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阶级的后果与影响
一 宏观与微观：两种不同取向
一般来讲，阶级分析指向的后果性议题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即宏观层次的现象和微观层次的现象（李路路等，2012）。
在宏观层次上，阶级分析是解释社会转型、社会革命和大规模社会变迁的重要概念工具。传统的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变革和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推动力。例如，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阐述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榨剥削无产阶级，给自己造就了掘墓人，并勾勒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
宏观层次的阶级现象还包括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问题，比如，有组织的劳工阶级通过罢工的方式与资方抗衡，改善自身劳动条件，提升劳动报酬；他们也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切要求其扩大社会福利政策的覆盖面等等。除了劳工运动，在西方的女权运动、种族压迫、绿色环保运动等重大社会现实议题中，也时常闪现阶级的身影。
在微观层次上，阶级常常被用于解释个人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态度、行为）的差异性。它认为，人们的阶级位置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决定了人们的选择。也就是说，“那些拥有类似资源并且因此占据类似的结构性位置的人，将会共享类似的、关于生活机会的可能性和约束……因此，他们可能也会被预期以相似的方式行动”（Rose & Pevalin，2003）。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家庭是体力工人，那么，他很可能在贫困的工人社区内长大，父母、邻居可能都是工人，身边的朋友、同学基本上都没有上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也许除了在技校学习一些职业技能之外，很少甚至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什么综合性大学学习例如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又比如，在失业风险上也呈现出稳定的阶级差异性，即使当我们控制了一系列的个人属性之后，从事非熟练体力劳动的工人，相对于高级薪水阶层的成员来说，其周期性的或长期失业的概率，要高出好多倍。
结合上述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对于现代阶级分析中的三种分析范式，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阶级研究对象的清单，主要包括：（a）阶级结构和阶级流动，即划分当代阶级结构，研究阶级分化的形成过程，阶级位置在代内和代际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以及阶级的跨边界可渗透性等；（b）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主要是宏观层次的研究，既包括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变迁理论，也包括对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形成以及阶级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c）阶级的微观影响，主要是阶级所产生的个人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后果，包括阶级对个人的收入、社会态度、生活机会、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等造成的影响。
以当代阶级分析的代表性范式为例，赖特、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的阶级理论在阶级解释对象（阶级后果）的具体范围以及侧重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戈德索普所代表的新韦伯主义范式集中于对阶级流动和阶级影响的研究，他强烈主张从阶级分析议事日程中删除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问题（Goldthorpe，2007）。格伦斯基则与戈德索普的主张针锋相对，他特别强调对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行动的研究。赖特在阶级分析对象的选择上则较为均衡，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
当代三种主要阶级理论在阶级后果与影响上的差异，见表2-3。
表2-3 三种阶级理论在阶级后果研究上的差异性
二 阶级位置与阶级后果：微观取向的中间机制
从微观意义上讲，阶级位置如何作用于阶级后果，中间过程如何？很多学者会直接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我们认为，一个完备的阶级理论应该能够提供充足的理由以告诉它的“消费者”为什么它所定义的阶级位置应该或值得在经验分析中作为首要的解释性因素。布恩等人曾尝试提供了这样一种中间机制，即将阶级位置对社会后果的解释过程分解为这样两个阶段（Breen & Rottman，1995）：首先是阐明阶级位置与报酬分配之间的因果模式，之后将分化的报酬与不同的社会性后果相连。也就是说，阶级位置是通过决定阶级成员做出选择与采取行动所赖以发生的物质条件基础这一中间过程而对后果变量产生影响的。戈德索普则在“教育获得的阶级差异性持续存在”这一主题文章中尝试在阶级位置与阶级结果之间补充一种基于理性行动的微观基础（Goldthorpe，1996）。
综合他们二人的观点，我们试着提出这样一种解释的机制：“阶级位置——物质报酬——理性行动/选择——阶级后果（行为、态度）”。对于后一环节，纳入理性行动理论（RAT）确实很有必要。一般而言，个体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对某一事物的态度都应该直接归因于他对所处情境的认知、评估和选择，而阶级位置恰恰决定了该选择赖以发生的制约性物质基础。这大致可以概括为：行动者有明确的目标，了解手头所占有的资源及面临的限制（缘于阶级位置所决定的物质条件），并且在对可能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估后清楚地知晓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工具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选择，进而付诸行动。
对于将理性行动/选择纳入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地位决定的物质报酬）与阶级后果的中间过程问题，戈德索普提供了一个经验解释的范例。他的研究表明，教育获得的阶级差异一直在持续：在各种各样的教育转折点或分叉点上，中产阶级家庭仍然更具雄心，而劳动阶级家庭缺乏雄心。教育决策是由孩子及其父母对不同选项的成本与收益、成功的概率所做的评估决定的，而评估和决策受其所处的阶级环境制约。作为阶级社会的显著特征，资源、机会和限制条件的不平等分配通过非常理性的适应策略——诱导那些必须在其影响下行动的人——使其自身得以固化和延续（Goldthorpe，1996）。
对阶级位置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机制并非易事，它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在微观层面上的探索与积累，或者在研究设计、研究方法上开拓新的思路。总之，这是一项困难但非常有必要的工作，作为自变量的阶级在其应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应该存在边界，并且在边界之内应该努力对“阶级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后果变量的变异”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上做出合理的说明。
三 阶级的影响：经验表征
