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促富大会的召开背景
采访者：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促富大会的召开背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并试行。全会指出，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农业与农村问题的决议和精神，当时的萧山县委组织过哪些相关的讨论与学习活动？并在政策上做出了哪些调整与改变？
洪献耕：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持续时间长达36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会议召开那么长的时间，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中共中央会议以后，紧接着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筹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持续的时间其实很短，只有五天，然后就闭幕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县委就开始组织（当时只有区、公社和三个镇）认真学习和贯彻会议精神。从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包括干部队伍的组织、发动，到召开促富大会，我们整整酝酿筹备了一年。首先，我们要在思想上达成统一，思想上统一之后才能促成行动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1979年1月，县委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意见》[3]，要求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要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进行转移。到了2月，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4]，主要围绕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深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传达学习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第二个方面，就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六十条”[5]，那个时候专门有个“六十条”；第三个方面，是讨论全县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些新的目标，看看怎么样按照会议精神来加速我们的发展；第四个方面，就是表彰1978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进集体。
1979年4月7日，县委又决定在党校分期、分批轮训全县的区社干部（即区和公社、镇一级的干部），大家集体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清理原来经济工作当中一些错误的口号，端正思想路线[6]。全县前后一共办了五期，培训人次达到了1 220人。
6月11日至16日，县委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全县搞好工农文教卫生等工作[7]。围绕这些工作，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6月18日到7月7日，县委又举办县级机关干部读书活动，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批判极“左”思潮，进一步明确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8]。
9月，全县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左倾”思想束缚[9]。12月25日到29日，全县农村促富大会召开。通过1979年这整整一年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端正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原来的一些做法。同时我们在政策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比较多的仅仅是支持或者是帮扶一些纯农业方面的政策，所谓纯农业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到后来逐渐过渡到多种经营，包括蔬菜、茶叶、畜牧业等，这方面就相应多起来了。我觉得变化确实很大，尤其在理论上，在我们指导思想上，相应地出现了好多全新的观念，如当时提出要敢于做“富”字的文章，造成了“先富光荣”的社会舆论，要尽快把我们萧山农村建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的现代化新农村。
采访者：我们了解到，1979年上半年开始，县委就在一些会议上不断强调要立足萧山农业大县的实际，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社队企业等，即基本确定了“一个主体、两个翅膀”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您可否谈谈当时萧山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尤其是粮食生产方面？
洪献耕：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一些数据来说明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首先我们看一看1979年萧山开促富大会前的情况。从1977年到1979年的情况来看，萧山这三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6.53亿元。那么这6.53亿元当中，工业产值是2.37亿元（市统计局《萧山五十年巨变》记载市属工业产值：1977年，16 689万元），农业产值是4.16亿元。农业当中，主要方面一个是粮食产量，一个是棉花，还有一个络麻[10]。当时粮食产量是27万多吨，棉花是4 600多吨，络麻是56 700多吨，这是1977年的情况。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8.5亿元，比1977年增长了2亿元。8.5亿元当中工业产值是3.04亿元（市统计局《萧山五十年巨变》记载，市属工业产值：1978年，20 099万元），农业产值是5.46亿元。农业产业当中粮食是35万多吨，棉花是5 900多吨，络麻是79 000多吨。1979年，也就是我们召开促富大会这一年，萧山的工农业总产值是10.1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8亿元（市统计局《萧山五十年巨变》记载，市属工业产值：1979年，26 151万元），比上年略有增长，农业产值是6.3亿元。其中粮食产量是40多万吨，棉花产量是7 000多吨，络麻产量是67 000多吨。还有一个数据，就是1979年的时候，全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55元。这个数据能告诉我们在促富大会以前，萧山是一个纯农业的县，或者是农业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一个县。