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知识技术迁移
日本近世文人与僧侣的交游之考论
——以文人清水长孺为中心
陈慧慧[1]
摘 要
18世纪后期日本经历了宽政改革，这场改革中除了有抑制资本经济发展、限制出版等内容，还包括一场名为“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学问改革，即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并抑制打压其他学派，为求更好地控制大众思想。由此便有了许多体制外的在野异类知识分子。他们或讲学于市井，或者四处游走教诗卖画来谋取生存。随着松平定信的倒台，宽政改革便草草结束，迎来了都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文政时代。于是，这些异类的知识分子便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活跃在这个时代。他们在讲学与游历过程中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往来。本文以在野文人清水长孺（1755-1836）为研究对象。笔者在他所写的诗文集《蜑烟焦余集》中发现他与僧侣交游甚密。因此笔者就想考察其与僧侣的交往的特色，并探讨此种交游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
交游 清水长孺 僧侣 汉诗酬和 江户后期
自古以来，文人与僧侣交游就很普遍。盛唐的王维、裴迪、孟浩然等人的诗作中就常常出现僧侣之名，他们的诗歌也融入了佛学。到了宋朝，文人与僧侣相交就更多了。比如，宋初的九僧、林逋、魏野、潘阆和寇准等晚唐体诗派诗人的交游。而其中的九僧不仅与在朝士大夫相交，也与处士即在野的文人交往。从僧侣惟凤的《寄刘处士》《赠维阳吕为处士》以及释宇昭的《宿丁学士宅朱严希昼不至》《赠魏野》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们相交甚密。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并且早期一直推崇学习中华文化，在江户时期汉学更是兴盛，因此文人与僧侣交游的现象随之增多。然而，日本学习儒学的文人不能如中国文人那样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获得官位出仕，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杰出的学识被日本幕府招募或是成为各藩大名的幕僚一展抱负。因此两国文人的性格与社会地位是截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两国僧侣制度也不同，日本历来的文化中心在京都，宗教权威也掌控于朝廷。甚至太上皇都会成为僧侣当法皇。由此也就产生了门跡制度，即皇室公卿入主阶层较高的寺院当主持。以上这些不同的国情，必然会导致两国文人与僧侣交游意义的不同。本文将视线放在了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尤其是宽政改革后的文化文政时期（1804～1830），并聚焦于日本文人清水长孺，以他的汉诗集《蜑烟焦余集》为线索，对其与僧侣的交游进行考察，借此来了解日本文人与僧侣交游的具体状况，并结合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更进一步地分析其交游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定位。
一 清水长孺的生平考证及时代背景
清水长孺相关的资料非常少，先行文献基本没有。在日本关西大学湖南文库中藏有一幅清水长孺所画的《徂徕像》。从画上所题的字“圣远言灭／孰知吾道之有极／二千年后／孰明斯文之所蚀／太平人瑞／生日出所之域邈矣／六経能令后生不惑／文政庚辰端午后学平长孺薫沐拝题”可以看出清水长孺与徂徕学派密切相关，至少他是十分崇尚且仰慕徂徕学的。《国书人名辞典》与《汉文学者总览》中载有清水长孺简单的生平。[2]根据《国书人名辞典》，清水长孺生于1755年，卒于1836年。江户时代中后期尾张藩的儒者。名长孺，字仲和，通称平八。最初，他从学于叔父下乡学海和大儒市川鹤鸣。后来游学江户，跟从著名的儒者细井平洲和柴野栗山学习。之后被伊势神户藩聘为藩儒，却因某些放肆言语被逐。被逐后的清水长孺来到伊势白子，与国学家冲安海相交，相互学习汉学与儒学，并且获得高田专修寺法主与日野资爱公卿的知遇，晚年定居于京都，在京都以开私塾为生，毕其一生。