一个完备的阶级概念工具应该具备良好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即概念工具能够以理论所描述或预期的那样预测到一定结果，它也常常被称为理论效度或经验效度。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想要展示的阶级作为重要的解释自变量在显示其他因变量的理论预期值的变化方面的能力。建构效度的检验工作必须被置于完备的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对于有待检验的概念（变量）与用以衡量其效度的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而明确的阐述与表达，通过比较现实数据结果与理论所预设的结果来衡量该概念本身的效度优劣。
例如，阶级与收入在阶级分析传统中被视为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由此，对于一个具有良好建构效度的阶级概念而言，就应该能够对收入的变异有较高程度的解释，即能够在实证上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这种关联越强，则说明阶级概念的建构效度越高。相反，如果理论预设与现实发现之间相去甚远，即阶级与收入之间关联甚微，甚至是毫无关联，则可能会面临以下包括质疑概念有效性在内的几种状况：第一，可能理论是错误的，即阶级和该变量并非以人们所设想的那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第二，所预测的变量在测量上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当然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该分类图式或许不是一个对阶级的有效测量（Evans，1992；Evans & Mills，1998）。
在此，我们通过三个相互演进的分析维度（阶级与收入、阶级与认同、阶级与生活方式）简要描述阶级分析在其理论承诺和建构效度上的表现。
1.阶级与收入
很多的阶级分析者指出，经济收入从根本上受阶级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决定。这种“决定性”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阶级关系中的位置界定了个体获取收入流的方式；二是阶级关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体特征影响收入获得的程度（Wright，1979：57）。
表2-4提供了美国和瑞典根据阶级区分的个人平均收入数据。在美国，收入在分类表中的无产阶级单元和资产阶级单元之间存在极端的两极分化：平均来看，前者每年只挣到11000美元稍多点，而后者超过了52000美元。在瑞典，结果不那么显著，但阶级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另外，对规模庞大的雇员群体而言，如果我们在表2-4中从阶级结构矩阵中的无产阶级一角沿任一维度向专家管理者一角移动，那么，在美国和瑞典两国，收入都主要以单调方式递增。综合来看，表2-4中的数据非常符合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概念构建的理论原理（赖特，2006：236-237）。
表2-4 美国和瑞典以阶级定位区分的平均个人年收入
2.阶级与主观地位认同
地位认同是处于一定客观阶级位置的成员对其所处地位形成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早期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发现，阶层认同未呈现明显分化，中国社会“有阶层分化而无阶层化意识”（卢汉龙，1996）。而近期的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复杂多元，阶层认同呈现一定的分化。
在此，我们使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对客观阶层位置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从“下层”到“上层”五种等级）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描述。在国内学界，“十大阶层”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阶层结构框架，该框架以职业为基础，是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为分类依据进行的划分。
图2-1描绘了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对应分析结果，其中横向维数的解释百分比达到了75%，纵向维数的解释百分比为21%，这表明位点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横向距离来表示。数据显示，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对应关系，拥有丰富组织资源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有着最高的主观地位意识，而拥有丰富经济资源的经理、私营业主和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更多对应“中上层”的主观阶层位置，而基本不占有三种资源的农民、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处于主观阶层地位的最末端。综合来看，客观阶层地位对成员的主观地位形成了有效形塑，阶层成员拥有的再分配权力（组织资源）和市场资源状况（经济与文化资源）构成了这种影响的客观基础。
图2-1 “十大阶层”与“主观阶层地位”的对应分析
3.阶级与生活方式
有关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体化论”主张，当代社会中生活方式不再与社会阶级甚至是更大范畴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费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个体化”色彩，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更多的论点和经验发现还是支持“同源论”（homology）即结构决定论，坚持认为生活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有着直接关联，一个群体消费和生活的形式就是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外在表现（Chan & Goldthorpe，2007）。
在此，我们借鉴刘精明和李路路的一项经验研究成果来展示二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活方式与客观阶层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CGSS问卷中设计了一组对生活方式进行测量的问题，通过因子分析，析出了5个具有典型特征的生活方式因子，分别为：
高品位消费因子——涵括了人们购物、出行和家庭装饰等方面的生活倾向；
生活感受因子——反映了人们总体的生活感受和工作感受；
高雅休闲因子——反映了一种时尚的身体锻炼方式和高雅艺术品位；
通俗娱乐因子——代表着玩牌、打麻将和电视消遣这些普通大众的娱乐方式；
焦虑因子——体现了典型的心理焦虑状况。[2]
表2-5展示了各因子在职业阶层上的均值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高品位消费因子、生活感受因子、高雅休闲因子和焦虑因子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以及自雇佣者，而在通俗娱乐因子上的得分则恰好相反。以高雅休闲因子为例，得分均值由高到低的阶层排列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而且，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者在几种生活因子上的得分均值，在符号上也正好相反：在高品位消费、生活感受、高雅休闲和焦虑感等符合中产阶层生活形态的生活方式因子上，非体力劳动者都显现为正的得分，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则显示出负的得分。在通俗娱乐因子上的得分，情况又正好反了过来，尤其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来说更是如此。
数据结果表明，不同的职业阶层位置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明显的区分，群体的生活方式是其所处客观阶层位置的外在表现。
表2-5 职业阶层的生活方式因子得分均值比较
参考文献：
戴维·李、布莱恩·特纳，2005，《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
