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 大转折：从民生、经济到社会
总报告编写组[1]
摘要：人口老龄化影响之广之深，遍及民生、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城乡、区域和国际战略格局等几乎所有领域、所有层面。老龄化正同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一道，构成重塑人类社会的认知背景和基础力量。2018年，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步入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老龄社会。老龄社会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成，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与人类进步相促而进。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全局的、长期的，是不可逆转的，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暂时的；不限于养老，也不限于社会保障。面对老龄社会，必须打破老龄社会就是解决如何养老的思维桎梏，站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的角度，充分认清老龄社会潜在的巨大价值，积极推动市场创新、社会创新和政策创新，催生适应老龄社会的创新平台、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和创新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任何年龄都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社会。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老龄社会 社会转型 民生
一 老龄化三动力
老龄化，指的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发展趋势。[2]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推动老龄化的力量，主要来自长寿、少子、迁移三个方面。
（一）长寿：老龄化“发动机”
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随着寿命的越来越长，老龄人口自然增多，由此推动着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不断扩大。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2000～2005年的67.2岁上升到2010～2015年的70.8岁，增长了3.6岁。未来，人口平均寿命还将继续上升，2045～2050年有望达到77岁。[3]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1949年只有约35岁，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增至68岁，2000年升至71.4岁。在短短的51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还多，提高的幅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见图1）。
图1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二）少子：老龄化“加速器”
与寿命延长同步而来的，还有少子。受工作、生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生得越来越少，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在顶部不断扩大的同时，底部持续缩小，进一步加速了老龄化的步伐。
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都在下降，越来越多国家进入低生育水平。2010～2015年，全球有83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6%。其中，26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中位数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从2010～2015年的2.5降至2045～2050年的2.2，进而降至2095～2100年的2.0。[4]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人口生育率迅速从高转低，并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尽管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了二孩政策，但从2017年和2018年的情况看，生育水平仍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12.43‰，与2016年的1786万人和12.95‰相比，双双有所下降。并且新出生人口中，二孩比例超过一孩比例。[5]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低，人口出生率为10.94‰，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新低。[6]
图2 1949～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迁移：老龄化“变压器”
与长寿、少子相比，人口的迁移流动不是推动老龄化的直接动力，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特别是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流动，能够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起到缓解或加剧当地老龄化程度的直接作用。
截至2017年，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数量约2.5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4%，比2000年增长了49%。并且，这些移民中75%处于劳动年龄，大多在20～64岁，占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4.5%。这些国际移民对于世界多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缓解了部分国家或地区人口衰退的状况。2000～2015年，移民对北美地区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对大洋洲国家的贡献率为31%。如果没有移民的人口贡献，欧洲2000～2015年的人口总数就已下降。[7]
2011年以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虽然有升有降，但长期在总人口中保持较大比重。2011年为2.30亿人，2014年增至2.53亿人，2015年为2.47亿人，2016年为2.45亿人，2017年为2.44亿，2018年为2.41亿人。以2016年为例，流动人口中有75%以上都是劳动年龄人口。[8]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受益于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常住人口的老龄化。
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城镇化等多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人均寿命快速提高、生育快速下降、迁移快速增长。这就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进入了发达国家历经百年才走到的老龄化社会。
二 老龄化进程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标准有：对个人而言，60岁为进入老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还可进一步区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超重度。轻度指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7%但低于14%，中度指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4%但低于20%，重度指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20%但低于40%，超重度指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40%。
