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就缅甸的经济而言，历史上常以上缅甸、下缅甸来划分经济区，而且它们的发展极不平衡。公元13～19世纪初，即中国的元明清时期，上缅甸的经济较下缅甸要发达得多。

所谓上缅甸，主要指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当时那里人口占全缅甸的2/3，特别是中游干燥地带，已经有较发达的农业和较为系统的灌溉网，是缅甸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可以说也是当时缅甸的主要经济区。缅甸封建王朝自蒲甘王朝到雍籍牙王朝，长期建都于这一地区，因为这里是一个可靠的大粮仓，能够为历代王朝统治提供经济保障。以阿瓦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带，农业发达，不仅生产大量的稻米等粮食作物，还是缅甸的主要棉产区，从17世纪起，就有大量的棉花出口云南，成为极盛贸易和滇缅贸易中最大宗货物。阿瓦“土产棉花最多，每岁贩入云南者十余万驮”^[11]。莽白王（公元1661～1671年在位）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瓦的商人就大量收购棉花，再卖给中国商人，获优厚利润。^[12]

阿瓦以上的伊洛瓦底江两岸地区，是缅甸著名的矿产区和宝石产区，也是当时缅甸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孟拱、孟养在其（指伊洛瓦底江）西，孟密、木邦在其东，产米棉、柚木、翡翠、碧霞，此言大金沙江下游之富饶有如此。其上游之所产若何？曰江滨多松与琥珀、金、玉、水晶，噫！此江之所由名金沙。”^[13]这里主要讲阿瓦以上的伊洛瓦底江流域，足见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物产之丰富。

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在缅甸封建时代，一直落后于上缅甸地区，但是发展极不平衡。从7世纪起，下缅甸地区的海外贸易就已兴起，那时勃固（即樊绰《云南志》中所说的昆仑国地区）是缅甸最大、最重要的出海港口，一直到18世纪以前，勃固仍然是下缅甸的经济中心。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主要是勃固附近的锡唐河谷和直通与马都八之间的沿海平原。古代孟族王国的中心正是在这一地区，而勃固、直通曾是古代缅甸最重要、最繁荣的出海贸易港口。因此云南很早就与这一地区就发生经济联系，并借助其港口作为自己的出海口，特别是勃固，同云南的经济贸易关系颇为密切。古代云南出南海的道路，如唐代南诏的青木香山路，元代马可·波罗所行班加剌与云南之间的道路，明代的两条贡象道路和清代出车里、八百至南海之路，几乎都以此为终点，云南商品曾大量运往此地，同海外国家进行广泛的海外贸易。然而，大约在19世纪初，仰光附近还是森林茂密，人口稀少，农业落后。当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远未得到开发。卑谬以下的整个下缅甸，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区域。

但是，自17世纪起，勃固港淤积日渐严重，妨碍海舶的顺利进出，勃固的海外贸易开始呈衰颓之势，海外贸易重心开始向仰光等地转移。仰光古称大光（梵文意即“三岗村”），只是仰光河畔的一个小渔村，1756年缅王雍籍牙在此击败得楞族军队，奠定了统一全国的规模，乃重命名为“仰光”（意即“战争的终结”），并开始扩展市区，发展经济，成为一个商埠，当时居民有1～1.2万人，逐渐成为仅次于首都阿瓦的第二大城市。但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向缅甸扩张，曾一度限制仰光的发展。特别是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英殖民者占领颠拿沙帘海岸，并以毛淡棉为商港，仰光的对外贸易一度受到打击。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英殖民者占领整个下缅甸，以仰光为首府。此后仰光随逐渐发展为缅甸全国最大的城市兼最大的海港。^[14]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仰光的对外贸易已经有相当的规模，缅甸海路贸易逐渐为殖民主义所把持，当时主要贸易对象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18世纪后期，仰光1.2万人口中，约有1/10是外国侨民，其中有不少闽、粤华侨。由于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凡出海贸易的海商都是非法的，所以，在下缅甸经商的中国人，从人数到经济实力远不能与西方和英属印度商人相比。当时从下缅甸输出的主要产品有象牙、紫胶、胡椒、蜂蜡、宝石、银、锡、铅、棉花、石油等。18世纪末每年输出石油就达120万公斤。1800年，仰光港的进口总值达60万英镑，全缅进出口总值达90英镑左右。^[15]正所谓“自英人经营，仰光。轮船如织”^[16]。仰光也是缅甸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中国商船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把铁器、长刀、棉布、丝绸、瓷器运到仰光，返回时把棉花、香料、硼砂、盐、虫漆、儿茶、鱼胶等运回中国。

