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既表现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对发展的约束，也表现为趋于恶化态势的自然资源环境成为发展的瓶颈。经济学界一般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探索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一 EKC存在与否的研究
在EKC早期研究中，格罗斯曼和克鲁格曼对城市领域里的烟尘和二氧化硫（SO2）展开研究，[33]沙菲克（Shafik）尝试基于人均GDP拟合各类环境指标，[34]帕纳约托（Panayotou）首次探索环境指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35]这些研究者的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存在倒“U”形关系。此后出现大量文献对其进行了验证。
这里要客观地指出，部分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认为自然资源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GDP即使存在倒“U”形状态，转折点位置也并不规整，存在很大差异，有些曲线甚至不完全表现为规整的倒“U”形形态，存在“N”“S”等多种表现形态。[36]例如，圣·丁道（S.Dinda）等研究发现，悬浮固体颗粒密度随人均收入变化呈现正“U”形，[37]卡夫曼（Kaulfmann）等研究发现二氧化硫密度在人均GDP超过特定区间值时呈现递增趋势，[38]达斯古普塔（Dasgupta）、默西（Murthy）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39]
研究过程中，经济学界采用了二次函数、三次函数、对数函数、CGE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分别使用了面板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对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定量研究。
二 EKC构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机理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研究者从经济结构、需求者偏好、市场机制、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和政策制度创新层面展开探索。在经济结构方面，格罗斯曼和克鲁格曼、帕纳约托（Panayotou）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水平递增，附带资源需求的递增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也呈现动态变化，技术和服务集聚型产业逐渐占据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资源密集型工业退而居其次，自然环境质量就此得到改善。在需求者偏好方面，曼纽里（Manuelli）和阿宋（O-Sung）关注需求偏好对EKC的影响。曼纽里研究发现，社会成员对良好自然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助于缓解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冲突。斯特恩（Stern）和科曼（Common）的研究以及阿宋（O-Sung）的研究均发现，环境舒适度相对于物质消费的边际替代弹性大于1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出现拐点。[40]在市场机制方面，萨帕皮莱（Thampapillai）则认为，自然资源存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递减，自然资源要素价格会因其稀缺性而上涨，随着经济增长，公众对绿色消费产生需求，社会要求自然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求市场体系中考量自然环境污染及其造成损害，各类市场主体不得不选择将自然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这就使得EKC形成成为可能。[41]在国际贸易方面，科普兰（Copeland）和泰勒（Taylor）、洛佩兹（Lopez）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互动过程中环境质量演变态势展开研究，认为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尽管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输出自然资源粗加工产品获得加工利润，但是鉴于环境技术和产品加工技术的滞后，发展中国家进入了EKC曲线的上升阶段，自然环境趋于恶化；而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贸易获得用于精深加工的粗加工产品，不仅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获得了理想的利润，还减轻了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压力，进入了EKC曲线的降低阶段。[42]在技术创新方面，马库斯（Markus）的研究、塞尔登（Selden）和宋（Song）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自然资源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两个层面的技术创新，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减排成为可能，进而改善自然环境质量。[43]在政策制度创新方面，迪肯（Deacon）、格兰杰（Grainger）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使自然环境质量在人均收入递增目标实现之前得到改善成为可能。此外，赫逖格（Hettige）、洛佩兹（Lopez）等研究者发现，腐败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44]
研究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构成会受到产业结构演进、需求者偏好、市场机制、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和政策制度创新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带来启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将发生变化，对环境适宜度的偏好要优于物质消费偏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制、污染型产业转移输出等，可以在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形成创新隧道，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形成修正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