（一）全球老龄化大势所趋
19世纪中叶，以法国为首，瑞典、挪威等欧洲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20世纪40年代，部分欧洲学者开始探讨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联合国发布了由法国人口学家皮撤撰写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国际社会开始重视老龄化。1974年，世界第一次人口大会确认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呼吁各国高度关注老龄化。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从发展和人道两个方面加强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保证老龄群体生活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并有机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1999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重申，所有社会都必须重视未来老龄化的发展。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见图3）。
图3 国际社会关注老龄化的历史进程
1.发达国家领跑世界老龄化
发达国家以法国为首，自19世纪中叶开始相继步入老龄社会，是世界上老龄化起步最早的国家和地区。1950年，发达国家老龄人口达0.94亿人，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一半；老龄化水平11.6%，比世界平均值高3.5个百分点。此后，发达国家老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水平快速升高，遥遥领先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发达国家老龄人口增加至2.99亿，扩大了2.2倍；老龄化水平升至23.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倍。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全部进入老龄社会。世界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前20个国家中，大都是发达国家。2050年，发达国家老龄人口规模将增至4.2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2.8%。[9]
2.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速度后来居上
比较各国65岁老龄人口占比从7%到14%所需要的时间跨度，法国130年、瑞典85年、美国70年、菲律宾35年、蒙古25年、泰国20年。与发达国家老龄化一般和经济增长同步且时间跨度长、呈渐进式发展不同，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2倍。
老龄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攀升，1950年为53.5%，2015年为66.8%，2050年将达到79.9%，2100年将增至86%。2015～2050年，全球老龄人口净增加量的90%将来自发展中国家，2050～2100年该比重还将扩大到98%。
3.全球老龄化展望
2017年6月，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预测了未来全球老龄化的趋势。
从数量上看，全球老龄人口将继续增多。2017年全球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9.62亿，占全球人口的12.7%。未来将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2050年，全球老龄人口将达到21亿，占全球人口的21.4%。2100年，全球老龄人口将达到31亿。
从规模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步入老龄化。1950年，世界上只有49个国家或地区跨入老龄社会，不足国家总数的1/4，老龄化水平最高不过17.2%。2015年，这一数字已增至94个。其中43个国家或地区是中度老龄社会；还有1个国家达到33.1%，进入重度老龄社会。到2050年，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或地区将增至158个，占国家总数的约3/4，其中9个国家超过40%，为超重度老龄社会；48个国家或地区为重度老龄社会。
2017～2050年，欧洲老龄化水平将从25%增长至3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老龄化水平将从12%增长至25%；亚洲老龄化水平将从12%增长至24%；北美地区老龄化水平将从22%增长至28%；大洋洲老龄化水平将从17%增加至23%；即使拥有最年轻人口分布的非洲，老龄化水平也将从5%上升至9%。
（二）中国老龄化发展阶段
1999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达到10.3%，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始进入为期百年的老龄化世纪。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将中国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老龄化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0]
1.快速老龄化阶段（1999～2022年）
老龄人口数量从1.31亿增至2.68亿，老龄化水平从10.3%升至18.5%。
2009年，随着1949～1958年第一次出生高峰人口步入老龄，中国老龄人口迎来第一个增长高峰，年均净增加840万，年均增长率4.07%，是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6倍。
2022年，随着1962～1976年第二次出生高峰大部分人口步入老龄，中国老龄人口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年均净增加1106万，年均增长率3.26%，是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98倍。中国老龄人口与少儿人口数量相同。之后，老龄人口数量开始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中国进入以抚养老龄人口为主的时代。
2.急速老龄化阶段（2023～2036年）
老龄人口数量从2.68亿增至4.23亿，老龄化水平从18.5%升至29.1%。2029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14.63亿；2030年，中国总人口开始负增长。
3.深度老龄化阶段（2037～2053年）
老龄人口数量从4.23亿增至4.87亿的峰值，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9.1%升至34.8%。
2046年，随着1987～1995年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进入老龄，中国老龄人口迎来第三个增长高峰，年均净增加666万，年均增长率1.42%。
4.重度老龄化平台阶段（2054～2100年）
老龄人口增长期结束，由4.87亿减少到3.83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始终稳定在34%上下。
2053年，中国老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4.87亿，比同期发达国家老龄人口总和多约6700万人，约占届时亚洲老龄人口的1/2、世界老龄人口的1/4。
205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峰值34.9%。
2055年，中国老龄人口总体规模开始进入缩减期，老龄化水平略有下降且基本稳定在34%上下。
（三）中国老龄化未来“四超”格局
1.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
