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小切口：产权保护与市场重组

“亲”、“清”政商关系已经成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塑国家-市场关系的行动指南。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用“亲”和“清”两个字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如何稳定民营企业家的发展预期和市场信心，一直是建构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力。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要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之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图。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形塑的政商关系，也必然要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改造。来自最高层的宣示清晰地表明，进入“新时代”，急需脱胎换骨的中国新经济，必须要有一个配得上的新型政商关系。

产权保护，是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将依法再审张文中、顾雏军、李美兰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中央文件里所宣示的“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关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市场预期。中央以及政法部门密集地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等。而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向民法典的编纂完成迈出了一大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人格权”一词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这对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全体人民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一起私有产权保护事件的分析，来反映一个地方层面的要素市场的政商关系是如何由原来的同盟走向破裂，并逐渐开始修复和重建的。

这起事件，本质上是某省的民营石油资产重组失败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对民营资本的产权的再处理。2003年，根据G省政府的部署，G省省属国有企业YC集团试图对该省的部分民营石油投资者的资产进行“重组”；在重组失败后，地方政府对民营投资者庞大的油井资产进行了强制“回收”；接着，部分民营投资者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争取更多的赔偿，与G省各级政府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冲突，并演变成一起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发关注的公案。虽然这一事件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但毕竟已经过去了16年，为什么在今天还要“旧事重提”呢？请让我先从更广阔的政商关系的转型说起。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要素（Chen & Dickson，2008；Nee & Opper，2007；Pearson，1994；Walder，1995；符平，2018a；耿曙、陈玮，2015；周黎安，2018）。既有的研究关注的多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之间的整合或结盟（Oi，1999；Tsai，2007a；范子英、田彬彬，2016；何轩、马骏，2016；聂辉华、李金波，2006；张田、孙涛，2015）。由于这种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地方政府与企业通过土地和财政平台实现经济增长的共同追求上，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地方增长联盟”（Molotch，1993；Zhu，2010；彭正波，2015）。已经有海量的著作讨论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发展与工人、农民发生的冲突以及对企业的“包揽式”服务（汪建华，2017），却很少有研究涉及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联盟的“破裂”问题或者“对抗”（黄冬娅，2014）。因为大多数时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政商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似是牢不可破的，企业家宁愿维持现状（Tsai，2007；Wank，1998）。

然而，在最近几年里，研究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主之间冲突的文献开始增多（Ang & Jia，2014；Li，2013；纪莺莺、范晓光，2017），这些文献实际上反映了庇护主义政商关系占据主导位置的B面：大量的政商冲突的存在。很多时候，这些政商之间的冲突，并不会演变成公共事件，而更多的是一种统战体系内部的陈情（黄冬娅、张华，2018）、经济战线上的游戏/博弈（梁波，2012；向静林，2016）或者公关与游说（Gao & Tian，2006；Kennedy，2008a；Lu，2012；黄冬娅，2013）。然而，也有一些政商之间的冲突，因为种种原因，由经济纠纷演变成了公共事件，甚至成为政治舆情事件（江华等，2011）。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其中很多的纠纷都发生在要素市场。这些越来越多的政商之间的冲突告诉我们，官商之间由“亲密关系”转变为“冲突关系”，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本书要解决的“谜团”亦发轫于此。本书所要分析的案例，实质上最初是一场资产重组，只不过最终走向了非经济性的解决方式。大规模的“行业级”兼并重组是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然而，这些改变一个行业生态的大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绝大部分发生在相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比如南车与北车、中远与中海集团合并），私营企业收购私营企业（滴滴与快的、58同城与赶集网、大众点评与美团、携程与艺龙）。虽然中小规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蓬勃发展，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民营企业主动“戴红帽子”的现象（张雨潇、方明月，2016），但“行业级”的跨所有制重组的案例并不多见，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的现实。大型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之所以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书只选取一个“小切口”进行讨论，那就是如何对价。所谓对价，就是各方资产持有者能否就特定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这往往是大规模市场兼并重组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一个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情境中，一种最简单的“对价”模式就是行政对价，也就是说企业按照行政命令合并在一起，这有点类似于“包办婚姻”，也可以视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价”。相反，在一个私营企业兼并私营企业的情境中，虽然也存在诸如恶意收购这样的现象，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可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对价；即便遇到“野蛮人”的并购，也可以最终通过市场进行讨价还价。然而，当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兼并时，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本书所要分析的一种情形，就是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重组过程中，国有资本未能与民营资本就对价达成一致，从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市场对价解决的一场经济纠纷，变成了强制性的行政对价，最后演变成舆情和群体事件。