下缅甸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缅甸的经济交往，特别是沿伊洛瓦底江形成了上缅甸与下缅甸两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运输干线和贸易通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当时从上缅甸输往下缅甸的物资，主要有石油、石灰、漆、棉花、丝织品、铁器等；从下缅甸输往上缅甸主要有大米、盐、干鱼和一些外来商品。上下缅甸之间的贸易，对于加强缅甸国内的经济联系，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17]如果认真考察这一时期上下缅甸经济贸易发展的条件和因素，不难看出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滇缅经济交往、贸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时期，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与云南的经济贸易关系最为密切。明代官府的宝石采办，民间的珠宝贸易和开采，主要在这一地区的孟密、孟拱等。据说缅甸北部的玉石矿是13世纪元朝时期，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首先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云南传入缅甸的。^[18]到明代官办私贩，玉石贸易极盛，缅甸北部的玉石通过伊洛瓦底江水道或陆路，运入云南腾冲、大理加工，转销京师和各地。自清初开始，南明桂王失败后，其随从和士卒流落滇缅交界地区，从事银铜矿的开采和垦荒，使滇缅伊洛瓦底江上游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王昶撰的《征缅纪略》说：“其酋居阿瓦城，城三面皆距南大金沙江，发源于番境，至蛮暮南来河汇之，至速帕又合猛卯江，及近阿瓦之堵御营，则锡箔江又入焉，南流以注于南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以上行十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贸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西为孟拱土司地，出琥珀，江东为猛密，有宝井，多宝石。又波龙山者产银，是以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千万人。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19]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明清之际，上缅甸地区与云南的经济交往、商品贸易达到了极其繁盛的程度。明代后期，缅甸出产的棉花、木棉、宝石、矿石等开始大量输入云南，而云南和中国内地所产的铜铁器、陶瓷、丝绸等产品也大量输入缅甸北部地区。甚至连所谓“野”建都人也卷入商品贸易中，他们把沙金、琥珀、宝石等出售给商人，换回他们所需要的物品。^[20]因此从明代后期起，由腾越州迤西出国境入缅甸的道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形成蛮暮、新街或瑞丽江入缅至阿瓦的三条主要干线，而且腾越以北的茶山司、瓦甸安抚司一线，出现多条经所谓的“野人山”至孟拱、孟养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道路。当时腾越州为迤西极边重镇，迅速发展成为滇缅贸易的中心。1369年，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到腾越游历，他惊叹道：“城南居市甚繁，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21]意大利传教士圣迦曼诺从1783～1806年在缅甸住了23年，他十分了解当时缅甸的情况，并注意到了滇缅之间在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繁荣的贸易，他说：“云南的中国人由老官屯沿阿瓦江（伊洛瓦底江）而下，来到缅甸首都，带来他们国家的产品，如丝绸、纸张、茶叶、各种水果和各种杂货，而将棉花、生丝、盐、羽毛和一种黑漆运回云南。”^[22]1795年，代表东印度公司出使缅甸的英国人考克斯也描述道：“在缅甸首都和中国云南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从阿瓦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中国人交换商品，后者从水陆两路把棉花运回云南。”^[23]这大概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伊洛瓦底江中上游与云南贸易繁荣情况。

当下缅甸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后，伊洛瓦底江流域都成为滇缅贸易经济区，伊洛瓦底江水路全线成为滇缅贸易通路。云南商人由水陆各路入缅后，沿伊洛瓦底江将丝绸、铁器、纸张和各种杂货，顺流运下，在阿瓦或直达仰光同缅人及海外客商进行贸易。仰光一带盛产稻米、海盐、海鱼等，并有大量的舶来品输入，很多商人从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而上，将各种海产品、舶来品运至滇缅边境同云南商人贸易。当时“中国输入缅甸之商品，为生丝绸缎、裁制朝服之丝绒、滇边出产之茶叶、金、铜、酒、火腿、朱红漆中需用之水银与大量之针线。自缅甸输往中国之商品以棉花为大宗，此外尚有燕窝、盐、象牙、鹿茸、琥珀与少数之漆器与宝石（宝石矿向由华商承租开采）”^[24]。俞正燮的《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称：“孟密之蛮暮、新街、老官屯，为阿瓦运盐通市中国地，直虎踞关外。”以前缅甸北部不产盐，所需食盐常从云南输入。但19世纪后，非但不从云南进口盐，反而从阿瓦运盐与中国通市，这是利用伊洛瓦底江水路之便，将南部的海盐运销上缅甸乃至云南的实证。他又说：“向时老官屯海盐、烟、鱼足自给，其象牙、苏木、翡翠、碧、翡翠玉、葱玉、木棉布、羽毛、缎布、大小呢、碎花洋锦、碎花印花洋布、糖青及波龙老厂、新厂之铜（当为银）恃云南官采买及商贩买者。自用兵关闭，其南海道贩出价又贱，葫芦国又以茂隆铜厂输中国，中国铜益充。”^[25]上述缅甸输入云南的商品，很多显然不是上缅甸出产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下缅甸所产，一部分为海外舶来品，由仰光等海港进口之后，转销于云南，故黄楙材称英人“既踞漾贡海口，不啻扼其喉吭，内河商舶直抵新街，操其权利”^[26]。这反映伊洛瓦底江流域全线贯通作为滇缅贸易的重要水路，仰光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