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电视剧发展概况
1958年6月,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1978年5月1日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试播仅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直播了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编剧陈庚,导演胡旭、梅邨),标志着我国电视剧艺术的诞生。该剧是根据同名短篇小说改编,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制作的。吃过饭的妹妹拿一块枣丝糕逗狗玩,姐姐看见后对妹妹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全家的悲惨遭遇。原来她们的母亲为救女儿而省下仅有的一口菜饼子,最后死在饥寒交迫之中。姐姐告诉妹妹,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一口菜饼子》成为中国电视剧诞生的标志。
对于中国电视剧的分期方法,专家学者也是各有各的主张,当然也是各有各的道理。较早开始研究的冯温玉把电视剧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1958~1966年为第一阶段,是建立期和创业期;1966~1976年,电视剧的发展遭受挫折,是停滞阶段;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为第三阶段,是恢复和发展阶段[1]。随着电视剧的发展,三分法显然过于笼统。仲呈祥、陈友军提出五分法,即初创时期(1958~1966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复苏时期(1976~1981年)、发展时期(1981~1989年)、走向成熟时期(1990年至今)[2]。我们注意到无论依据什么样的划分方式,1966年和1976年都是没有争议的时间节点,但是复苏期的时间下限看法不一,也可看出1989年前并没有分水岭式的年份或事件。因此本书基本赞同仲呈祥、陈友军的分期方法,在此基础上将复苏与发展合并为一个阶段。
一 初创期(1958~1966年)
顾名思义,初创期是中国电视剧从无到有的时期,是中国电视人大胆探索、艰苦创业的阶段。当时的电视剧还是“直播”阶段。当然,这个直播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直播,而是没有记录方式,只能像戏剧演出一样,一次性完成。这种直播对于电视剧来说,其难度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比如演员换装、转场问题的解决,需要工作人员煞费苦心。就是在简陋的演播室里,利用简单的道具布景,在没有录制设备的情况下,1958~1966年,全国共播出电视剧和电视小品180多部[3]。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电视剧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创作目的上看,就是为了利用电视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一口菜饼子》就是为了配合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宣传。第二,从内容上看,电视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教化的工具。这一点与同时期电影一样,从题材到内容,都是为了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有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如《红缨枪》;有宣传先进人物的,如《焦裕禄》;有展现社会主义新青年精神面貌的,如《新的一代》;等等。第三,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电视剧采用的是直播方式,这对电视剧的拍摄是极大的限制。客观地说,当时的电视剧更接近舞台剧,是对演员现场表演的转播。没有记录设备,演完了,也就没有了。那时的电视剧是当年的电视人对用电视叙事的尝试,就连“电视剧”这个名称也是《一口菜饼子》演播时,由编导人员即兴命名的,后沿用至今,并被台、港、澳三地采用[4]。我们今天对于这个阶段电视剧的认识和评价应客观公正,正如王彦霞所说:“内容的重负、‘直播’的局限,使国产电视剧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斗争与生存的冲突,成为其肩上的‘不可承受之重’。对此,我们要抱以正确的认识态度,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或‘直播’的局限过大而对襁褓期的电视剧求全责备。从前者而言,意识形态性原就是电视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从后者而言,世界各国电视艺术所走过的道路基本相同,即最初都是在演播厅里制作直播电视剧。”[5]
二 停滞期(1966~1976年)