根据《汉文学者总览》[3]，清水长孺主要是跟从市川鹤鸣与细井平洲学习的。市川鹤鸣是高崎藩的藩儒，是有名的徂徕学派儒者。而细井平洲虽然不是徂徕学派儒者，却是折中学派儒者。因此，清水长孺亲近徂徕学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笔者之所以要证明清水长孺与徂徕学派之间的关系，主要因为这涉及当时江户时代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即文化文政时代前的一场名为 “宽政异学之禁”的改革。“宽政异学之禁”对当时的文人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清水长孺因某些原因离开神户藩是在“宽政异学之禁”之后，离开神户藩后他游历于伊势白子，移居京都，与众多的僧侣交游。所以此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对于本文的分析十分重要。
松平定信成为幕府老中后，为了恢复因田昭意次时代而减弱的幕府的统一指导能力，进行了宽政改革。松平定信认为当时流行的古文辞学或是古学会惑乱风俗，便在属于幕府官学的昌平坂学问所里罢黜其他学派，独尊朱子学。其实这就是一场对学问统制的改革。虽然各藩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非各个藩校都效仿独尊朱子学，但是若是想要在幕府谋得职位就只能学习朱子学，所以对其他的学派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其他学派儒者因此反而被激发生存欲，更加推崇异学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这个问题在林屋辰三郎编的《化政文化的研究》[4]中雄仓功夫所作的《化政文化的前提——围绕宽政改革》一文中有具体阐述过。《藩史大事典》[5]中关于神户藩的记载不得忽略。神户藩初代藩主忠统是荻生徂徕的高徒，所以藩校以学习徂徕古文辞学为主，但到了第五代藩主忠升时，藩校改为教伦堂并统一教授朱子学。也就是说1813年后神户藩变为崇尚朱子学。虽然不知道清水长孺是因什么放肆的言语，又是何时离开神户藩的。但是根据《蜑烟焦余集》中“会昌七老。同宴白氏。尚齿之会。盖昉于此。其后倣之。不为不多。今兹丁丑……地曰白子”一诗看出丁丑（1817年）清水长孺实际上已经离开神户藩，游历到伊势白子去了。由此看来，推崇徂徕学的清水长孺被逐是在“宽政异学之禁”（1790年）之后，所以他被逐与“宽政异学之禁”也许有着极大的关系。
日本社会在宽政改革后，就迎来了商业资本经济发达、都市文化繁盛的文化文政时代。因“宽政异学之禁”而产生的大量不被重用、体制外的异类知识分子即在野文人开始活跃于历史的舞台。而到了文化文政时期[6]，日本的交通体系已经逐渐完善，旅行开始风靡，这些异类知识分子即在野文人便开始凭借自己的文笔艺能，到处游走赚取生活费，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职业诗人和画家。并且因他们，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出现了由很多来自不同阶层的文人以诗书画等文人趣味而组建的沙龙聚会。而清水长孺是这些体制外异类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就是一位在野文人。他的交友圈非常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潦倒的诗画家等。从清水长孺唯一留下的汉诗集《蜑烟焦余集》中可以发现，他与僧侣交游的酬和诗所占比例较大。
二 《蜑烟焦余集》中僧侣相关的酬和诗作
《蜑烟焦余集》中与僧侣相关的汉诗一共有16首。可以看出长孺至少与圣护一品大王高田大法主、空华和尚、大鼎和尚、寂光、道海和尚、明堂和尚、禅林澹和尚、祖海等11位僧侣有过交往。根据对以上几位僧侣的调查考证，寂光、道海和尚、明堂和尚、禅林澹和尚与祖海五人依然不详，其他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门跡，另一类是普通僧侣或是地方主持，这一类中属禅僧居多。笔者将《蜑烟焦余集》中内容列为表格，如下。
续表
续表
三 清水长孺与门跡僧侣的交游
前文提到与清水长孺相交的有两类僧侣，一类是门跡。何为门跡呢？门跡取自于日本佛教开山之祖的正式后继人即“门业门流”之意。镰仓时代以后就指阶级比较高的寺院或寺院主持，而到了江户时代，阶级高的寺院主持更多由皇族子弟担任，他们被通称为宫门跡。因为其皇族的身份与京都朝廷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清水长孺与他们的交往就值得被关注。与清水长孺交游的门跡在诗集中一共出现了两位：一位是圣护一品大王，另一位是高田寺的法主。
