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行研究
1.银行史研究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银行业，有许多同时代的研究。在初期，Wagel，Lieu等在中国传统金融机关与西洋近代金融机关的对比之中分析作为新兴势力的银行。[19]其后随着银行的地位逐渐稳固，出现了像吴承禧那样将近代银行的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贯通研究的学者。[20]抗战时期，宫下忠雄和Kann等作者从与战时经济相关的角度，追溯了银行业的发展过程。[21]关于个别的银行史研究，除对中国银行的历史有详细叙述之外，[22]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银行业也有一定的探讨。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美国，从商业史的角度来考察银行史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其中和本书的问题意识关系较深的是史瀚波（Brett Sheehan）的研究。他以天津中国银行为例，考察军阀政权之下民间商业银行的状况和抗战爆发之前城市银行家的地位，并于2003年将其内容结书出版。[23]他的一系列研究，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银行的发展过程——金融市场上信用机构的形成过程、作为近代企业的银行的发展过程以及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银行家，从而提出了不只是银行史的重要视角。此外，还有从上海钱庄的角度探讨近现代中国金融变迁的季肇瑾的研究和论述银行与企业家关系的程麟荪的研究。[24]他们的研究均对从清末到抗战结束，也即西洋制度导入后银行业发展最快的这一时期最为关注。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市场经济之后新的银行制度如何理解。这些研究和现状认识是关联的问题意识，是美国新出现研究潮流的主要特征。
2.金融政策、币制研究
关于中国的币制变化，迄今为止有许多研究。在战前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宫下忠雄的研究。宫下除阐明作为中国传统货币制度的“银两制度”的实际状况外，[25]还对民国时期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币制改革进行了详细探讨。[26]他还通过翻译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顾问的耿爱德（Edward Kann）的论著，致力于介绍金融政策当事者的认识。[27]这些成果，现在也是足资参考的基本研究。此外，论述金融问题整体以及实际业务的还有滨田峰太郎等人的著作，关于中国的币制也有多方面的研究。[28]
（战前的）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民国时期广泛设立的银行的发展趋势等与现状相关的分析，战后平野和由与久保亨的研究，主要考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与币制改革的关联。[29]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是，从世界规模的金融体系视角评价中国金融制度的黑田明伸的研究、[30]以金融恐慌时期的上海为中心进行探讨的城山智子的研究[31]以及冈崎清宜等以长江下游地域为例而做的研究。[32]
3.关于政权交替的研究
关于国共政权交替，迄今为止有许多方面的研究。首先，关于共产党的接收工作，有小林弘二的先驱性研究。[33]在中国方面，和小林弘二的研究具有同样视角的是刘宋斌和李玉荣等的研究。[34]关于共产党政权的接收过程，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论述了西南地区大行政区的发展过程，[35]柯英茂从干部征募的层面进行了分析。[36]关于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薛暮桥等做了概括性研究，[37]三木毅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38]西村幸次郎从法律层面论述了企业的国营化过程，[39]等等。
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新的信息来源的公开，近年来在日本出现了对上述先行研究进行批判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久保亨的研究。[40]他从经济史的立场，把向来被看作断裂点的“解放”作为连续历史的经过点来对待。这些新的问题意识激发了新的研究潮流，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化一系列过程与中国革命的脉络分离开来，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冈满里和泉谷阳子等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强调国家对于大众运动方式的统制强化。[41]此外出现的新视角的研究，还有贯通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o和国两个时期来分析东北地区钢铁业变迁的松本俊郎等的著作。[42]
另一方面在美国，出现了戴慧思（Deborah S.Davis）以社会阶层变化为视角、[43]萧邦齐（R.Keith Schoppa）和吴应铠（Odoric Y.K.Wou）等以地域社会为视角，[44]对共产革命进行再检讨的研究。Bramall从农业经济的视角对毛泽东时代的四川进行了再评价，[45]Ruf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成都近郊农村的干部和宗族，[46]这些研究触及比较长的时段，揭示出“解放”前后并非断裂。近年来在美国出现的一系列研究，大致有对地域社会的详细事例进行检讨、对其能动性进行再评价的倾向。
4.重庆地方史研究
关于近现代重庆的研究，近年来颇为盛行。其中和经济有关联的是，山本进对于清朝时期四川财政和商业的一系列研究，[47]以及Zelin关于自流井商人的专门论述。[48]关于清末民初的币制和金融，除宫下忠雄有所提及外，[49]还有战前日本兴亚院和重庆领事馆等编写的调查资料。[50]民国以来最受关注的问题是，作为重庆最辉煌时期的抗战时期的经济发展。关于抗战时期的金融政策，有菊池一隆和黄立人的研究。[51]关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现了以《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52]为代表的大量研究，近年来在日本也出版了关于重庆国民政府的论文集。[53]
隗瀛涛和周勇等一直尝试对重庆地域史进行整体考察，其研究成果结集为《重庆通史》。[54]该书提出，重庆近代的开端并非鸦片战争而是重庆开港，近代的终结也并非1949年解放，而是1953年社会主义化的到来。该书提出与过去的以革命史为中心的研究不同的视角，并暗示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存在独立的“近代”，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关于重庆的金融业，管见所及，讨论银行业的设立及其变迁的历史过程的专门研究较少，可以说是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