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新的刊物，名为《区域史研究》。顾名思义，是为区域史研究者提供一个分享最新研究、交流最新思想的平台。

区域史是一个数十年来颇受关注的历史学研究取向。区域研究是一个和地方研究看上去很相似的概念，但实际上两者的学术意义有很大的区别。对一个地方的范围的认定，可以是一个地理范围，如珠江三角洲、杭州湾等，也可以是一个行政范围，如潮州府、莆田县等，这些都是有较为清晰的地理或者行政界线的，在此层面上，无须论证地方何以能够称为地方。但区域不同，区域之所以称为区域，缘于其内在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族群上的，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能是宗教上的内在联系，而归根结底，是人的联系。正是在人的互动中，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区域”。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这个有意义的范围存在差异，它可以是一个村落，可以是一个省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若干国家和地区。对一些研究者而言，区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既有存在，划定区域，然后开展研究。但对我们而言，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恰恰是区域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体系理论是中国区域研究中的重要范例，其研究从人的行为出发，打破了以政区为界线划分中国地域的传统思维，而以江河流域作为区域划分的基本决定因素，以商业腹地为核心，强调市场在社会结构的整合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心-边缘层次的区域。20世纪60年代，在施坚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等人类学家的影响之下，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Kuhn）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引入市场结构、区域研究到近代社会史研究上。20世纪80、90年代，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耶鲁大学等代表性高校的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从区域出发，尝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演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华南研究”。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学者在论及自己所做区域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也不再需要像二三十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对自己为何选择一个区域而非以中国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以及这一区域是否具有“代表性”进行解释或者辩护了。

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如今似乎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路径。但许多研究，却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呈现出了令人担忧的“碎片化”现象；有的研究者也力图超越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却沦为既有解释框架的注脚。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对区域对象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其中呈现一种“理”。这种“理”，不只是针对研究者个人，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这就要求，不管研究的实际范围大小如何，区域史研究者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而且要眼界开阔，积极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流对话，在立足于史学学科本位的同时，体现出积极的理论自觉。

当前有关区域史研究的论文虽已多见于各学术刊物中，但本刊仍希望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展现区域史研究的当前动向、思考认识与最新成果。《庄子》云：“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我们虽渺如爝火，不能有裨于日月之光，但亦愿以一孔之见、一缕之明，献芹于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