把脱欧纳入分析视角，我们需要强调引发选民投脱欧票的一些动机。脱欧支持者的动机和特征已经得到深入的分析。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众对移民的反对，包括欧盟的难民危机，正如法国加莱难民营所揭示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包括欧盟内部的工作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欧，他们被认为是稀缺工作、住房和社会转移的主要竞争者。后者也在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的另一个动机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即反对英国对欧盟预算做贡献。除了个体的物质动机外，脱欧辩论也揭示出决定脱欧的更具象征性的缘由。这些原因包括对国家主权的偏好，以及对伦敦金融城和欧盟所秉持的世界主义立场的反对。如果我们检视这些动机的社会基础，就会发现，脱欧公投体现了民众对英国部分地区去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剧的忧虑。这一过程对部分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中上层和上层阶级则受益于相关的金融化进程。因此，贫困家庭比富有家庭更支持脱欧。特别倾向于投脱欧票的选民正是那些认为其个人财政状况正在恶化的人。此外，投脱欧票在英格兰乡村和英格兰北部地区最为普遍，大伦敦则主要投票支持留欧。正规教育程度有限的老年选民表现出投票支持脱欧的倾向，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更有可能投票支持留欧。
总体而言，脱欧公投表明传统经济上的左右翼分裂正让位于政治上的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分裂。这一向度往往使全球化中的输家与赢家相对抗；世界主义者强烈支持全球化，而社群主义者则严重质疑全球化。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为纠正市场结果而实施社会再分配的程度——这是左右翼分裂线上的核心议题，而是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实体如欧盟和全球金融市场哪一个应为决策中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分裂的偏好与社会经济问题有关。例如，从社群主义视角来看，跨界移民被视为主要威胁。教育程度有限的选民和老年选民常常持这一观点，因为这些选民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相比，难以跨国就业。
相反，与正式技能同样有限的移民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他们利益受损。而且，伦敦金融城中具有国际倾向的金融业的利益也遭到持社群主义观念的选民的深刻质疑。这些选民倾向于英国经济的再工业化，认为这更契合他们的技能水平。
如将这些动机和特征与将特朗普选为总统的那些美国选民的动机和特征相比较，则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仅次于既有的种族与性别分裂线的是，在美国大选中出现的有大学学历和无大学学历选民的新分裂线。无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使特朗普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优势。特朗普的当选可被理解为他们对以往美国政府所持有的世界主义立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成为重大议题。许多选民藐视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因为华尔街主导金融全球化，还因为全球化的贸易，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被视为美国经济日益去工业化的原因，去工业化进程对美国大部分劳工尤其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劳工的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大部分中产阶级，特别是依赖制造业之地区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惧怕经济衰退，并投票支持特朗普。
综合来说，脱欧公投与特朗普的当选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反对世界主义、偏好对大规模移民做限制性规定，也包括反对超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如脱欧涉及的欧盟、特朗普竞选所涉及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在美国与英国，人们越来越关心持续推进的去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已对劳工、中下阶层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民族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保护经济、抵御全球化所推动的自由化趋势（移民、贸易、金融危机），得到了英国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和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选民的支持。
三 脱欧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及日本的崛起
前面所讨论的发展趋势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类似的发展趋势也出现于欧洲大陆。截至目前，这一趋势在匈牙利和波兰等中欧国家中最为显著。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是在反对世界主义的平台上取得大选胜利的，如难民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愈发强烈，在中欧诸国则具体表现为质疑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些依附性市场经济体中的重要作用。与英美一样，主要的社会经济群体，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且未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群体，也开始反对有利于自由跨境经济交流的经济模式。这里反对的重点并不在于工作移民，而在于主导他们国家经济的外资银行和其他公司。目前，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在承诺“让这个国家重返伟大”的背景下当选的，而它们的这一规划是以复兴国内工业为基础的。
在其他欧洲大陆经济体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发展趋势，尽管与英国、美国、匈牙利和波兰相比，这一趋势并不显著。多年来，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凭着反对欧盟、难民和劳动力跨境迁移的政治议程而蓬勃发展。同时，这些政党承诺以社会保护和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基础来创造就业。在许多地区，这些政党取代了社会民主党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各地，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已被选入议会。它们参与了芬兰和挪威政府的组阁，并在丹麦和瑞典强势崛起。最近，它们已接近掌控欧洲大陆某些政府的主导权，如在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总之，相似的发展趋势几乎出现于所有西方国家。
