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数据测量和模型建构
本次问卷调查涉及的主要对象是科级以上的官员，问卷的调查范围主要是12个省级党校的培训班官员学员，这12个省级单位在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广西、四川、广东、浙江、贵州、河南、福建、陕西。2015年3月1日开始发放问卷，2015年6月底回收完成。考虑到不同地区处级官员与厅级官员的人数比例存在很大的差异，课题组选择每个省份发放240份问卷。其中，处级官员问卷144份，厅级官员96份。在实施过程中，被调查省级党校的开班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厅级官员开班少的省份，部分厅级问卷同时发放到处级官员学员之中。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地方官员关于协商民主的认知、行为和评价。本次调查向省委党校参训党政领导干部发放问卷2880份，完成有效问卷2223份，有效完成率为77.2%。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仅抽取处级官员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本次调查中，处级领导共有1639位。在所有处级官员中，男性官员为1250人，占到总人数的76.6%，女性官员为382人，占到总人数的23.4%。在所有处级官员中，30～39岁的官员为223人，有效百分比为15%；40～49岁官员为770人，有效百分比为52%；50岁以上的官员为489人，有效百分比为33%。在所有处级官员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下的共有85人，有效百分比为5.2%；本科952人，有效百分比为58.3%；硕博共计587人，有效百分比为36.0%。所有官员中，中共党员共计1566人，有效百分比为95.5%；民主党派共计31人，有效百分比为1.9%；其他为42人，有效百分比为2.6%。整体看来，在所有处级官员样本中，男性官员偏多，学历以本科以上为主要人群，年龄以40～49岁为主，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见表1）。
表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处级官员在协商民主中愿意表达真实性的态度。在问卷中，官员被问到“在协商对话或讨论问题过程中您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吗？”官员对此的选择分别是愿意、不愿意和看情况。由表2可知，有54.1%的官员表示愿意表达真实观点；有4.4%的官员表示不愿意表达真实观点；还有41.5%的官员表示要看情况。这说明，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官员能表达真实意愿的情况并不乐观。
表2 处级官员意愿表达真实性的态度
2.解释变量
基于现有的理论和研究文献，本文将影响处级官员真实表达自身意愿的因素分为3种类型：官员对协商结果的预期、官员的民主观、对官员和群众关系的预期。
官员对协商结果的预期，包括是否能促进政策改善以及是否能促进社会稳定。在问卷中，官员被问到“在您看来，居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能够改善政策实施效果吗？” 答案分别为“不能改善”“改善不大”“一般”“基本能改善”“能够改善”5种，依次分别赋值为“1”到“5”。此外，在问卷中，请官员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分值为0～10分，其中0表示完全不重要，10表示非常重要，测试官员的一般民主观，即对民主是否持包容性的态度。在问卷中，官员被问到“有人认为，民主只适用于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答案分别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一般”“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5种，依次分别赋值为“1”到“5”。对官员和群众关系的预期，包括对官员使命的认知、对官员和老百姓关系的认知，对官员回应性的认知。在问卷中，请官员对以下三种说法表达看法，分别是“官员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官员必须及时回应群众反映的需求”，答案分别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赋值依次从“1”到“5”。有关变量的测量的结果见表3。
表3 变量名称及编码情况
3.控制变量
文中将官员的基本情况设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身份。通过不同性别处级官员真实意愿的态度的交叉表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官员在表达意愿方面比女性官员更坚决，愿意或不愿意真实表达意愿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官员，而女性官员相比更多是愿意“看情况”。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这意味着性别对官员是否愿意真实表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见表4）。
表4 不同性别处级官员表达真实性意愿的态度
通过不同年龄处级官员真实意愿的态度的交叉表分析可以看出，年龄越大的官员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且年龄越大越不愿意看情况。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这意味着年龄对官员是否愿意真实表达态度的影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小的处级官员还有较大的升迁空间，所以更愿意在表达意愿方面审时度势，而年龄大的官员一般来说升迁的空间已不大，所以更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见表5）。
表5 不同年龄处级官员表达真实性意愿的态度
通过不同文化程度处级官员真实意愿态度的交叉表分析可以看出，学历越高越愿意表达真实的意愿，而且越不愿意隐藏自己真实的意愿。但是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5，这意味着学历对官员是否愿意真实表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见表6）。
表6 不同文化程度处级官员表达真实性意愿的态度
通过不同政治身份处级官员真实意愿的态度的交叉表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党员更倾向于在协商过程中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而非党员在真实意愿表达方面则略逊一筹。通过卡方检验可知p＜0.01，这意味着政治身份对官员是否愿意真实表达态度的影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共党员在政府工作中更具有实权地位，所以讲真话的底气比较足（见表7）。
表7 不同政治身份处级官员表达真实性意愿的态度
（三）构建模型
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协商者通过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充分而理性的讨论基础上就结果达成一致。但是，如果协商人在意愿表达阶段都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协商的结果必然无法真正代表协商者的真实想法，协商民主的意义也因此而受到质疑。为测量官员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对真实意愿表达的态度，文章采用多类别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其中愿意取值为1，不愿意取值为2，看情况取值为3。对于任意的选择i=1，2，…，I，多类别Logistic模型表示为：
其中，P（Yj=i）表示处级官员对第i种意愿的选择的概率，xk表示第k个影响处级官员真实意愿态度表达的自变量，所有解释变量有：处级官员对协商结果的预期变量、处级官员一般民主观变量、对官员和群众关系预期的变量。以I为参照类型，官员真实意愿表达的其他态度与选择I态度的比值
为事件发生比，简称odds。本文拟检验以下Logistic的真实意愿态度的影响因素：①愿意对不愿意；②看情况对不愿意；③愿意对看情况，因此分别选择不愿意和看情况为参照类，建立以下3个Logistic模型：
其中，P1、P2、P3分别为愿意、不愿意、看情况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