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工业经济无处不在的公共品需求决定了国企的重要性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有两大块，即总需求和总供给，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增长决定了经济的演化速度和路径。总需求的底盘是市场规模，它直接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和技术升级的潜力。总供给的底盘是技术，它直接决定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占有能力和在其中的竞争力。因此“市场大小”和“技术能力”形成一个双螺旋结构，在相互依托、支撑、促进中不断演化和提升。

然而“市场”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品。比如，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方向、速度和大小。社会信任这个基石涉及法制和产权保护，但是产权保护不仅是指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包括对国有产权和百姓利益的保护。

技术也有几大基石：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体系、产业政策、国家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投入、国企的R＆D。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其实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一个体现。为了更好地吸引民间资金和资源进入公共品（比如技术）的创新领域，当然就需要将一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品转化为具有排他性的不可共享的私人产品，其手段就是建立制度性围墙保护私人创造的产品（比如知识、技术、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服务）在市场交易和消费过程中的专利垄断地位和排他地位。但是这只是产业政策的表现之一。对于很多东西，如果建立这种排他性保护围墙和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过高，政府就没有必要将这些公共品的创造（通过产权保护或特许的垄断经营权）托付给私人，而是可以直接组织国家力量去创造和提供，比如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科研机构去创造和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如国家电网和高铁网）和知识技术创新（如大飞机、互联网、“两弹一星”、量子计算机、治癌药物等）。

既然“市场”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品，而这些公共品又是直接为私企和民企服务的，国家力量就可以而且应该在创造“市场”和提供核心“技术”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事实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因为这样做才成功的。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恰好是因为缺乏创造“市场和技术”的国家力量（比如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罗马尼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或没有让国家力量主动介入市场的创造与开拓中（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好多落后国家被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误导，以为国家力量退出，让自由市场放飞自我，就会产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结果它们得到的是黑社会混战、土匪出没、欺诈横行、人人自危、令外资望而生畏的只有羊肠小道的小农经济，而不是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的、能够抵御外来武力和政治势力威胁的及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金融交易系统，高效的港口、国防、税收、治安和公共安全体系铸成的自由而统一的规模化工业经济。

另外，有很多海外大型项目需要很多家企业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但是由于私企之间在协商、讨价还价、资金保障等方面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它们容易忽略海外项目的低质量给国家信用带来的负面外部性，它们在竞标和工程实施以及产品质量保障方面可能缺乏竞争力。这些方面也是国企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