圣护院是位于京都左京区圣护院中街的本山修验宗总本山的寺院，也被称为圣护院门跡。宽治4年（1090年）园城寺的僧侣增誉在熊野的大峰修行时候，作为修验僧被举荐给白河上皇，随行熊野参拜祭祀，后白河上皇便下赐常光寺给增誉，而常光寺即是后来的圣护院。“圣护”是“圣体护持”的意思。自从静惠法亲王（后白河上皇之子）作为宫门跡入主后，圣护院成为门跡寺院。经过对历代门跡的调查，唯有盈仁亲王（1772-1830）与清水长孺相交的可能性比较大。[7]盈仁亲王是典仁亲王的儿子，也是光格天皇的亲弟弟。他在安永9年（1780年）被封为圣护院忠誉王，又在文化7年（1810年）被赐于一品。所以清水长孺的汉诗中提到的圣护一品大王就是盈仁法亲王。清水长孺一共写了三首有关圣护一品大王的酬和诗。分别是《圣护一品大王。赐书雷首二大字。拜舞欣戴。赋之恭谢下执事》、《初谒圣护大王》和《圣护大王赐诗谨次其韻。以谢盛恩之万一。》。由于篇幅原因本文着重介绍《圣护一品大王。赐书雷首二大字。拜舞欣戴。赋之恭谢下执事》一文。
海上三山领羽流。金鼇赑屃扈仙游。
曾从禁阙分花蕚。便向梁园种竹脩。
岂忆玉皇公案字。高悬尘俗市棲楼。
长冷墨宝驱群鬼。速秉妖祥几处投。
“海上三山”指的是晋朝王嘉《拾遗记》中所说的方壶、蓬莱、瀛洲这三座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羽流”指道士。“金鼇”与“赑屃”都是传说中海中的神物。此诗的开篇就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壮阔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海上之境。而清水长孺开篇就写自己跟随着“三山羽领”“金鼇”“赑屃”这些稀少珍贵的传说事物来“仙游”，也可以看出他很引以为豪，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往昔优越的身份地位。接下来他写道“曾从禁阙分花萼”，“禁阙”指的是宫廷或宫门，这里联系后面的“分花萼”可以推测出“禁阙”可能指的是清水长孺曾经在神户藩做官当藩儒的事。刘勰的《文心雕龙》的《采情》篇里提到“夫水性虚而涟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以及明朝谢党的《四喜记》的《花亭佳偶》里写道：“花萼轻摇、一曲花歌百闷消”，可以看出“花萼”代表着兄弟朋友间的情感。所以联系上下文再结合清水长孺曾经被神户藩驱逐的经历来推测，就能明白“曾从禁阙分花萼”就是叙述清水长孺曾经得到神户藩的眷顾成为藩儒一事。“梁园”在司马迁的《史记·梁孝王世家》一文中有记载。指的是前汉梁孝王所建造的林园东苑，别名为梁苑、兔园、修竹园，梁孝王曾经在此招待了很多的宾客贤才，包括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名士。此文是清水长孺为感谢盈仁亲王为自己赐书雷首二字而作的诗文，所以说此处的梁园极有可能指的是盈仁亲王招待宾客贤才之事。盈仁亲王相关的史料虽然不多，但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藏的《〈平安人物志〉揭载诸家关连短册》[8]中记载了他与鉴古书画家大仓汲水的交游，也记载了他赐汲水这个号给大仓。由此看出盈仁亲王应该曾与很多文人有过交往。所以“便向梁园种竹修”一句，可以揣摩出清水长孺希望获得盈仁亲王赏识的心情。长孺自己曾经获得过神户藩的恩遇做过藩儒，如今来到京都希望能够得到盈仁亲王的知遇与赏识。而接下来的两句“岂忆玉皇公案字，高悬尘俗市棲楼”讲述的可能是“宽政异学之禁”的实施或是他自己因为一些放肆的言行被神户藩所放逐的事，而在第一节中已经指明清水长孺被放逐一事极有可能与“宽政异学之禁”相关。所以此处应该可理解为清水长孺因为“宽政异学之禁”而得不到重用的苦闷心境。最后两句回归此诗的目的主旨，感谢圣护一品大王所赐的墨宝，即赐书雷首二字。“速秉妖祥几处投”中“几处投”可理解为无处投。讲的是清水长孺希望盈仁亲王所赐的墨宝如利剑般斩杀妖魔。借此表达了自己希望被盈仁亲王重用赏识，一扫自己长久以来怀才不遇的愤懑。
