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言意之辨到“转识成智”的发展
冯契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在汤用彤和金岳霖的影响下对上述问题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关系等论辩都与“言意之辨”有关。此间，金岳霖对冯契说，涉及中国哲学的问题可以请教汤用彤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冯契请示汤用彤如何写毕业论文时，汤用彤让他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这是冯契以《智慧》为题作研究生论文的缘起。该文继承了汤用彤研究“言意”关系的思路和方法，从对“言意之辨”的研究，发展到对“转识成智”的探索。
在汤用彤的指导下，冯契着重阅读了老庄一派的书。他读《庄子·齐物论》时，忽然闪现出“思想火花”。这就是他在《智慧》一文中对“转识成智”机制的探讨，其灵感主要得自道家哲学。冯契读完郭象《庄子注》后，认为郭象在王弼“贵无”、裴頠“崇有”之后，试图综合二者，其学说主旨在“独化于玄冥之境”，亦即“有而无之”，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给汤用彤看。汤用彤喜欢学生提出新见解，看后连声赞叹“很好，很好”，并鼓励他循此思路做进一步的探索。
在深入探讨言意问题后，冯契写出名作《智慧》，通过对《庄子》的创造性阐释，重构了以消融矛盾对抗为旨归的道家直觉法。《庄子·齐物论》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郭注：此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也。（郭注：虽未都忘，犹能忘其彼此。）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郭注：虽未能忘彼此，犹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庄子·庚桑楚》也有类似话语，郭象注云：“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齐之。此三者虽有尽与不尽，然俱能无是非于胸中。”这描述了人类从“与道俱生”“万物一体”的“真人”境界，堕落到囿于偏执而封闭的自私个体（即“我执”）的过程。冯契将认识上的这三个层次颠倒过来，视为实现“理性的直觉”的辩证发展过程。
首先，破是非观念：超越相对的是非，而达到绝对的“是”，可称为“分而齐之”。其次，破彼我分别：由超越器界，扬弃元学，而达天道，可称“多而一之”。最后，破能所对待：超越自身，无限不复见，主体亦不立，玄同绝对，能所双泯，可谓“有而无之”。
冯契借用佛教唯识宗“转识成智”的术语来概括这一由知识领域转入智慧境界、由“以物观之”进入“以道观之”的“理性直觉”的飞跃。“转识成智”新说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破除狭隘而虚妄的“我执”，逐步进入返璞归真、与道同体的“大我”智慧境界，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哲理路径。
冯契一生的哲学探索，以此为起点，他晚年整理智慧说三篇又在向这个出发点复归。《智慧》中的哲学术语采纳了金岳霖的用法，而哲学思想则受汤用彤的影响更明显，其中提及智慧说与《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正是与汤用彤讨论“言意之辨”的收获。
冯契毕生研究著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以“言意之辨”作为重要线索。冯契在汤用彤所总结的魏晋儒、道、释诸家“言意之辨”的基础上，继续追溯其历史渊源，并梳理了它在魏晋以后的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系统。冯契对魏晋玄学的看法稍异于汤用彤，但是以“有无、动静之辨”为主线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循着汤用彤开拓的道路前进的。不同于现代新儒家主要发掘儒家直觉方法，冯契则是在汤用彤、金岳霖的影响下发扬了学界鲜有关注的道家直觉法。他们的以上研究体现了与世界哲学同步前进，乃至领先国际的哲学理念。
汤用彤对言意之辨的格外关注不唯深刻影响了冯契哲学思想的形成，也对其他哲人有启迪。牟宗三在《才性与玄理》第七章“魏晋名理正名”之第三节“‘言意之辨’之缘起”和第四节“名言能尽意与不能尽意之辨之义理的疏解”中沿着汤用彤的思路对言意之辨多有发挥。他晚年更将言意之辨列为中国文化发展中义理开创的十大争辩之一。[13]
综上可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广阔背景下，庄学言意之辨的深刻哲学意蕴和对中外宗教与哲学对话，乃至指导文艺实践的深远意义已日益彰显出来。庄学揭示的言意之辨问题，既是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关键问题，也是西方神学和哲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可能是开创未来世界新的宗教和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支点。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汤用彤与20世纪宗教学研究新证”（编号11CZJ001）的阶段性成果。
[2] 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3] 汤用彤：《魏晋玄学听课笔记之一》，《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79页。
[4]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20页。海德格尔也认为语言往往会造成对“存在”的遮蔽。
[5]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第133—135页。
[6] 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22—40页。
[7]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81页。
[8]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84页。
[9]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84页。
[10]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84页。
[11]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93页。
[12]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87页。
[13] 牟宗三：《中国文化发展中义理开创的十大争辩》，《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371—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