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
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学术界就开始研究“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断地推动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目标、重要渠道等内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中,协商民主是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初,中央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首次以中央的名义围绕民主问题印发了权威性文件,就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详细的路线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协商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围绕协商民主的争论一直存在。甚至不同观点的对立和冲突还相当激烈。例如,①当前中国不适合竞争性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是最恰当的选择;②西方的民主是选举民主,中国的民主是协商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西方的民主要优越;③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二者关系并非彼此对立,非此即彼的;④协商民主是我国在竞争性民主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战略举措;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发展,只有出现了问题,才去搞协商。凡此种种,围绕协商民主存在各种差异性观点。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说明实践的探索要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够用理论引导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
本次开展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活动,根据不同地域选择了12个省级党校培训班学员开展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断。
第一,民主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或者是“为民做主”,赞成这两种观点的官员所占比例合计高达69.5%。与此相对的,不到1/4的官员认为民主是选举决策者进行公共治理或者说“代议民主”。
第二,协商民主主要是一种决策方式和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协商民主,决策者能够获得更为充分和多元化的信息,从而作出科学的判断;同时,协商民主为民众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基本的渠道和平台,也为公民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三,在我国实践的各种民主形式中,发展党内民主应当处于优先地位,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民主形式。
第四,在我国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中,政党协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协商是最为核心的两种形式,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中同样可以很好地开展协商民主。
第五,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发展协商民主,需要有选举民主作为支撑。
第六,我国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协商民主实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协商民主的实践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途径。
第七,我国最适合开展协商民主的环节是决策、管理和监督,而最适合开展协商民主的层级是村(居)和县乡。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的完善,重点在于规范程序、鼓励参与和解决实际问题。
调查问卷的结果,一方面回答了我国地方官员对于民主、协商民主的主要认知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对某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矫正性的结论。①从地方官员的民主观来说,我国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刻地影响和形塑着地方官员的民主观。②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同样重要,不能因为积极推进协商民主而忽略或者反对选举民主。不同的民主形式在不同的政治环节发挥作用。③协商民主的实践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尤其需要制度建设、程序设计和技术支撑,各地应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形式推进协商民主。
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协商民主形式,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制度设计。②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和制度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在形式上,重点开展政党协商和社会协商对话;在政治环节上,集中于决策和管理过程;在行政层级上,集中于县乡与基层。③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着重建构具体的体制机制、程序,以具体的、可操作的技术将抽象的原则具体化。④发展协商民主,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协商民主应在促进科学决策、鼓励公民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⑤为保证协商民主的顺利发展,应继续推进党内民主、选举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选举民主具有基础性作用。在实践中,应通过逐步试点的方式,平衡推进不同民主形式的实践。
[1]本报告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课题“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的初步成果。该项目首席专家为原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陈家刚研究员。此次问卷调查得到地方12个省级党校领导和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同时,协商民主研究团队对数据采集、录入、分析和应用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感谢有关机构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报告的观点由作者负责。
[2]陈家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