通过此诗，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宽政异学之禁”之后，朱子学派以外不被重用的在野文人们在京都遇到王公贵族时的心情，以及在野文人窘迫的状况。但若是想要探讨像清水长孺这样的在野文人与门跡的交往，在整个江户后期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就必须弄清楚门跡在当时社会的状况。门跡相关的先行研究非常有限，在杣田善雄的《幕府权力与寺院·门跡》[9]一书中提到日本中世权门势力衰弱瓦解后，到了江户时代连门跡也要依靠幕府的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宗教权威。门跡变成只有宫门跡也是在江户时代。从杣田氏的论著中可以发现上方门跡的权力十分受约制。幕府为了对抗上方寺院，在江户设立了东照宫的轮王寺门跡，借此来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在1789年“尊号事件”发生了，即光格天皇想为自己的生父要尊号，请奏幕府时，被当时的幕府大老松平定信拒绝，使得当时的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当然松平定信也因此事倒台，并导致宽政改革结束。上文已经提过盈仁亲王是光格天皇的亲弟弟，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史料未曾记录盈仁亲王对“尊号事件”的态度，但是身为皇室一族，并且关系到自己的父亲，想必盈仁亲王对幕府应该是不满的。
而因幕府实施的“宽政异学之禁”导致自己怀才不遇、客居京都的清水长孺对于幕府应该也是有些许怨恨不满。从1789年（宽政元年）以后清水长孺写给津阪君裕的《答津阪君裕荐仕》的诗文 “孤生非却聘，才拙未遭时”中，长孺以自己才拙为借口拒绝津阪君裕的推荐出仕一事可以看出他内心的不平。而他在《言怀》一首诗中写道：“辛楚艰难久备尝，东游西宦抑如扬。徒论句读无论道，破解恒文不解王。六籍犹存天下铎，七篇无恙地文章。二灵今日知何在，画见河图与凤凰”。这首诗中清水长孺以“徒论句读无论道”一句来抒发自己在“宽政异学之禁”后不得志的状况下，依然坚持讲究古文辞学的徂徕学。“六籍”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这六部孔子提倡的经典，而“七篇”指的是《孟子》的《七篇》，由此可知“二灵”指的是孔孟两位圣人。“二灵今日知何在，画见河图与凤凰”抒发了清水长孺愤愤不得志之情，也刻画出了他作为一名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形象。所以，清水长孺并非真如《答津阪君裕荐仕》里说的那般因才拙而不出仕，而是因为他对当时独尊朱子学的“异学之禁”现象不满。清水长孺作为因“宽政异学之禁”而成为在野文人的这集团中的一员，当他的愤懑与背后代表着朝廷皇族的盈仁亲王的不满相互碰触时，是不是会酝酿一些蠢蠢欲动的潮流涌向幕末的“尊王攘夷”运动呢。牛山之雄在其《近世的文人们——文人精神的诸相》中指出“文人精神的底流是良心抵抗的力点，从反权倾向开始向反俗倾向，再从反俗倾向向考证主义移动的视点来看，这种抵抗力将会在下个时代成为振兴的动力，而这种状况的显现化就称之为历史运动。”[10]由此看出文人的精神力量往往能成为历史局面变更的重大力量，就好像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一问世，便卷起了“尊王攘夷”的风潮。而在化政年间不得志的在野文人与京都的王公权贵的交往，例如，清水长孺与盈仁亲王的交游，是不是也有可能为下个时代局面的改变默默地积蓄了一些能量呢？
四 清水长孺与禅僧的交游
清水长孺与普通僧侣交游中，禅僧比较多。比如上表格中列出的大室和尚、大鼎和尚、明堂和尚、禅林澹和尚等人。明堂和尚和禅林澹和尚的身份虽然不详，但是清水长孺写给二人的诗作中充满着禅味，可以推测二人应该也是禅僧。明堂和尚更可能是禅画僧。至于大室和尚，根据《日本佛家人名辞书》[11]的记载，大室和尚是曹洞宗派越前心月寺的禅僧总芳。清水长孺的诗集中只载有一首与大室和尚相关的诗文。题为《早春同大室和尚游濑子章宅分韵》。濑子章指的是濑尾子章，是当时京都的文人。根据现在京都日文研所藏的《平安人物志》（文化10年出版）所载，濑尾文，字子章、号绿谿、濑尾弥兵卫。
雨雪骑年尚未休，频烧榾柮坐炉头。
逢僧乞取寒山帚，扫尽青春一段愁。
“雨雪骑年尚未休，频烧榾柮坐炉头”，开篇就描绘了一幅雨雪纷纷的恶劣气候图，然后呈现了在濑尾子章家里恶寒难忍的三人围坐炉头，不断地添柴来取暖的景象。“逢僧乞取寒山帚，扫尽青春一段愁”两句瞬间将全诗凄冷寒苦的氛围烘托出来。“愁”字是此诗的重要的诗眼，清水长孺虽写道“扫尽青春一段愁”，但让我们看到的仿佛是历经沧桑的几位失意文人即使再怎么自我安慰也排解不了青春已逝的苦闷与凄凉。而这样的心境在雨雪纷纷的恶劣环境下更显得凄苦不堪。诗的题目为早春游濑子章宅，既然是早春应该是大地回暖之景，然而真实的环境却是雨雪尚未休，可看出清水长孺内心虽然憧憬着早春的温暖，但面对现实却是雨雪不休的残酷与凄苦，两者对比更加突显长孺在京都生活的困苦之境与苦闷心情。即使是与禅僧一起游于别处，内心的凄苦依然得不到疏解。大室和尚是越前心月寺的禅僧，清水长孺乃尾张藩人，所以二人相识应该比较早。此诗应该作于大室和尚游历到京都，清水长孺便与他一起拜访京都文人濑尾士章之时。