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十分巨大。中国老龄人口2013年超过2亿，预计在2025年和2033年分别达到3亿和4亿，2053年将升至峰值4.87亿，21世纪后半叶一直稳定在3.8亿～4.0亿，约占总人口的1/3。2070年前，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2.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
中国是世界上除日本外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老龄化水平从1999年的10.3%到2054年的峰值34.9%，仅用55年时间。而英国、法国等国家这一过程基本都在100年以上。
3.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
中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2010年为1904万，2021年达3000万，2033年超过5000万，2049年达到1亿，2073年达到峰值1.34亿，年平均净增加183万人，是老龄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21世纪中叶，中国高龄人口将占世界高龄人口总量的1/4，相当于发达国家高龄人口的总和。21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始终是世界上高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100年，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达到33.6%，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是80岁以上者。
4.超稳定的老龄化结构
中国老龄化水平在2054年前呈持续增长状态，2054年达到峰值34.9%。此后，虽然中国老龄人口开始缩减，但其他年龄段人口也将同步减少，老龄化水平仍将长期稳定在33%左右。一直到21世纪末，中国将一直处于超级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
（四）中国：边备边老、边富边老
2018年，是中国第一次出生高峰人口步入老龄的最后一年。2019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处于三年缓和期，每年老龄人口的增长数量有所缓和。2022年前，尽管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和所占比例快速上升，但中国劳动力资源供给仍然相对充分，还处于老龄化的初级阶段。同时，随着国家、社会对老龄化的重视，中国正从未备先老、未富先老转向边备边老、边富边老。
从国家层面看，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则纲要都明确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有关政策体系逐步完善。2013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十三五”涉老专项规划20多项，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涉老政策近300项，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更加成熟健全，政策涉及领域持续拓展，政策内容更加精细化。
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已成为中国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关注的人群从个别专业人士扩展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关注的视角从个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关注的领域从局部性的养老、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扩展到全局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城乡、区域和国际战略格局等几乎所有领域、所有层面。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在持续走向老龄化的同时，经济发展也非常迅速。1999年中国老龄化水平超过7%，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为7229元；而当2017年中国老龄化水平达17.3%时，人均GDP已提升到59660元，增长了7.25倍。比较中、美、日、韩四国在老龄化7%和10%时的人均GNI——老龄化水平7%时，美国、日本、韩国的人均GNI分别是中国的1.66倍、2.31倍和10.12倍；老龄化水平10%时，美国、日本、韩国的人均GNI分别是中国的1.02倍、1.39倍和2.73倍。[11]
从服务层面看，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2014～2017年，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从1.9万家增至4.3万家，社区互助养老设施从4.0万家增至8.3万家，社区养老床位从187.5万张增至338.5万张。同时，养老机构及服务设施从2006年的3.8万家增至2016年的14万家，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从2011年的19.1张增至31.6张。[12]
三 中国老龄社会表征
所谓老龄社会，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老龄化的持续推动和影响下，社会结构、关系、特征发生整体性、持久性和不可逆变化，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
老龄社会起于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是社会所有领域、所有层面的全方位变革，包括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方面内容，包含但不限于社会老龄化、老龄人口保障等视角。
相较年轻社会，老龄社会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龄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一起构成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经济供需两侧发生重大改变，基本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增长动力、核心要素、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市场供需发生重大调整和改变，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提出的需求；三是各个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通过一系列对生命、传统、伦理和家庭的具体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进行新的构建。
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的老龄化是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老龄化，中国老龄社会与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几乎同时到来，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老龄社会有其特定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一）人口特征
1.个体变化显著
从生命长度上看，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从1949年的35岁到2017年的76.7岁，个体的生命长度增长了1倍有余。人生七十古来稀，已变为人生七十很平常。面对日益延长的生命周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家庭形态、消费模式、心理状态都需要做出大幅调整。
从生命周期上看，老龄时期占生命周期的比例明显提高，日益接近1/4，如何有效调适年龄增长带来的心理变化，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实现积极养老、有为生活，需要个体早做规划，提前做好准备。
从生活方式上看，各种需求明显增强。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健康、文化等软性需求，并且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同时，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新月异，传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正在被重塑，这些都将对老龄群体产生重要影响。