脱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更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的核心成分是脱离世界主义立场、反对跨境工作移民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人们对金融市场、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注度不一，但至少在言辞上都注重工人和中下层阶级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使国家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英国，这一点不仅是脱欧公投的重要动机，也成为特蕾莎·梅保守党政府政策纲领的核心要素，包括向国际化精英和避税的跨国公司发难、承诺执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干预、重建国内工业的相关尝试以及移民政策的反转。
乍看起来，似乎只有日本是例外，但通过更仔细的调查，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发展趋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右翼新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些问题在日本不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非常严格的限制性政策，难民和经济移民都不是重要现象。日本经济仍由日本企业控制，例如就高管薪酬而言，不平等程度相当低，失业率在整个经合组织中最低。日本不断抵制在发达经济体中出现的自由化趋势的某些方面，如在许多经济产业中保持高度的卡特尔化和非正式协调。然而，就经济政策而言，“安倍经济学”与西方经济体中的新民粹主义经济学说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总理领导之下，日本鲜少支持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而安倍在大选中的口号正是“夺回日本”。当然，其政策重点在于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日本经济的最大化增长，如针对经济对手的日元贬值。同时，这些政策将去工业化和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与欧洲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党相似，这些政策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正如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日本会议”在政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所表明的。鉴于这种状况以及政府的民粹主义观，日本维新党之类的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难以像西方民粹主义政党一样掀起风浪。
四 大型新兴市场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后脱欧策略的蓝图？
前面的讨论引出了经济民粹主义是全球现象还是仅限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问题。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反，如果不考虑大型新兴市场的情况，就断言全球政治经济的状态将会使人误入歧途。截至2016年，按名义价值计算，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位列全球十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已取代了排行榜上的意大利和加拿大。即使我们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放在一边，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至少应将中国、印度和巴西纳入考虑范围。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其与西方经济趋势变化的相似之处就会变得清晰。事实上，西方新兴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似乎吸收了大型新兴市场在过去三十年所确立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些核心特征。
对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强调国家和国家保护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替代方案的核心作用。与自由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巴西（上任政府执政时期）、墨西哥、中东欧的依附性市场上，存在不愿接受外国跨国公司要求开放国内市场的现象。作为最重要的全球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也选择性地开放了某些行业，限制他人的准入权，或者促使外国跨国公司加入合资企业。在大型经济体中，中国与印度的国家控制平均度最高。在外国跨国公司已获得准入权的国家如巴西，政府以信贷补贴之类的形式支持国内资本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正如巴西开发银行所做的那样。作为这种新重商主义模式中的现代化因素，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有选择的私有化）是受欢迎的，但前提是它们未对国家资本构成威胁。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资本管制，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以避免全球资本市场短期波动造成破坏性的动荡。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中的增强也可被理解为对金融全球化之风险的逆反应。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国家的近期发展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包括脱欧以及随后关于英国新经济模式的争论。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存在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再）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反，跨国经济力量则被质疑。这也同样适用于世界主义理念，相比于强调国家经济实力和中央控制的观念，世界主义理念更不易被接受。这与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华盛顿共识”相似，它在自由资本主义鼎盛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蓝图。
五 脱欧与自由资本主义国际制度的危机
如果我们要评估资本主义的总体发展，就必须更广泛地关注全球经济制度。脱欧公投也可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国际制度之成员资格的拒绝，也就是拒绝欧盟。这可被看作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一系列相关发展中的一种趋势。
随着2003年9月坎昆部长级会议扩大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议程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制度的强烈反对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巴西、印度和南非领导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盟退出谈判的时候，通过纳入新议题（竞争、投资、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来深化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关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磋商仍在继续，但要实现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大突破已不可能。随后，资本主义核心国通过缔结主要的区域间协定来挽救至少部分议程，这些协定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因为先前协议所包含的多边主义貌似不再可行，这些协定包括了“新加坡议程”的核心要素，也是拯救全球自由贸易议程的次优选择。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当选，鉴于他对区域间贸易协定的敌意，这一选择似乎也已不可行。因此，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正在见证缔结双边贸易协定之趋势的勃兴。尽管政府间的互惠协定也可助力某些情况下的贸易自由化，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它们难以与全球贸易协定相媲美。