大鼎和尚是临济宗的僧侣，参考铃木大拙编校的《盘珪禅师语录》可知，大鼎和尚是江户中期的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名号禅珪，道号大鼎，谥号定水湛然禅师。大鼎和尚在伊予如宝寺的逸山祖仁那里剃度，后住于江户込济松寺。清水长孺年少时曾游学江户，有可能他在那个时候与大鼎禅师就有过交往，但是没有其他史料，所以只是笔者的推测。清水长孺的《蜑烟焦余集》中有关大鼎和尚的诗文只有《孤蓬庵席上呈大鼎和尚》一首。孤蓬庵是京都临济宗的寺院。由此可以推断出这首诗应该是大鼎和尚云游到京都孤蓬庵，正好与清水长孺相遇时，清水长孺所呈之作。诗中“古笈图书开士跡，名园树石使君遣”两句展现了大鼎禅师的日常生活状况，阅览古籍、追随着书中文人志士的足迹；赏林园奇石、沉浸于自然中的快乐。抒发了清水长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与羡慕。此句接下来是“松声静引蝉声起，茶味全兼道味知”一句。据说茶叶是荣西禅师从大宋带回日本的，也有考证云日本茶叶更早是在9世纪由最澄和尚带回日本的。不管怎么说茶对于日本僧侣是不可缺少的。而到了中世，千利休完善了茶道体系，从此在茶道中参禅，茶道与禅融为一体。此诗句中“茶味全兼道味知”便是赞扬大鼎禅师在品茶中悟道、参透禅机。最后一句“两腋清风忘盛暑，重应苦行素成缁”更是表达了大鼎和尚在阅读、赏园、品茶、悟道这样清贫的僧侣生活中能够“忘盛暑”，即忘了俗世的烦恼与苦痛。在前两节的阐述中我们已经了解清水长孺是在被神户藩所逐之后移居到京都的，而在“宽政异学之禁”后他一直都困于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中。所以此时他虽是呈于大鼎和尚，赞扬大鼎禅师的修行之高深，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禅师们这种忘却烦恼的修行的向往与羡慕。从参禅中得到精神的慰藉，暂且舒缓内心的苦闷，这也是清水长孺与众多禅师们交游最大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水长孺与众多禅僧往来的具体状况，虽然有时与禅僧来往依然不能排解内心忧愁，但他仍然努力从中得到一丝精神的慰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文人与僧侣间的交往，在京都是比较普遍的。第三节提到过在江户的幕藩体制中，幕府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京都朝廷与寺庙，甚至在江户建立东照宫的轮王寺门跡试图来对抗京都朝廷，但京都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文化的中心，所以文人与僧侣交游的现象在京都多于在江户也是能被理解的。而“宽政异学之禁”后不受重用的在野文人们来到京都后，亲近禅僧，以禅学来慰藉内心的苦闷也是情理之事，这与中国在野文人与禅僧交往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吻合的。
五 总结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宽政异学之禁”的日本异类知识分子，即在野文人在京都与僧侣交往的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与背后和京都朝廷有着密切关联的宫门跡之间的交往，从与宫门跡的交游酬和诗中可以看出以感谢门跡法亲王们的知遇之恩为主，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赏识，将自己经世之学得以发挥施展。另一种是与禅僧之间的交往，从与禅僧的交游酬和诗中可以看到在野文人想要从宗教上得到一些精神的慰藉来排解自己内心郁郁不得志的苦闷，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在野文人是相近的。但是我们知道自从藤原惺窝和尚脱去道袍以一位儒者的姿态出现在德川家康面前后，江户历史的舞台上就不断上演着儒佛之争的戏剧。[12]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熊沢蕃山等大儒者都曾批判佛教，而佛教徒也激烈地批判儒学。