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洞庭湖湿地食品利用

一 洞庭湖湿地食品利用与经济发展

对洞庭湖湿地生物资源的获取利用，研究称之为食品利用。洞庭湖湿地水资源丰富，聚集了大量的水生植物和动物种群，成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佳食物来源场所。对菱角等水生植物的采集成为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居民与生俱来的古老利用方式，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出土了大量空壳的菱角，菱角这类水生植物成为早期洞庭湖湿地周边居民的经常性食物。由于菱角等水生植物果实的采摘均在固定的时期，加之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区域人口的持续增加，丰富的鱼类资源取之不竭，渔猎活动日趋频繁，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出土较多的动物骨骼就是个体中等偏下的鱼骨。^[7]在史前时期，采集、渔猎等活动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区域考古挖掘出大量的标志采掘、渔猎因素的石片细小燧石器、刮削器及掌上型的木钻可以证明这一点。^[8]当然，这种食品利用方式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是相当低的，这个时期的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承载力为每平方千米0.02～0.03人。在原始社会时期，洞庭湖湿地食品利用依然存在于人类生产活动中。春秋战国时期至秦代，洞庭湖湿地盛产鱼类。随着渔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洞庭湖湿地产鱼品种日益增多，渔业在湖区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至明代，洞庭湖湿地的渔获不仅供给湖区，还大量外销。^[9]这个时期，环洞庭湖湿地区域渔业经济发达，已成为湖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只是受限于围湖，洞庭湖湿地水面趋于减少，环洞庭湖区居民采集湿地生物资源的食品利用在湖区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近现代后，由于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居民营养结构的改善，人们对洞庭湖湿地生物资源的食品利用强度并没有减小。民国时期，洞庭湖湿地渔获量达到388893担，渔获物总产值为2797896元。^[11]

新中国成立后，渔船等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并大量使用。以东洞庭湖为例，20世纪60年代，有1000多艘专业和社会渔船；1979年，渔船数量增至2000多艘；1981年，渔船数量增至3800多艘；^[12]2012年，湖区作业渔船数量达到10097艘。截至2016年，湖区水域捕捞渔业渔船数量达到26227艘，^[13]渔船动力全部实现电机化。相应的，随着捕捞力度加大，洞庭湖湿地捕捞量亦由1950年的21007吨增至1999年的40213吨，尽管2014年捕捞量相比1999年有显著下降，仅为26000吨，但相比1950年捕捞量仍增长23.76%。^[14]

二 洞庭湖湿地食品利用、湿地资源变动及其影响

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洞庭湖湿地食品利用强度也在持续增大，洞庭湖湿地生物资源的种群和数量会呈现递减态势。洞庭湖湿地鱼类物种由历史时期的119种降至20世纪90年代的104种。^[15]截至2016年，仅有79种，^[16]洄游性鱼类明显减少，江湖洄游性鱼类仅占渔获物总量的7.9%，^[17]显著低于历史时期记录的渔获物占比（36.8%），^[18]洄游性鱼类资源已经严重减少。主要经济鱼类种群显著衰退，1963年，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为21%；1963～1997年，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呈降低态势；1998年受洪灾影响，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明显提高；1999～2006年，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依然呈降低态势，其中，1999～2000年、2003～2006年属于快速降低期。当前，洞庭湖湿地实施禁渔期制度，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后，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才有所回升，2015年，四大家鱼占渔获物比例恢复到11.55%，^[19]尽管四大家鱼资源逐渐恢复，但是相比1963年的占比仍然低了9.45个百分点。

洞庭湖湿地鱼类低龄化态势非常明显，以四大家鱼为例，1997～2006年，捕捞渔获物中，0～2龄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占比均在70%以上，2005年甚至达到100%。尽管近年来采用增殖放流等措施，但0～2龄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在捕捞渔获物中的占比依然超过60%，^[20]春禁期间洞庭湖湿地鲤鱼、鲫鱼渔获物产卵群体年龄结构已呈现低龄化态势，以1+龄为主，占81%，2+龄与3+龄分别占15%和4%。^[21]显然，渔业经济价值趋于降低态势又制约了渔民生存和发展。

洞庭湖湿地持续增大的食品利用强度还导致过去盛产的光泽黄频鱼、蒙古红鲌等鱼类几近消亡，江豚等珍稀物种濒临灭绝。2008年江豚资源调查数据表明，东洞庭湖还有200余头，几年内，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甚至发生江豚死亡事件。由于天然捕捞渔获量的数量和质量持续降低，为了满足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区域及其他区域市场消费需求，环洞庭湖湿地周边区域政府着力推动洞庭湖渔业由“捕捞为主”向“养殖为主”转变，水生物资源的食品利用也由“简单的采集加工”向“深加工”转变。以益阳市为例，该市现有水产品加工企业221家，实现销售产值39.58亿元，相比2009年分别增长44%和18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