然而，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削弱不是仅限于贸易领域，也包括金融市场和发展问题。衡量削弱的重要指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本管制问题上不断变化的立场。资本管制是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主要障碍。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来反对这些控制措施，但最近它已经大大缓和了其立场，并建议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这些控制措施。
另一个衡量国际自由主义制度削弱的指标是，中印等国拒绝披露《关于遵守标准和守则的报告》的相关信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收集此类信息以维护自由主义金融体系的结构。在开发性金融领域，全球自由主义机构的主导作用也遭到削弱。对中国和金砖国家集团设立替代性的国际开发银行的举措应予以重视，特别是2016年开始运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脱欧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国际制度日益被削弱的趋势。因欧盟实施最低带薪休假政策和反歧视法等，英国工人运动的某些部分将其视为社会进步力量，而这一看法遭到英国左翼的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是新自由主义力量。不仅欧盟实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被指责为强迫自由化的个案，一些人也责难欧盟的竞争政策限制了英国铁路重新国有化的可能。从欧洲大陆或斯堪的纳维亚进步观念来看，鉴于欧盟打击工会的悠久历史，欧盟显然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进步力量。因此，英国决定离开欧盟可以被视为又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际制度遭到削弱的案例，即使英国政府在其“英国计划”中威胁要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脱欧之后残存的联盟，事实也如此。这包括在全球实施低税制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与欧洲的自由经济秩序建立在与所有经济体相关的普适性规则之上，而不是个别国家之间的互惠协定之上。它还依赖这些规则的统一实施，这正是英国政府明确反对的一点，它一直强调它对欧洲法院权威的反对是“硬脱欧”的主要缘由。
六 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历史发展的理论
脱欧公投只是具有自由世界主义倾向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中的众多发展趋势之一。其他的发展趋势包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的兴起以及包括欧盟多重危机在内的全球自由经济制度的危机。因此，全球政治经济似乎已经与具有自由世界主义倾向的资本主义分道扬镳。出现各种各样的发展趋势并非巧合。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西方劳工和中下阶层收入停滞的刺激之下，紧缩措施得到普遍实施。但是，上述许多发展趋势已酝酿许久，因此有必要采取长历史视角。
脱离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趋势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相似之处就已经得到确认。虽然起初辩论的重点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与2008年后的经济衰退之间的比较，但最近辩论的重点已经转向比较这些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反应，并特别关注右翼政治极端主义的崛起。当然，历史不会重演。然而，这些时期之间的相似性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为更加普遍地理解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们需要转向关于资本主义的跨期发展理论。鉴于上述发展趋势在最近表现出的特征，现在假定一个完全的综合性理论还为时尚早。但广泛理论框架的要素则是可以得到确认的。有三种特别相关的思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演绎的“双重运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所提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以及“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
对最近发展趋势的理论诠释包含一个明显的要素，即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第一波应用波兰尼的概念框架解释当代经济的浪潮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且以对经济的社会嵌入之预期为特征，但是最近观察家已开始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诠释为“双重运动”的一部分。这与波兰尼的观察是一致的，即强调罗斯福新政的平行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这一平行发展是随20世纪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的崛起而出现的，亦是“双重运动”的一部分。相应的，脱欧和本文所载明的发展趋势也可被视为“双重运动”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十年，这一“双重运动”致力于反对自由世界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
而且，当前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相似之处已指向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在此处，波兰尼的著作所能提供的帮助较为有限，因为它只包括关于反对深化自由市场的理论，而缺少关于这些自由市场兴起之初的理论。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理论，SSA理论特别适用。这一理论是调节理论的变种，它融合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要素，并假定资本主义调节阶段与自由竞争阶段之间的交替变化。这两个阶段都会持续几十年，但都内在地呈不稳定态势。
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竞争阶段常在动荡的危机中结束。而调节阶段往往终于经济停滞时期，这是由于它在确定商品、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存在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的金融危机可被看作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所出现的危机走向终结时期的一部分，而这与大萧条相类似，大萧条即是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顶峰。
