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各类风险日趋凸显，公众的环保行为也不容乐观。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及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在吸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生态文明思想，其内容包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严密法治观、“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从顶层设计、制度体系等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国生态问题的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环境治理的工作重点是转变环境治理机构改革、加大环境监察以及调整产业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等。但是，如何调整公众生活方式、引导公众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转变是更为困难的，更富有挑战。同时，在环境治理方面，与制度设计本身相比较，制度执行也是更为复杂和艰难的工作，尤其如何将制度内化成为公众的自觉行为是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需要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是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党的十九大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我国的生态治理，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为导向，从理念、制度、道路等方面着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公众环境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构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以弥补强制行政的公众参与的不足，探索培育公众自发、自觉的环境行为的有效路径，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借鉴意义。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环境行为相关文献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环境行为的研究范式、相关理论，构建环境行为理论模型，探究中国公众环境行为背后的深层影响因素。本书试图发现公众环境行为差异背后的逻辑，理解“知行不一”“知难，行更难”的原因，为激发公众自觉的环境保护行为、绿色消费行为，引导其有序参与环境治理，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公众环境行为不仅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污染指标排放等因素的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社会、经济因素交织和交融，从而赋予了环境行为更多特质与内涵。由此体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博弈下的选择性难题，即三对矛盾：“公”与“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感知与行为；三个特质：环境行为的内生力（人际信任），环境行为的二重性（规制性和弥散性），环境行为的推动与羁绊（经济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从制度理性和文化感性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和建议：构建道德自律、增强生态价值观认同；增进风险感知，构建风险信任机制；扶持环境组织，拓展多元治理；增进社会赋权，保障环境权益；实施“复合型”环境治理战略，建立利益激励的保障机制；完善污染者付费制度等。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环境行为研究理论框架。本书基于已有的中西方环境行为研究，运用“生态对话”等相关理论，将微观和宏观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结合中国环境实践提出中国公众环境行为理论框架。（2）研究观点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促发公众的环境保护行为，公众环境行为受到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和污染源的交互影响，其影响成因较为复杂，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社会、经济因素的交织和交融下环境行为表现出更多的特质与内涵。

公众环境行为是环境社会学中相对较新的研究，期待后续研究者能够继续保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今后的研究中产生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