根据数据显示，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亿元（市统计局《萧山五十年巨变》记载，1979年，农业总产值63 063万元；市属工业总产值26 151万元），而农业产值占了6亿元。这个数据发展到了去年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去年萧山的农业生产，全年实现农林牧副渔增加值达到55亿元。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多种经营，包括蔬菜、花木、畜牧业生产、水产、茶叶和水果，这六大特色产业的产值达到79亿元，所以不可同日而语。萧山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 861亿元。还有一个是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很重要，刚才我讲了，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55元，而去年我们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4 58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当年纯农业的路线发展，萧山想要走向富庶发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1977～1979年，靠纯农业生产带来的进步和发展确实微乎其微。反观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完全就是一个飞跃。所以，我觉得这要归功于我们当年提出的“一个主体、两个翅膀”的思想，还有后来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流通和科技为牵引”的思路。当年提到的这些工作思路，今天来看仍然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经常提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放在当年，那时候主张以工业为主导，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试想你作为一个县，怎么可以摆脱农业？怎么能把农业放在一个不是主导的地位？那是不被允许的。现在回头看，不管是“一个主体、两个翅膀”，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流通和科技为牵引”，这些口号现在依然是很先进、很前卫的。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以流通和科技为牵引，我觉得这么早就能提出科技这个概念，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刚才您讲到了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生产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促富大会召开之前，当时萧山的多种经营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11]？
洪献耕：因为当初农村大田承包还没有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工分一直头”。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每次大家出工的时候都走在一个田埂上像一条龙，所以叫“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就是说一旦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就哇的一声一窝蜂散开了，赶快往回走了；“工分一直头”，比如说你今天出工了，就给你算一下工分，最高的十分，次一等的九分，再次一等的八分，妇女得六分或者几分，他是这么来搞的。那么人员主要就是搞集体的这些事情。所以刚才讲的多种经营，单家独户地搞多种经营，什么搞养殖业之类的几乎没有的。即便有，如养一只两只鸡，种一点点蔬菜，也是完全不能自给自足的，因为当时不允许你搞这个。
采访者：但是我们了解到，当时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像养蜂户，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洪献耕：养蜂户这个时候也是寥寥无几了。昨天你采访张建人[12]，他有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搞了，那也是极个别人。也是偷偷摸摸地搞，他不敢大张旗鼓地搞。即便有一些像这样养蜂的人，养蜂数量肯定是很少的，而且基本上也不在本地。
采访者：所以这个时候的多种经营，它主要是以个人为主，还是以公社或者生产队为主？
洪献耕：还是以生产队为主。因为那个时候提出一个目标，叫作“全县多种经营收入一个亿”。一个亿是什么概念，那在量上说，是比较少的。因为当初提出“多种经营收入一亿元”，相应地每个队就要“队队收入超万元”，每个生产队争取多种经营收入超一万元。多种经营靠生产队，靠集体，农民年人均收入争取达到170元。刚才提到1979年农民年人均收入是155元，要求第二年农民年人均收入达到170元，增加15元。所以，一方面，刚才你提到的多种经营，那个时候它的主体还是集体；另一方面，它的量和经济收入很少，可以说收效甚微。
采访者：萧山的乡镇企业发展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我们知道作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萧山的社队企业始办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相关的统计，1978年，全县的社队企业的产值达到7 724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14%。那么关于萧山社队企业的发展情况，您能谈谈自己当时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吗？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社队企业？
洪献耕：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觉得萧山的乡镇企业，第一是起步早；第二有一定规模；第三它的整个架构布局比较好。当年的乡镇企业，从今天来看的话，比如说万向节厂[13]，依然是今天的常青树。比较遗憾的是万向节厂的老总鲁冠球[14]先生已经去世了。
采访者：那么这个万向节厂，它也是从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吗？
洪献耕：是的，它的前身是公社的一个农机厂。公社的农机厂就是为我们农业机械生产加工一些配套零件，万向节厂就这么起家的。后来，它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改变经营方式。万向节厂起初也是一个社队企业，这个社队企业起步比较早。我印象当中，伴随着我们萧山的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乡镇企业可谓异军突起，其发展明显快于周边的一些地区。