赖特，2006，《阶级》，刘磊、吕梁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赖特，2011，《阶级分析方法》，马磊、吴菲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2012，《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社会》第5期。
李普塞特，1995，《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列宁，2012，《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卢汉龙，1996，《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认同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秦广强，2017，《阶级、地位与职业：竞争性分层视角的理论定位及内在关联》，《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秦广强，2018，《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多维视角与多元范式——兼论国内范式转换及反思》，《理论月刊》第6期。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商务印书馆。
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上、下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沃特斯，2000，《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吴清军，2008，《从学理层面重新审视阶级的概念与理论》，《社会》第4期。
Breen & Rottman，1995. Class Analysis and Class Theory. Sociology，3：453-473.
Chan，T.W & Goldthorpe，J.H. 2007. Class and Status：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512-532.
Dahrendorf，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rikson，R. and Goldthorpe，J.H.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Evans，G. 1992. Tes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8.
Evans，G.，Mills.C. 1998. Identifying Class Structure：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the Criterion-Related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
Ganzeboom，Harry B.G.，Graaf，Paul M.De and Treiman，D.J.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cial Science Research，（21）：1-50.
Gerth，H. and Mills，C.W. 1948，From Max Weber，Routledge：London.
Goldthorpe & Marshall，1992. 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 Sociology，26：381-400.
Goldthorpe，J.H. 2000/2007. On Sociolog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thorpe，J.H.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Giddens，A. and MacKenzie，G.（Ed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thorpe，J.H. 1996. 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The Case of Persisting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3：481-505.
Grusky，D.B. & Sørensen，J.B. 1998.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3）：1187-1234.
Grusky，D.B.，and Kim A.Weeden. 2001. “Decomposition without Death：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New Class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44（3）：203-18.
Hout，M.，Brooks，C.，Manza，J. 1993. The Persistence of Class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8（3）：259-277.
Lockwood，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Allen and Unwin.
Marshall，G. 1991. In Defence of Class Analysis：A Comment on R.E.Pa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114-118.
Pahl，R.E. 1989. Is the Emperor Naked？Some questions on the 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4）：711-720.
Pakulski，Jan，and Malcolm Water. 1996.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Parkin，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Praeger.
Rose，D. and Pevalin，D.J. 2003. A Researcher’s Guide to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Socio-economic Classification. London：Sage.
Sørensen，A.B. 1991. 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cta Sociologica，（2）：71-87.
Weeden，Kim A.，Grusky，David B. 2005. The Case for a New Class Ma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1（1）.
Wright，E.O. 1980. Class and Occupation. Theory and Society，1：177-214.
Wright，E.O. 1979，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Academic Press.
[1] 例如，欧洲社会远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的等级划分，在中世纪，又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的等级划分；而在中国，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在其《新书·阶级》篇里就对当时的“阶级”状况进行了描述：“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这可能是“阶级”一词在我国文献中最早的出处了。
[2] 各因子对应的原始变量分别为：“高品位消费因子”：“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家庭装饰有艺术品、艺术画”；“生活感受因子”：“总体生活幸福感”、“感觉生活安逸舒适”、“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高雅休闲因子”：“经常去专门体育馆锻炼身体”、“休息时总是欣赏音乐或艺术作品”；“通俗娱乐因子”：“休息时多数是看电视度过”、“空闲时常常玩牌、打麻将”；“焦虑因子”：“总是感觉工作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