十年“文革”期间,电视剧这一新兴的艺术样式与全国大多数行业一样遭受沉重打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十年时间,全国只制作了4部电视剧。虽然电视剧的数量少得可怜,但这个时期发生了两件对电视剧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是磁带录制设备的使用;二是彩色电视的播出。特别是录制设备的运用,对电视剧的发展意义深远,使电视剧在时空表现上不再束手束脚,更能充分展现自身的优势和魅力,进一步区别于广播剧和戏剧,形成独立的艺术样式。第一部录播的电视剧是1967年北京电视台根据一篇新闻报道改编的《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壮春雨在《关于中国电视剧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一文中记载了北京电视台1973年采用彩色录像设备制作的电视剧是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杏花塘边》[6]。弘石在《1978—1989:中国电视剧的历史描述》一文中,更是确认《杏花塘边》为第一部采用彩色录像设备制作的电视剧[7]。“文革”期间上海电视台于1975年(另一种说法是1976年)使用彩色录像设备录制并播放了两部电视剧——《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一说《崇高的职责》)。
这一阶段电视剧的特点,首先还是作为宣传工具,为政治服务;其次,在内容上强化阶级斗争,这是同时代文艺作品的共同特征;最后,在技术上有所进步,特别是录制设备的应用,为此后电视剧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作为后人,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1976年以前的影视及其他文艺作品的工具属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其实,绝大多数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都会或明或暗地带有政治倾向,这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对于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横加指责,毕竟任何个体都无法对抗和超越时代。
三 复苏与发展期(1976~1989年)
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沉寂了10年的电视剧行业开始进入复苏期。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之后不久,于5月22日播出了彩色电视剧《三亲家》[8](导演许欢子、蔡晓晴),这是我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部在实景里拍摄的电视剧[9]。该剧改编自同名锡剧,讲述的是管、王、李三亲家的故事。王亲家为给队里盖猪场,去买木料,带的钱不够,便到附近管亲家队里借100元钱。当保管员的管亲家取了钱交给老婆就走了。碰巧李亲家为给儿子办喜事,也来管家借钱。管妻误将那100元钱交给了李亲家。最后,管家说服了李家勤俭办喜事,李家不仅退回了100元钱借款,还把自己办喜事的钱也借出100元给王亲家去买盖猪场的木料。除了宣传移风易俗、喜事新办、勤俭办婚事,我们也看到了舍小家顾大家、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教育意图。《三亲家》标志着电视剧开始进入复苏阶段,由于“全部采用实景拍摄,在环境造型上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逼真的特点,场景的相对多变性和镜头处理的灵活性,也使此剧在美学形态上更加切近电视剧的审美本性,并开始显出与早期直播剧不同的特点”[10]。
1978年全年,全国生产电视剧10 余部。1979年,蔡晓晴导演的《有一个青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剧根据张洁同名小说改编,编剧张洁、许欢子,导演蔡晓晴,主演张铁林、方舒。与同时期的“伤痕文艺”不同的是,该剧虽然也在表现“文革”十年给人们造成的伤害,但没有过多展示伤痛、反思历史,而是直面现实,探讨被耽误了的一代年轻人该怎么办。男主人公顾明华(张铁林饰演)虽然上过初中,但是只有小学文化。女主人公余微(方舒饰演)也只有初中文化,但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在余微的鼓舞和帮助下,顾明华终于成长为厂里的科技能手。“作为中国新时期刚刚开始的一部电视剧作,在审美形态上的稚嫩是难免的。但这种稚嫩,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纯朴可信, 绝无东施效颦、食洋不化之嫌。”[11]《有一个青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主人公“高大全”的模式,塑造了一个有缺点、有毛病,但也有理想的青年,使这部电视剧更贴近现实,更能打动观众。该剧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电视剧奖(电视剧“飞天奖”的前身)一等奖。
01979 年,文化部出于保护电影发行利益的考虑而决定从当年下半年起,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向电视部门提供新摄制的电影。这一规定对电视剧的发展客观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迫使电视台自力更生,“到该年年底,全国电视剧的产量增至117部,而且艺术质量有了全面提高”[12]。
1981年,我国举办了电视艺术史上首次全国优秀电视剧评奖活动,此后坚持每年举行一届,到1983年(第三届 )正式定名为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1981年中国电视业还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编剧唐佩琳,导演王扶林、都郁,主演张连文、刘玉等),全剧长9集,这是电视人在长篇领域里的首次探索,此前的电视剧基本上是单本剧和电视短剧。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也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准备也比较仓促,难免显得粗糙和幼稚。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当时引来强烈批评。“尽管由于在历史背景与剧作细节处理上的某些闪失而招致了舆论的微辞,但它毕竟在9集的长度中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一个曲折、连贯、富于时空连绵感的故事,第一次明确地尝试了属于这一电视剧品种的基本路数,仅此一点,便足以使其在中国电视剧史中拥有特殊的历史位置。”[13]