采访者：您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洪献耕：这个还是源于我们萧山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我印象很深，萧山很早就打破了三条纲：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抛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前我们的工作重心都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就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搞阶级斗争了。二是以纯农业为纲。当时的县及县以下，就是农业县，它有一个似乎约定俗成的规定，你不用去搞其他东西，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搞。三是单纯地以粮食为纲，当时规定，粮食就是你县里的一个“纲”，是主要去抓的一个东西。打破了三条纲之后，伴随思想的解放，萧山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蓬勃发展，马上就都迸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萧山，在我印象当中有许多发展得比较好的企业，如刚才我讲的万向节厂。
采访者：万向节厂，它早期是如何发展的？当时在什么公社，什么村？
洪献耕：它是在我们萧山的宁围公社，至于村，我现在记不清叫什么村了。万向节厂是从宁围公社的一个农机厂开始搞起来的。当初是鲁冠球先生带领的。
采访者：当时鲁冠球是什么身份？
洪献耕：他就是农机厂里的人，是个领头人。他当时就是打铁匠，搞农机，如搞锄头、钉耙，搞一些打铁匠技术。当初就七八个人，他是由一个普通的打铁匠慢慢发展起来的。
采访者：当时的社队企业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怎么发起，怎么运作，怎么去经营？
洪献耕：社队企业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当年比如说哪个村或公社里面有城市里的一些知青在当地插队落户，这些知识青年的父母亲在城里，这些青年的父母在城里边有他的一些企业，他们就是国有的或者集体的企业，知青的父母就会利用他们那边的资源和他们的产品生产与销售渠道，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帮助，在他们子女所在的插队落户的地方克隆一个小企业，帮助他们建立这样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往往就是当初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萌芽。
采访者：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个原因特别好，我之所以问到社队企业是怎么起来的，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农民不可能去办企业，当时很少有农民有这样的意识。那么像您刚才讲到的万向节厂也是这样的吗？
洪献耕：万向节厂就不太一样了，它不是通过这个途径建立起来的。它就是一个打铁铺，是由打铁匠慢慢搞起来的。开始搞农机具，后来农机具当中，同这些机械产品有一点接近，慢慢他通过一些生产渠道，然后转到搞机械产品。机械产品当中，又逐渐地专门搞万向节的这样一个产品。
采访者：像万向节厂这种模式，您有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企业吗？
洪献耕：有的，如杭州弹簧垫圈厂[15]，这个厂在我们新街镇，当年叫新街公社。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浙江，至少在我们杭州地区和萧山地区，它是第一个。它也是第一个同美国打越洋官司的企业[16]。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事情。
采访者：这是什么样的官司？什么时候打的官司？
洪献耕：贸易官司，20世纪80～90年代打的官司。到底是哪一年，恐怕还得查一查。这家企业办起来也是有点意外的，这家企业也是我们萧山办得比较早的，又是搞得比较好的一家企业，不过已经转制了。这家企业比较老的一个发起人，他后来开了一家自己的个人企业，最初这家企业其他人在办，也是办得比较好。又比如我们萧山的航民村[17]，当年浙江有三面红旗，都在我们萧山，一个村，一个场，一个厂。一个村是航民村，航民村在1984年就是全国的一个小康村，全国遥遥领先的。当年江泽民、李瑞环、乔石、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来此视察。它主要搞印染、纺织。它也是起步比较早，而且今天依然办得好的一家企业，是全国的一个模范。
采访者：对，您刚才讲到的这三个企业，是万向节厂、航民村和红山农场？
洪献耕：一个厂，就是万向节厂，就是现在的万向集团。还有一个场是红山农场，加起来就是一村一厂一场，是全国的三面红旗。时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彭真委员长也考察过，也是办得非常好。它是个农场，不是公社，不是社队企业。它这个性质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它和农工商又不一样，它的性质是集体的，不是国有的，属于集体的农场。它搞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它的工业产品包括建筑建材、轻纺、电机等都有。它搞得也是比较早的。所以萧山的发展，可以说都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的社队企业比较早地开始发展了，抢占了先机，从而带来了我们乡镇经济的一个腾飞，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了，通过知青的这种渠道关系建立的这些社队企业是否有一些典型代表？这个您了解吗？
洪献耕：印象中，如浙江胜达包装材料厂[18]。当年在上海有一条印刷、包装的路，它今天依然经营得比较好。
采访者：好的，之所以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它的兴起会有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路径。那个时期正好跟知青下乡相吻合，所以我试图去探究一下，看看有没有联系在里面。
洪献耕：对，正如我刚才讲的，当年社队企业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知青及其背后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如果你现在可以用逆向思维的话，用今天好一些的企业追溯它的发展史，大多会有这么个情况。
采访者：我们知道在促富大会召开之前的三个月前就是1979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萧山县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跟促富大会有什么直接关系？或者说在这次会议上有没有一些迹象表明三个月后我们再准备开这样的促富大会？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您应该已经是在县委办公室了吧？
洪献耕：第六次代表大会，当初它的背景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觉得这个会议应该是我们为以后召开促富大会的先前的一个预备会，我个人这么理解。当初这个会议，有665个人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总结我们萧山前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清除左的影响，拨乱反正。所以当时提出萧山要在现代化建设当中，打好第一个战役，提出了两年以后萧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指标，指标非常明确。所以这个会议在我看来是促富大会的一个序幕，它影响着我们萧山，吹响了我们萧山前进的集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