2.总量先升后降
一是人口总量先升后降。中国人口总量2012年为13.54亿，随后以年净增量递减的方式继续增长，2018年达到13.95亿，预计2029年达到峰值14.63亿。从2030年开始，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将少于死亡人口数量。人口总量开始缩减，2050年减少至14.17亿，2100年进一步减少至11.31亿。[13]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先升后降。2012年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5.89亿增长至9.40亿，净增3.51亿，年均净增加121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61%。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最大值9.40亿，进入劳动力资源从增加转为减少的“拐点”。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缩减，2018年已降至9亿以下，预计2042年减少到不足8亿，2052年进一步缩减到7亿以下，21世纪后半叶稳定在6亿上下，到2100年降至5.81亿。[14]
三是老龄人口数量先升后降。中国老龄人口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上升，2013年超过2亿，预计在2025年达到3亿，2033年达到4亿，2053年升至峰值4.87亿，此后进入负增长，2100年降至3.82亿。[15]
3.老少结构倒置
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传统人口年龄结构呈“橄榄形”，劳动年龄人口居于中间，占大多数；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居于两头，少儿人口始终多于老龄人口（见图4）。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中国老龄人口持续增多，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向“倒梯形”转变。老龄人口数量将于2022年追平少儿人口数量，此后超过少儿人口数量，并逐渐拉大差距。2035年，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少儿人口数量的1倍以上。
图4 2003年和2017年中国人口结构对比
注：抽样调查人口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50～21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数量同步减少。总人口规模从14.17亿缩减到11.31亿。少儿人口规模从2.21亿逐渐减少到1.66亿，占总人口比重稳定在14%～15%；劳动年龄人口从7.13亿递减到5.82亿，占总人口比重徘徊在50%～52%；老龄人口数量从4.83亿以上逐渐减少到3.83亿，占总人口比重在33%～34%波动。[16]
4.分布不均衡现象突出
从城乡分布上看，农村老龄化水平和速度明显高于城镇。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等因素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201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5.6%，比城镇高5.7个百分点；2028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5%，农村将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阶段，比城镇高10.9个百分点；2030年起，中国进入老龄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农村和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距也达到最大，相差12～13个百分点；2053年中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开始回落后，城乡老龄化水平的差异虽然不断缩减，但是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始终高于城镇。
从区域分布上看，21世纪中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都将快速老龄化，但是进度上参差不齐。按65岁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计算，2000年全国有14个省、市、自治区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到2030年，将有10个省、市（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重庆）的老龄化水平超过20%；11个省、自治区（内蒙古、河北、安徽、福建、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广西、山西）老龄比水平为15%～20%；9个省、自治区（广东、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海南、云南以及江西）老龄化水平为10%～14.9%；只有西藏略低于10%。到2050年，吉林、上海、黑龙江、浙江、辽宁、天津、内蒙古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北京、山东、江苏等10个省、市、自治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5%～30%；河北、安徽、江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0%～25%；贵州、青海、新疆、西藏4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将在15%～20%。
（二）社会关系
1.家庭变迁加剧
近年来，中国家庭小型化、少子化趋势明显，导致家庭养老基础日渐薄弱，养老压力日益加大。平均家庭规模从1982年人口普查的4.41人缩小到2000年的3.42人、2010年的3.10人，2050年将进一步缩小至2.51人。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重已经达到1/3，并呈增加趋势。无子女老龄家庭还将由2010年的840万户增加至2050年的4000万户。
同时，中国面临高风险的独居和空巢老龄家庭持续增加。无配偶老龄人口2010年为5162万人，2030年将倍增至1.05亿人，2055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62亿人，2100年仍保持1.40亿人。丧偶老龄人口2010年为4786万人，2030年将倍增至9770万人，2055年达到峰值约1.55亿人，2100年仍保持1.35亿人。
2.代际矛盾增加
在家庭内部，中国老人基于财产和经验的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在家庭中从强势转为弱势，年轻人和成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提升，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家庭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家庭代际矛盾的增加。
在社会层面，老龄化水平的提高，需要社会加大对老龄人口住房、养老、生活服务、娱乐等方面的供给力度，从而改变中国传统的代际利益分配格局。这种改变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将影响其他年龄人口的利益，催生社会利益分配链条上的一系列矛盾。同时，部分老龄群体无法适应网上办公、电子支付、手机打车等新模式，代际间形成新的电子鸿沟。[17]
3.参与社会生产方式多样
老龄化必然伴随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中国也不例外。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劳动力成本抬升，促使企业寻求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再加上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个体参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形式、就业渠道、工作标准、工作收入将更加多样。