《敌营十八年》拉开了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序幕,1982年真正进入连续剧时期,这一年播出的《武松》(8集,改编王汉平、赵长海、王浚洲,导演王浚洲,主演祝延平等,山东电视台录制)、《鲁迅》(4集,编剧童汀苗、史践凡,导演史践凡,主演王宏海、王若荔等,浙江电视台录制)、《蹉跎岁月》(4集,编剧叶辛,导演蔡晓晴,主演郭旭新、肖雄、赵越等,中央电视台录制)等取得成功,均获得第三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1983年后,电视连续剧成为电视剧的主流样式,产量和单部剧的长度都不断增加。1985年的《四世同堂》(编剧林汝为、李翔、牛星丽,导演林汝为、蔡洪德,主演郑邦玉、高维启等,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拍了28集,1987年的《红楼梦》(编剧周雷、刘耕路、周岭,导演王扶林,主演陈晓旭、欧阳奋强等,中央电视台录制)拍了37集。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总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技术进步带动了电视剧的发展,使电视剧进一步区别于戏剧、电影,走向独立;第二,电视剧的生产与发展都回归正常的轨道,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提升;第三,电视剧的题材和内容开始多样化,从“伤痕”与“反思”中走出来,转向“改革”这一新事物,关注其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第四,电视剧的篇幅从短剧、单本剧发展到长篇连续剧,此后连续剧一直是电视剧的主流,这种情况延续至今。
四 繁荣期(1990年至今)
1990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电视剧《渴望》(编剧李晓明、郑效农、王石,导演鲁晓威,主演张凯丽、李雪健、孙松,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录制)在冬季首播,一年之内在全国100多家电视台相继播出,每次播出,当地都是万人空巷,影院门可罗雀。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受到了观众近乎疯狂的关注和喜爱,创下了90.78%这一不可复制和超越的收视奇迹。
《渴望》是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其“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14],成为同时期电视剧制作的范本,也拉开了中国电视剧工业化、类型化的序幕。《渴望》也是第一个在剧中植入广告的,洁厕灵、矿泉壶等商品通过镜头和字幕被植入剧中,成为“软广告”。“《渴望》给国产电视剧史带来的意义,在于它探索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电视剧创制模式——那就是在社会文化、民众心理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艺术的支点,既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要符合观众的收视需求,还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15]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编剧王朔、冯小刚,导演金炎、赵宝刚,主演葛优、吕丽萍等,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录制)播出,再次掀起收视高潮。这是第一部国产室内喜剧,以轻松幽默、针砭时弊的特点广受喜爱。同时,这部电视剧在广告方面也有所突破,剧组为赞助商百龙矿泉壶企业在片尾加字幕,剧中给镜头,甚至让主演葛优和吕丽萍为产品拍了广告。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992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广播电视被纳入自主创收、自负盈亏的第三产业体系。我国电视剧自此进入市场化探索之路[16]。电视剧飞速发展,1990 年全国生产电视剧2306 集 ,1995 年则创作了约 7000 集。
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自主创收、自负盈亏的电视台对于广告的依赖和争夺日益加剧。电视剧无疑是广告创收主力,高质量的电视剧必然成为各电视台争夺的对象。“1997 年开始,城市无线台与有线电视台竞争加剧,电视台开始大量购买电视剧,这些标志着我国电视剧交易市场的完全形成”[17],也更加刺激了电视剧行业的发展,电视剧产量飞速提高。2003年,全国电视剧产量为489部、10381集,年产量首次超过万集[18]。到2007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529部、14670集,成为世界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
