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孙立平

吕鹏的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完成的。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他请我写一个序言。这本书分析的是一起民营石油投资者、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混合所有制重组案的前因后果。产权保护在今天已经成为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突破口，一些大案要案在重审。回顾这起石油事件，对于修复政商关系、更好地保护产权，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但我想说的是，营商环境优化、新型政商关系也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强调也罢，这些改革举措所反映的最现实、最急迫的是什么东西？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三点非常关键：第一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的时候，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第一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并且做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的判断。我想，G省的石油重组案，如果当时就能够很好地落实这两点，也许不至于走向后面的冲突，也不会给后来的种种修复的努力带来那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几十年应该建立在对过去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超越性的一种理念，这样才能真正汇入世界的主流。

第二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而这跟国家的方向感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它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当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这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改革开放四十一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你可以找种种的原因，但是和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发展是跟这个有着直接关系的。经济要转型升级，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

吕鹏的这本书就涉及精英的安全感。这起石油引发的争议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且在私营经济的很多行业都引发共鸣，说明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这起争议之所以后来由经济纠纷变成了群体性事件，更是与私营投资者的利益诉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在2000年4月就曾发布过一个报告，讲的就是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那篇报告里我指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才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才可能抑制利益格局日益倾斜的危险趋势，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会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具体而言，有六种机制的建立应该进入决策的视野：信息获取机制、利益凝聚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吕鹏的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个“对价悖论”，地方政府和民营石油投资者虽然有着讨价还价的意愿却没有实现的能力，恰恰是因为机制的失灵。这种现象在很多类似的官商纠纷中都会出现，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三是老百姓的希望感。解决不作为，是一个重要的办法。吕鹏写的这个案例中，虽然利益受损的主体是民营石油投资者，但其实很多投资者并不是多么有钱，很多人都是借高利贷来赌一把的当地农民。这些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差，也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石油产权争议中的一些人后来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也还有人没有翻身。除了补偿投资者中的“大户”、“中户”，那些血本无归的散户也是最需要关怀和给予希望的。

这本书所讨论的石油民营权益案之所以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集中反映出是通过市场还是权力，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来解决经济纠纷的选择。今天我们反复提“亲”、“清”的政商关系，正是要正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新时代”里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