所以说，清水长孺作为一名儒者，怎么能与众多僧侣如此友好地交往呢？也许与江户中后期因社会所需，儒佛之争开始缓和，如享保年间石门心学的开山之祖石田梅岩（1685-1744）的神儒佛习合思想十分盛行。大概这些大的环境为清水长孺以及文政年间的在野文人提供了与僧侣交往的契机。当然这些还有待考察和研究论证。另外僧侣们是以何种心态与在野文人交往的呢？以及与中国僧侣与在野文人交游又有何不同呢？笔者认为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在今后探讨与深层研究。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Monks in the later Edo Period
—Focusing on Shimizu Nagachika
Abstract
During the Kansei reforms，many serious policies，were worked out，including suppression of the business capital，the control of the publishing，rural recovery，and the Kansei Edict.However，all of these ended with Masudaira Sadanobu's downfall.After this，the kansei period ushered in a city cultural that was very prosperou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terati as the main force of culture，how they lived and who interacted with them at that time.In this study，I focus on the literati called Shimizu Nagachika （1755-1836）.Based on his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anenshouyoshu，I find Shimizu had a very broad range of friendships，including aristocrats，Confucion scholars，monks，painters，and a variety of acquaintance from all classes of society.Of them，he often interacted with the monk Takada Hosu.Therefo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imizu and Monks to ascertain one side of the literati's life in the later Edo period.
Keywords
Interaction；Shimizu Nagachika；monks；respond to a poem；in the later Edo Period
[1]陈慧慧，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2]〔日〕市古贞次等编《国书人名辞典》（第二卷），岩波书店，1995，第459页。
[3]〔日〕长泽孝三编《汉文学者总览》，汲古书院，1992，第147页。
[4]〔日〕林屋辰三郎：《化政文化的研究》，岩波书店，1976，第48页。
[5]〔日〕木村礎等编《藩史大事典》（第四卷），雄山阁，1989，第427页。
[6]〔日〕林屋辰三郎：《化政文化的研究》，岩波书店，1976，第103～109页。
[7]〔日〕上田正昭等编《日本人名大辞典》，讲谈社，1993，第301页。
[8]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藏《〈平安人物志〉揭载诸家关连短册》，2002，第141页。
[9]〔日〕杣田善雄：《幕藩权力与寺院·门跡》，思文阁，2003，第146页。
[10]〔日〕牛山之雄：《近世的文人们——文人精神的诸相》，翰林书房，1995，第14页。
[11]〔日〕鹫尾顺敬：《日本佛家人名辞书》，东京美术出版社，1966，第647页。
[12]〔日〕松波直広：《江户期曹洞宗中三教一致思想——关于〈曹洞护国辨〉》，学习院大学，《研究学报》59卷，2012，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