然而，SSA理论的一个主要构成要素似乎有些问题。在二战以后，关于资本主义调节阶段的概念可能是恰当的。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对经济的国家和国际公共调节在二战期间及之后都起到较强的作用。但是，上面所强调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恢复这种调节。虽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但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对资本主义实施社会再管制的重大进展。如果假设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对自由世界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和资本主义史上存在周期性运动，那么就需要一种替代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能把当今和战后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涵盖进去。表述当前发展趋势和20世纪30年代境遇的最佳概念似乎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组织化资本主义”是由一群德国和奥地利理论家在20世纪初演绎出来的概念，其时它着重强调金融资本和卡特尔在欧洲和美国经济中的强大作用。
简而言之，关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公司是“老板和内部成员的”私人企业，还是“准公共基础设施”，进而，它是否在经济决策上受制度认可的集体利益的制约。后者被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其集体利益所涵盖的范围从部门利益延伸至阶级利益再至政治利益，如支持战争经济。组织化资本主义通常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尽管它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垄断资本主义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福特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具有高度的经济活动组织性，且反对高度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一方面包括卡特尔、托拉斯，另一方面包括企业连锁和社团主义，它们都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在这两种情况下，私营企业的领导必须要迎合整个的卡特尔组织，且要考虑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此外，由于这种高度的组织性，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能比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更易受目的驱动的社会影响。由此，纳夫塔利（Naphtali）1928年领导下的德国工会联合会总务委员会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视为迈向经济民主的重要一步，然而，要求回归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诉求被诸如桑巴特（Sombart）之类的经济观察家斥为反动。无论如何，至少在德国，法西斯摧毁了“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一短语所包含的任何积极意涵。但是，组织化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体中一直存续至20世纪80年代，其时，它遭遇了（新）自由主义之“无组织”资本主义的勃兴。
可以说，美国、波兰、匈牙利以及特蕾莎·梅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所提议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都可以被归入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一大类之中。个体公司可以追求利润，但必须在工业（再）发展之首要政策的背景下进行。通过反对自由资本主义，这些政府甚至被视为推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先驱。迄今为止，保守派乃至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府能够最好地驾驭这一波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然而，组织化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是反动的——它为社会对经济施加影响开辟了更广阔的路径，因此可以成为社会改革之源。
如果我们将上述理论分析合在一起，那么脱欧公投和脱欧后英国政府的战略可被视为资本主义广阔发展趋势中的众多因素之一。这些事件指向了反自由资本主义运动，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劳工和中下阶层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所引发的反抗运动。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运动是自由资本主义与组织化资本主义之间长周期循环的一部分，并代表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类似，这一阶段既可以迈向进步方面，亦可以迈向反动方面。
七 结论
本文指出了脱欧公投与全球政治经济其他最近发展趋势之间的重要相似之处。不仅特朗普的当选，而且最近欧洲大陆选举的结果、日本现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主要新兴市场的长期发展轨迹都指向了同一方向。这一方向即是脱离经济组织的自由世界主义原则、迈向更具组织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且更加关注国家的作用。可以说，组织化资本主义已经在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中建立起来了。此外，这些发展并不局限于最重要经济体的国家层面，而是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全球经济秩序层面，在全球经济秩序层面，自由主义制度正慢慢被削弱。事后来看，50～1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将脱欧公投记录为预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众多事态发展之一。
将这些观察结果纳入关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理论之后，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见证朝向组织化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长期转向，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转折。转向组织化资本主义将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还是诸如法西斯崛起的历史灾难，还不好说。相比于制度稳定阶段的资本主义，两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更具流动性，对政治施动性的开放度也更大。这也适用于脱欧及相关的发展趋势。脱欧公投可能会导致仇外、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兴起，但它也可能会把人们引向更迎合劳工和中下层阶级需要，且以成功的再工业化和社会改革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和政府间合作是否能够管控当今趋向组织化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发展形势所带来的紧张局势。美国新政和二战后的30年已经证明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此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6期）
[1] 本文原载于《竞争与变化》（Competition & Change，国际商业与政治经济杂志）2017年第3期（总第21卷）。
[2] 安德里亚斯·讷克，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丽坤，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