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和理想，也是一种制度和实践。人们为民主而争论，为民主而妥协，为民主而奋斗。赞赏的、怀疑的、排斥的，都无法否认民主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通过自身的实践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几乎没有国家声称自己不是民主的，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民主的具体模式可能是不同的、多样的。
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态度和行为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什么是民主”的认知差异表现为：民本主义的路径认为民主就是“为民做主”；理想主义的路径认为民主实质上就是“直接民主”；基于选举的路径认为民主就是代议民主。而对于民主价值的理解来说，围绕“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讨论，真实地再现了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分歧与认知。此外，对于“如何实现民主”这个问题，也存在 “党内民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讨论。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协商民主”的研究则明显更为广泛和深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领域的变化也特别显著。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方略逐步施行；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渐次展开，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更加注重科学和民主；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建设逐渐深入；民主的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发展；监督机制多样化，权力滥用和腐败受到相当的制约；等等。
但是，我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传统的国度实现现代国家的顺利转型；如何合理界定政党与国家的边界；如何实现由传统政府体制向限权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转型；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建设；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赢得话语优势；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与冲突如何解决。所有这些，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改进。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任务，在稳步推进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作为新时代发展民主的重要内容。随后，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得以推出。协商民主的实践在政党、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逐步拓展开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也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长期积累的民主实践成就基础上进行的，有其自身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
协商民主允许在无处不在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之间做出理性、和平的妥协。其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利于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够加强权力制约，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助于积极参与并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合理解决全球性冲突与问题；有助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推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协商民主是一种要求很高的民主形式。实践和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同时，民主的发展，也受到人们对于它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文化态度的影响。当人们真实地了解民主、相信民主的时候，民主的发展就会不断得到推进。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当人们有智慧有决心推动民主的时候，民主就会不断得到发展。恩格斯1890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 经典作家高度重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没有忽视其他如政治的、传统的、精神的因素。人类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民主也是如此，民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时也被人类社会所改变。
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政策实践中，协商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围绕协商民主的争论一直存在，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也有不同认识。例如，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哪个是更适合的选择；在协商民主的各种制度性渠道中，是政党协商关键，还是社会协商重要，或者基层协商先行；为什么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与统一性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说明实践的探索要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够用理论引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 对现实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将提供新的、拓展人们思维的知识。理论思维也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示其价值。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也要重视政治共同体中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因为其内含着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情感，政治文化赋予政治过程以灵魂。考察人们尤其是当代中国地方政治精英对于协商民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一方面能够获得关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在完善和发展民主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推动力和主体性因素，政治精英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政治经验、政治资源和政治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极大地影响着协商民主以及整个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完善。
价值支撑态度，态度影响行为。无论是专家学者、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大众，人们心中可能都存在一种自己所理解的民主。这种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何种民主适合中国发展的认识，影响着他们对于怎样建设民主的认识。因此，我们要努力发现不同的群体所理解的民主是什么，这种理解是否影响着他们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进而怎样影响着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
围绕上述问题，2015年3月到6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组在全国开展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课题组在广泛征求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研究者意见的基础上完成问卷设计并进行小范围试测。课题组委托有关党校的合作研究人员，在培训班学员中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采取配额抽样方式进行，配额依据为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及地域归属。问卷填写对象为我国地方的厅级和处级官员；所选12个省份分别属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基本每个区域都有1～2个省份代表，从地域上讲有一定的代表性。2015年6月底完成问卷回收工作。此次调查共向省级党校参训党政领导干部发放问卷2880份，完成有效问卷2223份，有效完成率为77.2%。为保障调查质量和受访人隐私，本次调查采取匿名调查方式，由受访人自填问卷。
通过问卷调查，课题组获得了丰富的信息和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次问卷调查旨在通过设计更为结构化的问题，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初步了解我国政治精英的民主观念和认知，系统分析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发展状况、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前景。调查问卷的结果，一方面回答了我国地方官员对于民主、协商民主的主要认知和态度，另一方面得出了一些不同的判断。通过问卷分析，课题组得到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例如大多数官员心中的民主主要指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或者是“为民做主”；大多数官员认为虽然协商民主、选举民主都很重要，但发展党内民主应当处于优先地位；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同样重要，不能因为积极推进协商民主而忽略或者反对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的实践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尤其需要制度建设、程序设计和技术支撑等。综合来讲，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协商民主形式。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制度设计，需要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和制度优势推进协商民主，需要着重建构具体的体制机制、程序，以指向明确的、可操作的技术将抽象的原则具体化。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中山大学何俊志教授，清华大学孟天广教授，复旦大学韩福国副教授，中央编译局陈雪莲副研究员、王艳博士，以及课题组有关研究人员在问卷设计、问卷试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孟天广教授负责整个问卷的录入与数据分析工作。问卷分析完成后，课题组在一定范围内向研究人员开放了分析数据。各有关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围绕相关选题，充分利用数据资料，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若干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书就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而形成的部分成果的汇集。课题组将已经发表的成果汇总起来，以“协商民主：观念与认知”为题，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示课题研究成果。2017年课题组再次开展了同样主题的问卷调查工作，两次问卷调查积累了相当的数据。在课题组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们也欢迎学术界的同人一起参与研讨，更欢迎提出建设性的批判和分析。当然，在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欢迎有兴趣的研究者一起开展合作，深入推进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曹义恒先生，以及编辑岳梦夏女士在出版本书时付出的辛劳。
研究中国的经验，可以从理论模式出发，去发掘案例和素材，也可以从事实出发，抽象出理论。真实的研究，不是为了使理论更加精致，而是通过深入的分析，使政治事实得到更清晰的描述，使理论更加贴近，使现实能够因为理论的发展而得到切实的改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