以广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大规模的资本进入电视剧领域,一方面,为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为了迎合资本、迎合观众,也产生了大量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的作品。正如王彦霞所说:“电视剧因经济利益驱动而引发导向性问题的,在当今批量生产的电视剧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为了提高收视率,或者热衷于表现人类的生殖、性爱等自然本能,或者热衷于搭建三角、四角或五角的‘婚外恋’、‘畸形恋’关系,或者热衷于刻画弃子、弃女的母亲形象等,对观众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19]
2004年根据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此拉开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大幕。此后,蔡驳的小说《诅咒》被改编成电视剧《魂断楼兰》(23集,编剧王强、叶风,导演王强,主演宁静、孙大川、丁梦雨等,中国文采声像出版总公司、南京电影制片厂、江苏真慧影视传播公司出品);棉花糖的小说《爱,直至成伤》被改编成电视剧《我的功夫女友》(编剧白眉、枝华,导演何培,主演马苏、王洋等);胭脂的《爱上单眼皮男生》(编剧胭脂,导演王丽文,主演夏雨、周韵等,广州视声广播电视节目有限公司、珠海电视台等录制)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该剧2005年在全国收视率第一);美女变大树的网络小说《给我一支烟》被改编为电视剧《夜雨》(编剧耿旭红,导演赵宝刚,主演张铎、张歆艺等,北京鑫宝源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出品)。随着2009年《蜗居》的播出,并获得超高的收视率,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并开始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别是2010~2012年,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更是达到巅峰。《来不及说我爱你》(编剧周涌、何佳,导演曾丽珍,主演钟汉良、李小冉、寇振海、归亚蕾等,北京光彩世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节目分公司共同出品)、《美人心计》(根据《未央·沉浮》改编)、《裸婚时代》(改编自《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步步惊心》和《后宫·甄嬛传》等一大批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热播。
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的热播,掀起了对大IP的争夺和囤积热潮,有的IP改编权已经价值上亿元。IP的原意是指IP地址,是“Internet Protocol”的缩写,指计算机在网络上的唯一标识。而这一名词被引入影视行业,则通常被解释为“Intellectual Property”,指包括音乐、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发现与发明,以及一切倾注了作者心智的词语、符号和设计等被法律赋予独享权利的知识财产[20]。其实,知识产权原本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缩写则是“IPR”。除了表面的 “知识产权”即对这类作品和创意的影视改编权之外,IP也暗合了IP地址的原意,即网络创作者及其网络上的“粉丝”。改编早就是全世界电影剧本的重要来源,影视剧改编自其他艺术作品由来已久。“IP”一词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是互联网企业介入影视行业的产物,是一个市场概念、营销概念,与影视剧的创作无关,更与艺术无关。IP的价值是以“粉丝”的数量来衡量的,之所以能够被热炒,就是因为每一个IP都自带“粉丝”,而这些“粉丝”数据都被预设为项目即将获得成功的证据。IP影视剧热潮的兴起,除了受到互联网强大的影响力以外,概念炒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几部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收视率上获得成功之后,就更起到了示范作用,引来大量跟风之作。金丹元等认为:“‘IP’丰富了电视剧的内容和类型,特别是利用网络和有效的营销手段吸引了年轻一代去关注中国的电视剧。但过分炒作与相继跟风的背后, 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市场对于不成熟的‘IP’的盲目信任, 以及行业内对‘IP’的盲目追逐所造成的对于创新精神的弱化、知识产权的纷争和低俗现场频出的负面效果。”[21]更通俗地说,炒作IP的概念不过是圈钱的手段罢了。
繁荣期的电视剧总体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电视剧从宏大叙事转向大众化、平民化,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喜爱;第二,电视剧产量逐年攀升,中国成为电视剧产量第一大国;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投入电视剧领域的资本越来越多,电视剧受资本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第四,收视率成为第一追求,一味迎合观众的低俗之作增多;第五,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