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哲学家探讨幸福的问题时,往往要追问一个善好生活方式的问题,只有按善好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幸福。因此,幸福在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抉择。面对各种可能的生活选择时,人们必须审慎地考察每一种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
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眼中,中国古代哲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是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以庄子为例,庄子追求的幸福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通过精神境界的超越,庄子克服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中获得了最大的幸福。
这种理解和传统庄学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逍遥游》《齐物论》二篇一直被视为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篇章。通过“坐忘”的身体修炼和“心斋”的精神修炼等技术性手段逐步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逍遥游》中“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被视作庄子逍遥人格的写真。刘笑敢教授将这种精神境界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相比较:
高峰经验的特点很多,比如,感觉世界和宇宙是一个整体从而产生万物统一和充满意义的感觉,感觉个人脱离了对人世的关心,感觉失去了世界感和空间感,感觉抛开了一切对立的界限等等。……马斯洛所列举的高峰经验的特点有些与庄子的见独、坐忘或逍遥相似,有些则不同,但是作为纯粹个体的自我的最高的生命体验是十分相似的。[2]
然而,庄子思想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出了一套身体和精神修炼的方技以及对精神修炼中内心体验的诗意描述。庄子的“境界”提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生幸福问题,乃至为他人追寻人生幸福提供借鉴,是值得怀疑的。威廉·詹姆士在其《宗教经验种种》中指出,神秘的心理体验是暂时性和被动性的。一方面,“神秘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除了罕见的几个特例,通常的极限似乎是半小时,最多一两个小时;超过这个限度,它们渐渐消退,淡入日常的境况”;另一方面,“虽然预先的有意行为可以促使神秘状态发生”,但是在进入神秘状态时人们发觉自我“好像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把握”,导向神秘体验的修炼行为(堕肢体,黜聪明)并不一定能够确保修炼者进入神秘体验(同于大通)。[3]正如刘笑敢教授所说,庄子的“境界”与马斯洛的“高峰经验”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我们可以在宗教心理学的时域内对这种“境界”进行考察并发现其局限性。诚然,与一般有过神秘体验的人相比,庄子能够以诗意的文笔去刻画内在体验,使神秘体验不至于被淡忘而通过文艺创作得以升华。但是凭借这种体验不足以克服庄子所洞察的人间世之深邃苦难。
《庄子》文本也清楚地表明,逍遥自由的体验也是有“时效性”的。心灵纵使能短暂突破现实的束缚而升入无拘无束的自由之中,但也会在总体上受现实生活处境的制约。在请求监河侯贷粟而遭敷衍时,庄子也会“忿然作色”,可见他当时处在烦恼和愤怒之中。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心灵如何能够在淡定和从容中自由飞翔?然而这正是庄子日常生活中的处境。离开现实生活的困境空谈逍遥的境界是虚妄的。庄子的人生论所探讨的,就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一种善好的生活方式。而他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出世和入世之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