（三）社会规则
1.老龄群体的社会地位提升
传统社会结构下，老龄人口数量少、比例低，并已退出主流生产领域，通常处于边缘群体的位置。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龄人口持续增多，在总人口中比例不断攀升，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意识增强，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诉求增多。2015年，中国65%的老龄人口参加了最近一次的社区选举，[18]反映出老龄群体对此的重视。这就要求社会规则从传统的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全面调整，将老龄群体作为规则制定者之一。
2.老龄群体的社会作用增强
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参与能力的提升，改变了老龄群体仅是社会管理客体的传统社会管理结构。2015年，中国45%的老龄人口参加了帮助邻里、维护社区卫生环境、调解邻里纠纷等社会活动；73%的老龄人口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19]老龄群体越来越多地既是照顾享受者，也是照顾提供者，兼具社会管理客体和社会管理主体多重身份。老龄群体社会参与意识与能动性的增强，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社会管理体系重心转移
与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活动于企事业单位、少儿人口主要活动于学校不同，老龄人口主要活动于社区，普遍对社区有较强的归宿感、认同感和依赖感，习惯依托社区居家生活，由社区提供各种管理和服务。同时，就业人员退休后，原单位也会将其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移交社区，使其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社区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社会组织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凭借其灵活性、专业性特征，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兜底和市场追求利润之间的空白地带。中国现有各类老龄社会组织80多万个，推动这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不同的能力和知识发挥不同的功能，互为补充和支持，可以帮助老龄群体更充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另外，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企业，以民非和企业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可以同时获得政府支持和商业投资，实现快速扩展和高效运营。
（四）文化心理
1.传统“孝”文化受冲击，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孝文化所依赖的载体。“421”结构下，代际赡养负担加重，再加上城市化带来的迁移流动，子女往往对尽孝行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生前遗嘱、心灵呵护等观念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对传统孝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2.文化形式更加多样
老龄化改变了中国传统以青年为消费主体的文化市场。老龄人口的文化消费意识和消费购买力持续增强，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动力。京剧、书法、绘画、秧歌、鸣鞭、空竹等传统文化持续回温，广场舞、门球、沙狐球等群体性文娱活动广受欢迎。越来越多的老龄群体走出家门步入社会，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体力量。中国老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呈现数量多、种类全、坚持久、影响大等特点。
3.心理准备严重不足
对于进入老龄后的生活，中国老龄群体普遍没有制定新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对丧偶、重大疾病等负面因素，特别是由此导致的家庭贫困、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等，老龄群体普遍缺乏心理准备。此外，对于如何借助老龄群体的丰富经验和能力，满足老龄群体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心态，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地缺乏制度安排。
四 中国老龄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
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变，是劳动力数量在全社会人口中占比的缩小。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要素出现重大改变，生产方式、经济模式、增长动力、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市场供需等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和改变，以适应老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所提出的需求。
（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中速增长交织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国际标准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先升后降，经历了2000～2007年的飞速发展阶段，GDP从2000年增长8.4%跃升至2007年增长14.2%。随后，受国际经济形势、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影响，GDP增速逐步放缓。近十年，中国经济总体上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维持高增长的供需结构已经发生转变。需求方面，基建、房地产及支撑它们的煤炭、钢铁、建材等工业产品需求见顶，国家做出了相应的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侧改革的调整。
从国际经验看，虽然很多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面临了经济增长放缓趋势，然而我国老龄化面临的形势跟日本、美国不同。发达国家是进入高收入水平之后才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正从未富先老走向边富边老。就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而言，当下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类似，但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才刚刚达到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
（二）老龄社会要求更高效的生产力
在老龄社会中，劳动力数量红利逐渐消退，不仅要求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也要求更高的生产力。老龄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老龄群体占比上升，从而使劳动力供给减少。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一直处于高位，但我国劳动密集型经济仍占一定比重，劳动力供给迅速降低，对于经济运行影响很大，2018年毕业季多省上演的“人才大战”即是佐证。
部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让有能力的老龄群体参与有偿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趋势下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我国也高度关注延迟退休方案，2018年1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文，提出“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适时研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应对措施”。
