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章节结构
根据上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本书主要研究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对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的特征的把握结合起来。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潮一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因其时空环境的不同，其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1）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是：一是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形成于清末民初，分析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的，换言之，资产阶级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或产生的阶级基础。同样，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是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的。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初步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走上了历史舞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就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二是国内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尤其是满族贵族实行“排汉主义”而日益尖锐。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日益加深，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被极大地激化起来，当时不少报刊都以大量的篇幅揭露、抨击过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各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群众运动更是波澜壮阔，此伏彼起。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斗争，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族贵族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刺激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而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列强亦即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并被人们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因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反对“民族帝国主义”的武器而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三是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为新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所取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运动的终结，从此，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保路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新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
（2）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的人们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不仅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民族危机说到底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既然民族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那么，要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只能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这也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运动、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推动近代民族主义在五四时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和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和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以前重视不够，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3）九一八事变后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开始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并最终形成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推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高涨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迈克尔·弗里登就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我们以往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仅没有考察它的演变历程，而且也很少考察它的理论建构，以为它的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即所谓的对外抵抗外来侵略，对内追求国家富强。但实际上，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联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也经历过不断的建构过程。
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受传统的“华夷之辨”观中所包含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血缘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受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所包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双方为此而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结果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是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而展开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都曾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当时的所谓“民族自决权”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另一种是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又包括两种自决：一是俄国国内被压迫民族对于大俄罗斯民族的自决，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而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指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欧洲老牌帝国主义的自决。这两种“民族自决权”理论传入中国后，则表述为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和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或“各弱小民族”对于汉族的自决。后一种民族自决，有时又被引申为“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这就叫自决”，[67]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张对政府实行社会制裁，“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68]但我们以往在讲“民族自决”时，对引申的这一面则较为忽视。五四时期的民族自决的理论建构无论在政治参与面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这促进了全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民族自决的理论建构，又推动了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发展，于是先后有五卅运动、香港大罢工运动、收回利权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收回租界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等运动的发生和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虽然早在清末民初，民族复兴思潮即已孕育或萌发，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想，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但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5月于北平创刊的《再生》杂志，即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民族复兴方案供社会讨论。当时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创宗旨的刊物，还有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复兴月刊》等。除这些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的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曾写道：“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累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69]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对于帮助广大国民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具有积极意义。
为了完成上述研究任务，除“绪论”和“结语”外，本书依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进脉络分为四章，即“第一章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二是民族主义与清末知识分子的国民观；三是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第二章五四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讨论的是四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及其原因；二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派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三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战”后知识界对成立国联的思考；四是晚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权”上的同与异。“第三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样聚焦在四个问题上：一是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二是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及其影响；三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四是“抗战建国”话语下学术界对“学术建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