为何YC集团和当地政府主导的混合重组未能成功？重组方（YC集团和地方政府）与民营石油投资者未能就重组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是这项重组未能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性原因之一。但吊诡的是，一方面，即便是在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后，对价双方都有着强烈的对价意愿：政府和地方国企希望尽快完成资产重组，民营投资者希望实现资产变现；另一方面，双方却缺乏能够让对价意愿实现的对价机制。本书将这种重组双方有对价意愿但传统的对价机制失灵的现象，称为“对价悖论”（吕鹏，2018）。

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曾经“相亲相爱”的政商双方，在最需要和平解决对价问题从而实现收购的时候会“反目为仇”，最终使得一场经济并购行为硬着陆？考虑到在大多数时候庇护主义政商关系占据主导的现实，对价的失败尤其显得吊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制度化程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吸纳以及恩庇侍从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调节各类抗争和冲突的法宝，是所谓“议价的威权主义”（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得以维系的三大机制；而“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中最为有效的即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好处平息群体性事件（Lee & Zhang，2013）。事实上，“议价”不仅适用于那些以物质性、经济性诉求为直接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也被大量用于回应政治诉求、文化诉求或社会公义诉求。换句话说，任何问题到了最后，都被基层政府变成了“钱”的问题。然而，G省石油事件却提出了一个挑战，面对民营石油投资者的诉求和潜在的群体性事件风险，议价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地方国企与民营投资者之间的对价失败，使潜在的群体性事件风险变成了现实，议价的威权主义“硬着陆”。

已有研究对于对价失败的原因和机制的回答，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是企业层面上的分析。比如，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层面的治理结构和财会制度，来为资产定价提供保险（程凤朝等，2013；王储、王峰娟，2015）。二是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比如，如何通过立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杨丹，1999）、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保留权的完善（罗秀兰，2010）、通过政府决策机制的完善或磋商机制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流通（段伟红，2012；马光远，2009）、中央-地方分权的重塑（曹正汉、冯国强，2016）等。

本书采取了政商互动这个不太相同的角度来分析对价失败的原因。G省石油事件的主要政、商行动者包括中央政府、中央国企、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民营投资者。正如本书后面的章节要展示的那样，在我看来，当庇护失灵（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民营投资者的能力和意愿）、技术失灵（可计量、可操作的对价基础缺失）、话语失灵（投资者的道义诉求超过经济诉求）发生时，面对超经济强制的压力，政府选择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市场纠纷；但这扭曲了市场权力关系，甚至引发对抗，最终导致对价威权主义的“硬着陆”。对价机制的失灵根植于一种脆弱的不平衡政商关系，政企联盟时的共识，在联盟破裂时反而成为形成对价新共识的阻碍。若要真正推动公私资本的平等混合，应在中央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新型政商关系。

本书采用一种“场域-实践”的分析路径（吕鹏，2015）来同时描述动态市场的格局变化和解释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这个分析路径首先要对特定市场在不同时期里的格局做出描述，还要将市场上的各种集体行动者的互动视为一种运动，即布迪厄所述的“力量场”和“争斗场”（Bourdieu & Wacquant，1992），通过运动和事件来解释这种格局形成的逻辑和机制。在这些纠纷的各个阶段，究竟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为什么曾经“相亲相爱”的政商双方，今日会“反目为仇”？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各方的利益又该如何维护和调解，才不至引发政治纠葛乃至社会动荡？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做出学理上的解释和政策上的回答。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地方精英，企业家的维权既有与普通民众维权相似和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因此需要对这一群体维权的逻辑、过程、策略和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