“延迟退休”尚存争议，充分开发利用“大智移云”等信息技术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大智移云”时代让互联网与产业深度融合，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仅制造业领域，在波士顿咨询的《工业4.0——未来生产力和制造业发展前景》报告中指出，以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带来15%～25%的提升，额外创造附加值4万～6万亿元。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适老化考量
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老龄社会中，城市建设需要更多考虑到老龄群体的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需要融合适老化需求。
2016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7.9298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从所处阶段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只到了中期，经历了粗放的规模扩张的上半场，正在进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下半场。
老龄化和城镇化两大潮流汇集在一起，毫无疑问将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大的趋势性事件。据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Demographic的成果，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目前有102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今后十年这一数字可能将翻倍。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镇，占中国人口的70%。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估算，到2025年，中国将至少有221个人口上百万的城市。
除了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的适老化需求，老龄社会也深度影响着城市产业演变。从目前趋势看，城市服务业在各个城市中所占比重都在上升。随着老龄化背景下的大城市增多，对老龄看护、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心理健康、社会养老、养老餐饮、日常生活用品、保险业、金融理财等多种老龄服务业的需求增加，相应的服务业配套设施和保障措施也要随之而变。未来的城市规划可能需要面向老龄化社会进行调整。
未来中国的各大城市需要大量调整或出台面向老龄化的政策体系。中国虽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迈向深度老龄化社会，但中国的政策体系还停留在人口数量红利时期的工业化阶段，严重滞后。未来的城市政府需要针对老龄化问题来调整政策体系。
（四）老龄相关行业消费需求加大
不仅城市产业，老龄相关的行业消费需求也在增加。一是老龄金融产品需要开发。目前，我国“421”家庭结构数量巨大，民众出于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保险支付能力和养老医疗保障能力的焦虑，仍然习惯积极储蓄和置办房产，从本质上看，这还是依靠个人和家庭养老传统观念在理财行为上的体现。如何使这部分财富“活”起来，推动国民储蓄向社会投资转变，需要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出适宜的金融产品，使个人客户资产配置形式更为多样化，当然，在保值增值的同时，这部分资产的风险需严格管控。
二是开发老龄社会真正需要的老龄用品。我国老龄人口巨大的体量决定了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老龄用品市场。但长期以来，由于老龄人口受收入水平、消费观念、消费能力的限制，社会对这部分人口的需求重视程度不够。目前的老龄群体，由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期，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城镇老龄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对老龄医疗保健用品、老龄生活用品、老龄文化休闲用品甚至各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智能设备的需求明显增加，有关企业需要改变观念，真正重视老年群体的需要，开发出更适合市场的老龄用品，在这一巨大的蓝海市场抢得先机。
三是老龄服务需求旺盛，升级要求强烈。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服务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护理领域，近些年，随着老龄群体经济保障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老龄人口对精神层面的服务需求增长迅速。比如，全国无处不在的老年广场舞，实际上就是老龄人口精神需求旺盛而市场不能满足的一种表现。相关企业可以通过开发老年旅游产品、提供老年文化娱乐消费产品来满足老龄群体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四是细化发展养老机构，满足民众需求，真正实现养老的社会化。社会化养老是我国国情的要求，目前我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经发生改变。如今，不少老龄群体开始选择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新型模式。在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养老机构床位紧张，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一“床”难求的境况，这种资源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养老机构数量、设施不足，不能满足民众需求；另一方面是部分养老机构不能提供真正满足老龄群体需要的服务而造成床位空置等资源需求和供给不匹配而产生的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保障民生，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新建更多的养老设施，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增加供给；政府应该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市场机制调动更多社会资本，以解决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养老的真正社会化；养老机构不仅应该升级硬件设施，还应在提高服务水平上下功夫，不仅使老龄群体能够住得进，还要能够留得住、住得满意，为老龄群体提供其真正需要的服务。
（五）创新融合：老龄社会视角下的经济新动能
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因此，要看清老龄化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抓住主要矛盾和新生需求。
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对老龄化下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老龄社会可以赋予经济新动能。
1.“互联网+”为老年群体赋能，提高社会参与率
有观点认为老龄群体处在技术发明年龄谱的尾部使得本身的创新能力下降，老龄群体缺乏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使增长率下降，并且老龄化降低了对新产品创新的刺激、加剧了需求饱和，使社会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应用。
