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与互鉴: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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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池田大作及其对话活动

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十分重视文明间、宗教间开展广泛对话的意义,并身体力行地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文明对话与宗教对话。关于“对话”,池田大作认为,“世界很大,人类是多姿多彩的,相互交谈就是相互学习,需要相互认知,相互尊敬”,“对话,是以人类为友、与世界同伍的过程”,“对话是能够与威胁人类生命尊严的一切暴力相对峙的堡垒”[2]。可见,池田大作将“对话”理解为个人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是个人与社会联结的过程,更是人类紧密联结在一起,共同捍卫人类和平、对抗暴力的根本方式。本节,着重从东方佛教人物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角度来考察池田大作的对话。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池田对话开始时间较早。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是全世界范围内东西方宗教的首次大规模集会,可以说是东西方各大代表性宗教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交流与对话。但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对话运动,通常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标志,这也是西方天主教正式开始与其他宗教相接触,发起与其他宗教对话的开始。这一时期恰是日本创价学会开始向世界范围拓展的重要发展期,池田大作作为创价学会的领导者,在考虑教团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并思考东西方文明如何顺畅交流与交往的问题。1968年,池田大作与被誉为“欧洲统一之父”的库德诺夫·卡雷尔基展开正式对谈,二人围绕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谈记录后被整理成对谈集『文明·西と東』[3],于1972年出版,这可谓池田对话的最初尝试。但事实上,真正促使池田大作踏上对谈之路的还是他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前后10日累计40个小时的对话,二人围绕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交流与对话的必要条件和现代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谈内容涵盖和平论、环境论、文明论、文化论、教育论、东西方哲学、生死论、宇宙论等,还拓展到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最终集成『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4]一书,后被译成28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与汤因比的对谈成为“池田对话”正式开始的标志。

其次,从对话性质上来看,“池田对话”具有文明对话与宗教对话的双重性质。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40余年的时间里,池田大作足迹遍及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与各国政要、文化领域知名人士、教育界代表学者等展开对谈,较多关注与人类存续、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集中探讨东西方文明及区域文化交流、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身体力行地积极倡导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实践。此外,池田大作还与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展开对话,其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一神教的代表,也有印度教、佛教、儒教等东方传统宗教和思想的代表。其探讨内容并非局限于宗教间教理、教义的比较,而是与对谈者共同思考当代宗教的使命问题,努力挖掘深蕴于诸宗教内部的有利于当今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共通价值,因此“池田对话”也可以说是当代宗教对话一种有现实关怀意义的尝试。

再次,在对话中,池田大作始终立足东方佛学的视角来探讨问题。泛言之,池田大作是大乘佛教徒,具言之,他是一名虔诚的日本佛教日莲宗信徒。创价学会是日本当代新佛教团体,信奉独具日本特色的、有800余年历史的日莲佛教,并以东方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法华经》为宗经。池田大作深刻研读《法华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始终努力阐发古老《法华经》中深蕴的当代价值,从“一念三千”“佛性互俱”等大乘佛教的《法华经》佛理出发,倡导文明、宗教对话与交流中双方互相平等的地位,同时秉承日莲佛教的宗教实践理念,强调彼此尊重、包容并将和平对话进行到底的态度,可谓以东方佛学理念阐释现代对话问题的一种坚持与尝试。

最后,“人间论”特色的对话观也体现出日本新佛教团体的思想特质。既有对人性的尊重,又具有典型性的大乘佛教之慈悲救世色彩。从池田的大量对谈记录来看,无论是与政治家、知识界或文艺界人士对谈,还是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界代表人物展开对话,池田大作始终围绕世界和平、环境、人权、教育等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难题展开讨论,他认为“人”自身的转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将“对话”之精义归结为“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联结”。日语中“人间”一词有三种意义,即个体的人、人的群体及其关系、人类居住的世界。据此“人间”的词义,结合池田大作在对话过程中的阐释,可以推知池田大作所谓的“人间”,至少具有两种意义指向,即关于人类自身存在之“人性论”,人与人、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间性论”。从对话方式而言,池田大作秉持“一对一”“面对面”的尊重人性特质的“对话”,认为一切目标的达成都要从“人”自身的转变开始,通过“对话”完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磨砺和激发,即是一种“自利”同时“利他”的慈悲救世式的“人间革命”,可以实现人之善性本身的提升。同时,池田还密切关注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与世界各国、各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救世良方,强调就如同个体的“人”不能独立存活于社会一样,“人类”同样需要面对族群、自然界等“他者”。这种兼具“人性论”与“间性论”的对话理论,是日本当代新佛教团体的代表性思想。

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划归为西方宗教传统的代表,表现出一神教的神本主义信仰特征,而以佛教、印度教、儒教、日本神道等为代表的东方宗教,则体现出多神信仰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以祖先崇拜与宗族观念为传统根基的人文宗教特性。从这一角度思考,池田对话中反复强调的“人”的重要性,反映出东方信仰的共性与人文宗教的特质。池田大作作为当代宗教对话的代表人物和知名社会活动家,堪称投身东西方文明、宗教对话活动的先行者,其在“对话”中不断确立和发展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对话理论进而也具有了实践考察与理论辨析相结合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