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诋孔子之徒；剽剥儒、墨

“诋訿”首先就是“抵制”，但比抵制犹有过之，还有“轻蔑、诋毁”之意。庄子所处的时代，儒墨两家思想为当世显学，最有势力，庄子对两家均不认同。“剽剥儒、墨”，也就是驳斥、攻击儒家和墨家。而他对儒家、“孔子之徒”颇有不共戴天之势，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剥皮抽筋，入髓入骨。司马迁指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提醒道：“应该记住，道教与其正统的后继者——禅宗一样，在精神上代表着南方中国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与北方中国体现于儒教中的集体主义是水火不容的。”^[9]林语堂也说：“西方人不必再批评孔子，因为单单庄子一个人对他的攻击就已经够严苛了。”^[10]在《庄子》中，这本来是白纸黑字、毫无疑义的。然而有人偏要做翻案文章，比如苏轼的《庄子祠堂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苏轼认为，司马迁对庄子“诋訿孔子之徒”的判断，仅仅是“知庄子之粗者”，对庄子的了解过于粗糙，甚而限于皮毛。据他说，庄子的做法乃是“倒行逆施”的权宜之计，或是延续老子“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因而苏轼主张“庄子盖助孔子者”，“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庄子骨子里头是推崇孔子的，而且“尊之也至矣”。

苏轼之前，就有韩愈怀疑庄子出于儒家，但韩愈之说，其影响力不及苏轼。苏轼之说一出，应者云从。现代学者中，钱穆、郭沫若、钟泰三人最有代表性。钱穆说：“今若仅就其粗迹观之，则庄周所持之政治理想，若与孔门儒家相距绝远，但若观之于深微，则庄周思想之于孔门儒家，实有其一番蜕化之痕迹，犹可推寻而得也。”这是复述苏轼，钱穆还在此基础之上推测：“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11]郭沫若说：“《庄子》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如像《杂篇》中的《盗跖》、《渔父》两篇更是在痛骂孔子，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则非常严肃。”这也是继承苏轼之说，郭沫若还更进一步，勇于提出创见：“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出于田子方之门，则仅据《外篇》有《田子方》篇以为说。这是武断。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12]钱穆不过猜测庄子近于“颜氏一宗”，郭沫若则直接断定庄子本是“颜氏之儒”。

钟泰也服膺苏轼的观点，主张“庄子之学，盖实渊源于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这与郭沫若的观点相似，倒也罢了，钟泰还认定庄子思想并不与老子相近：“庄子之非神仙家，今之学者或能辨之；若其非道家而不同于老子，则能辨之者鲜矣。”不同于老子，这应当说很正常。庄子不同于老子，正如孟子不同于孔子。但钟泰说的是“非道家而不同于老子”，在逻辑上就相当于说孟子“非儒家而不同于孔子”，这就走极端了。因此钟泰干脆断言：“庄子之为儒而非道，断断然矣。”^[13]

今天看来，苏轼“庄子盖助孔子者”的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由此延伸而来的“庄子本是颜氏之儒”“庄子为儒而非道”的说法也是很成问题的。为什么苏轼的观点与司马迁的观点完全不同呢？倘若借用姚斯（H.R.Jauss）的接受美学的术语，这是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不同。要评判苏轼的观点，有必要了解他的期待视野。或者通俗地说，我们应当将苏轼的观点还原到学术史，还原到当时的知识氛围之中。

唐宋之前，道家和儒家基本上是对立的。汉朝初年就有《诗经》学博士辕固生将《老子》讥为妇孺之见（“此是家人言耳”）。相传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作了一篇《难庄论》，可惜文章已经亡佚。西汉末年的大儒扬雄批评庄子“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问道篇》）。扬雄不屑于与庄子做邻居，可视为与道家“势不两立”的具体化。儒家对道家如此，道家对儒家也是如此。魏晋时期，道家人物嵇康则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养生论》）。“名教”即孔孟之道的“礼教”。儒道势不两立，一目了然。但是另一方面，西晋郭象首倡“名教即自然”之说，为填补儒道之间的深沟巨壑埋下伏笔。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已呈“三教合一”之势，佛、道均合于儒，或者说，儒家学说已然凌驾于，乃至在某种意义上吞并了佛家和道家学说。“儒道两立”正式演变为“儒道互补”，只不过名曰“互补”，其实是以儒为主，以道补儒。在此时代背景下，“以儒解庄”成了宋代学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不独苏轼为然。因此在苏轼看来，庄子和孔子之间，决非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反倒是“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孔子之“道”。“以儒解庄”带来一个有利的后果，那就是儒家可以不必直面庄子的批判，不必感受难以回应庄子之批判的尴尬。然而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丧失了一统天下的功能，我们的“期待视野”又发生了变化，孔子之道，也已不能贯通庄子之道。我们应当还庄子之本来面目，放弃苏轼之说，重拾司马迁之说。

只要面对《庄子》文本，自然就能还庄子一个“诋訿孔子之徒”的本来面目。苏轼以为将《渔父》《盗跖》《让王》《说剑》诸篇判为伪作，即可将庄子罗致于孔子麾下，但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只见于这几篇“伪作”，整部《庄子》中触目皆是。正面驳斥，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挖苦，讽刺，揶揄，……应有尽有，而且往往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举例来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无非“礼”和“仁”。礼是孔子对周文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对周文传统的发扬。何谓礼？《荀子·礼论》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何谓仁？《论语·颜渊》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礼与仁是连在一起的。礼偏于外，仁偏于内。礼是对人的外在规定，仁则是礼的内化，也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和强制改造为内在的情愿与自觉，所以说“为仁由己”。礼的“内化”或自觉化，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礼的权威性和束缚力的深化，即深入对个人的视听言动的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安分守己，克己复礼，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那就是“仁”。简言之，礼就是社会规范，仁就是自觉而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但是，凡人都渴望自由自在，怎么可能自觉而情愿地接受规范呢？这就需要在人心中找到“仁”的依据。孔子认为，这个根据就是本能的血亲之爱，天然的血缘情感。具体言之，即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以孝悌为仁的根本，孔子便完成了为苦药金鸡纳霜（Quinine）裹上一层糖衣的工作。

然而，庄子对儒家的礼与仁都没有好感：

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

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

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天运》）

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徐无鬼》）

孔子重社会生存，庄子重个体生存；孔子重规范，庄子重自由。在庄子看来，“礼”是道的虚饰和乱的开端。“礼”是世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热衷于礼制和礼教的孔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俗中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也是这么看的：“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而在庄子看来，孔子岂止是“俗人”，甚至是“愚者”。孔子的“仁”的思想，也并不是自明的和终极的人道原则。在庄子看来，植根于血亲之爱或血缘情感的“仁”，并不能从根本上区分人与动物。所谓“虎毒不食子”，虎狼不也服从“仁”的原则吗？不仅如此，庄子认为尧汲汲于“仁”，将会导致“后世其人与人相食”的情况。两千余年之前，庄子就已经先行道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礼教吃人”的判断了。

庄子之后，两千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大约有三次：魏晋时期“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晚明时期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语），五四运动时期呼吁“打倒孔家店”。这三次批判的激烈程度或许不亚于庄子，然而就思想之深度而论，可以说从未超过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