但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201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网民占网民总量的4%，数量达到2924万，相比2013年的1.9%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朱迪认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对老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于工具性赋能、社会参与赋能和情感赋能。
所谓工具性赋能，是指老年人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中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成为他们选择与行动的依据。在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中，近四成人表示不知道如何获取最新信息，在使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老年人中，这个比例仅有两成。与此同时，“拓宽自己的知识和信息渠道”也是老年群体认为从手机和社交网络所获得的最大帮助，持这一观点的老年人占比69.4%。
在获得知识之外，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开拓的新空间也让老年人可以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降低老年人由脱离工作单位和原有组织而可能带来的隔离感，这就是社会参与赋能。调查显示，约有八成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表示只要愿意就能参与社会活动，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社交网络能增进老年人与同辈群体、不同代际群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主观福利的提升使得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具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2.智慧城市战略背景下的适老化改造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宜居环境需求与现有居住环境不适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活环境应从“成年型”向“全龄型”转变。2016年，全国老龄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25个部委共同制定发布了《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颁布两年多以来，多数城市进行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公共场所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改造。
构建老年宜居环境不仅仅是加装适老设施，应在智慧城市战略的背景下进行全面考量。融入适老化考量的新一代智慧型城市就是建设绿色、安心、安全、便利的城市。这类城市不仅注重居住、行政、商业等功能区域的划分，更加注重建设小而全的复合设施，既便利生活又减少交通流量，既适合老年人生活又是多代宜居型城市。“适老化”作为城市建设组织中的重要节点，是城市社会关系、多元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市民公共生活的载体，更是老年群体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和生活保障配套设施的载体。
3.通过创新创造满足助老养老需求
老龄社会的需求结构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老龄化趋势下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及应用的方向正是在于破解“当前”产品和产业结构下的需求饱和问题，以新技术产生新产品，从而刺激需求、带来新的投资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国智能助老、养老产品和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自201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才开始将智能化应用于助老、养老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国家政策引导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科研机构尝试把居家、社区和机构助老养老通过网络智能进行融合，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智能助老养老模式也在逐步完善。
五 老龄社会下中国公共政策建议
积极迎接老龄社会，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为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着眼全局，因地制宜，积极引导，科学制定顺应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快从年轻社会到老龄社会的制度创新。
（一）公共政策五原则
1.参与
要鼓励全社会积极看待老龄群体，充分认清老龄群体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老龄群体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是宝贵的社会财富。要鼓励人们积极看待老龄生活，既不一味悲观，也不盲目乐观，积极构建百岁人生规划。要构建人人参与的参与型社会，保障每个人的参与权利，尊重每个人的参与愿望，发挥每个人的参与才能。
2.包容
要立足年龄包容、能力包容、理念包容和文化包容，统筹考虑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责任分担、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等问题。要加强社会美德教育，教育少儿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帮助中青年人自觉履行孝道文化，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引导老龄群体热情爱护、积极帮助年轻人。要促进不同年龄群体增强代际文化认同，共享社会资源和权利，共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3.融合
要充分激发不同年龄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相互融合，形成合力。要充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由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加强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间的融合，使其各尽所职、各施所能、各得其所，共同迎接老龄社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4.精准
要充分考虑各地老龄化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有的放矢，避免南橘北枳。要充分结合实际，找准破解问题的关键所在，确保政策从细处着眼，精准发力。要充分认清老龄化的独特性和长期性，认清政策制定既无一定之规，也非一时之功，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5.可持续
积极推进全民终身健康促进方略，鼓励个人积极制订健康计划，从孩童开始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并终身实行。探索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针对特殊家庭的帮扶服务，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引导社会与市场切实发挥多元利益群体参与的优势，实现在老龄社会条件下保持社会活力和持续发展等社会和经济目标。
（二）公共政策四方向
1.人口政策：突出差异性
要根据各地区人口发展的具体情况，找准问题，摸清规律，分步骤、分区域、分城乡出台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对国外延迟退休、长期照护险等做法不能照搬照抄，必须充分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并进行适应性调整。应对少子化要综合施策，重点分析一孩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对症下药，不能只是单纯地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2.保障政策：突出公平性
应整合重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三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同时，要把解决老龄群体的问题提升为解决全体公民老龄期的问题，使全体公民进入老龄期后都能够享有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的幸福生活。
3.产业政策：突出全面性
摒弃老龄产业等于养老产业的错误观念，充分认清老龄产业涵盖第一、二、三产业，涉及养老服务、卫生保健、产品制造、金融保险、文化娱乐等各个领域，潜在市场价值巨大。面对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应最大限度地激发老龄产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调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谋求老龄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繁荣稳定。
4.技术进步：突出创新性
老龄社会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大拐点。传统基于劳动力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正走向尽头，以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力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一方面，要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最大程度地抵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人才培养，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化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2］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7。
［3］杜鹏、陆杰华、何文炯主编《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2018》，华龄出版社，2018。
［4］党俊武主编《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党俊武著《老龄社会的革命——人类的风险与前景》，人民出版社，2015。
［6］原新著《全球近百个国家已跨入老龄社会，大势不可逆转》，腾讯财经，2018年8月。
［7］原新著《相对性视野下的老龄社会问题与机遇》，老龄与未来公众号，2018年10月。
［8］左美云著《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9］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
［10］蔡昉、张车伟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李军、刘龙生著《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2］李建强、张淑翠：《老龄化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吗？》，《财经研究》2018年第7期。
［13］聂高辉、蔡琪：《适应中国老龄化现状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调研世界》2017年6月。
［14］钱婷婷：《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冲击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
［15］田艳平著《三维人口红利、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6］叶璐著《西南边疆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研究》，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 梁春晓，老龄社会30人论坛发起人，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北京市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苇草智酷联合创始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电子商务、信息社会、老龄社会和社会创新；王俊秀，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信息社会转型问题专家，中国IT界资深传播和媒体专家，国内首家互联网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中国国家互联网景气指数首席架构师；马旗戟，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广告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研究院院长，中国大陆最早期的市场研究从业者，中国首批注册咨询师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市场与消费、媒体、广告与营销、商业市场分析和咨询；李佳，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老龄社会、人工智能；赵钊，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岳，盘古智库副秘书长、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颖，老龄社会30人论坛秘书长、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
[2] 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1956。
[3]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7。
[4]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7。
[5]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数据。
[6]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21日数据。
[7]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国际移民报告（2017）》，2017年12月18日。
[8]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
[9]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2017。
[10]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11] 孙鹃娟、高秀文著《“边富边老”：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国际视野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若干趋势》，《北京日报》2018年8月13日。
[12] 杜鹏、陆杰华、何文炯主编《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2018》，华龄出版社，2018。
[13]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14]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15]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16]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华龄出版社，2014。
[17] 左美云著《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18] 党俊武主编《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9] 党俊武主编《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