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历史观析论
以1906年《俱分进化论》发表为标志，章太炎的历史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章氏经历了从价值的绝对主义走向价值的相对主义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对章氏历史观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其主要特色作一探索，并揭示其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一
前期，章氏主要是根据他所掌握的西方近代自然、社会科学知识来透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来展示他的历史观的，这使他的历史观充满了浓厚的实证色彩。
章氏通过他所掌握的近代西方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对人类起源及其早期演化历史作了近乎科学的探究。他认为人类是从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在地球上出现的。[1]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球上经历了生物界迭相演化的过程，人类是从无机物→低等植物→低等动物→高等动物渐渐演化而形成的。[2] “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3]人类在其起源上本无差异，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隔绝作用，使人类开始发生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种群。他根据西人巴尔科的分类，认为：“凡地球之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其小别六十有三。”[4]这些众多种群散处在世界各地，生活在相互隔绝的环境里，“画地州处，风教语言不能相通”，[5]走上了各自的独特发展道路。章氏认为，由野蛮走向文明是人类各个种族的共同演化特征，而各个种群演化的速度有快有慢，进至文明的时间有早有晚，文明的程度有高有低。因此，对章氏的前期历史观，我们可界定为它是一种进步发展史观。这与当时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进化论思想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这也说明章氏的前期历史观受到了当时风靡中国思想界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时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有着一个重要特色，即它将“进化”看成一绝对的价值，这在康有为著名的“三世进化”思想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康氏从其虚拟的“三世模型”出发，强调了文明的“时间”差别，而忽视了文明的“空间”差别。这遭到章氏的激烈批评，他曾严厉批评康氏将“三统”与“三世”混为一谈，并斥之为“妄人”。[6]在章氏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不仅要受制于“时间”，还要受制于“空间”。他曾说过：“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7]存在于不同“空间”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各异，这一差异将通过“时间”的作用而愈来愈大。因为在章太炎看来，人类历史的演化并非像康氏所界定的那样刻板地普遍按照三个级次依次进行的，各个种群历史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其发展的一贯连续性。所以，处在各个不同“空间”的种群只会按照它自身开辟的文明演化方向发展。这一历史观的不同，导致了章、康二人政治变革思想的歧异。章太炎由于同时注重了“时间”与“空间”对历史演化的制约作用，这使得他拒斥了康氏关于“三世进化”的普适观念，但章氏并没有动摇“进化”的绝对主义观念。因此，笔者认为，前期章太炎的历史观在本质上同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仍然属于同一类型，即同属于进步发展史观。
人类历史是由野蛮向着文明进化的，那么，隐藏在人类文明进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章氏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是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实现的。它首先表现为人类同自然的竞争。“冰期之世，非茸毛不足与寒气格战，至于今，则须发为无用，凑理之上，遂无短毳矣。”[8]人类通过与自然竞争，使自己的形体在进化。其次表现为人类各种群之间的竞争。章氏云人类各种群“竞以器、竞以礼”，[9]即通过不断地创造文化来推动自己的进化。在人类各种群的残酷竞争中，有的在竞争中胜利了，变得“侗长硕岸而神明”；[10]但一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种群，却变得“若跛鳖而愚”，[11]甚至出现退化。人类为什么会产生竞争呢？章氏认为它根源于人类的本能——爱。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之本能唯爱身，又其次爱同类，而凡贪饕淫厉，皆自是出。”[12]章氏所说的“爱”，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即是“自私”。章氏认为“爱”有两种，一种是“善爱”，一种是“不善爱”。“不善爱”即是“恶”。人类“恣其爱，则为疻痏，而制其爱，则为善之长。”[13]世界上万事万物之形成、演化，章氏认为即是通过“善”和“恶”的“相攻”而实现的。[14]换句话说，人类由野蛮不断向文明进化，即是由人类自身的本能“爱”，也即是说由人类本能中所具有的“善”与“恶”的斗争为其根本驱动力的。
既然“进化”是一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追求进化，从价值上来说便是绝对的、无可非议的了。因此，他与康有为一样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与乐观，对进化的价值持着一种绝对主义的肯定的态度。问题是，章氏的历史观虽然是奠定在坚实的历史实证的基础之上的，但从其思想逻辑来说却没有康有为那样谨严，在章氏思想里尚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巨大矛盾之处。首先，章氏认为由于“空间”对人类文明演化的制约作用，人类各种群各自沿着自己开辟的文明演化方向发展，这实际是承认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多元格局。既然人类文明的演化格局是多元的，那么人类各个文明的价值应该是平等的，相对的。其次，由于章氏将人类本能所具有的“善”和“恶”的斗争确立为人类文明演化的根本驱动力，所以从逻辑上来说，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化至一个淳善尽美的“太平”之世（大同社会），文明进化的价值也只是相对的。章氏在当时之确立进化价值的绝对主义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囫囵式的感情受纳。迫在眉睫的沉重民族危机需要一种为民族的自强自立提供一个震撼人心的理论基础，“进化论”适逢其选，章氏同大多数国人一样来不及作充分理性思考便接纳了它。但章氏思想的内在矛盾却为他走向后期带有浓厚悲观情调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埋下了伏笔。
二
1906年，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俱分进化论》，[15]这标志着章氏历史观进入后期。在这篇洋洋大作里，章氏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是“双方并进”的观点。他认为矛盾及其对立面“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同时俱演。从道德角度来说是善恶俱进，从生计角度来说则是苦乐并进。如果专就一方面而论的话，章氏认为“唯言智识进化可耳”。但他在撰写《辨性》一文时，对“智识”的单方进化观点也予以彻底否定，认为人类的“智识”也是“智愚并进”。[16]如果说前期章氏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来阐释他的历史观的话，那么，后期章氏则主要是以佛学唯识宗的义理来阐释他的历史观的，这使他的后期历史观充满了浓厚的思辨色彩。
善、恶何以并进？章氏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薰习性”，一是“我慢心”。所谓“薰习性”，指的是种种善恶熏染阿赖耶识，使“本有种子”里杂有各种善恶种子，从而导致其“现行”善恶并存。阿赖耶识，又名藏识，意为含藏万法的一切种子，其还灭则成真如本体，其现行则成森然布列的万有世界，它是世界万物所以能够形成的“本有种子”，世界万物即是由它生发出来的。由于“薰习性”，使得“本有种子”善恶并存，从而导致其“现行”善恶俱演。所以，章氏认为：“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我慢心”，是由末那识执着阿赖耶识而起，由于末那识对阿赖耶识“以为自我，念念不舍”的执着，使人类产生了四种心，即好真、好善、好美、好胜四心。“好善之念，唯是善性；好美之念，唯是无记；好真之念，半是善性，半是无记。”然而，“好胜之念”则是“由于执我而起，……则纯是恶性矣”。人类的好胜之念有两种，一是有目的的好胜，一是无目的的好胜。“凡为追求五欲、财产、权位、名誉而起竞争者，此其求胜非以胜为限界，而亦在其事、其物之可成，是为有目的之好胜；若不为追求五欲、财产、权位、名誉而起竞争者，如鸡、如蟋蟀等天性喜斗，乃至人类亦有其性，如好弈棋与角力者，不必为求赙赆，亦不必为求名誉，惟欲得胜而止，是为无目的之好胜。”因为真、善、美、胜兼有善、恶、无记三性，所以，章氏认为：“其所好者，不能有善而无恶，故其所行者，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
苦乐何以并进？这是由苦乐的多重性及人类对苦乐感受的多重性造成的。章太炎认为：“凡苦有三：一曰怨憎会苦，二曰求不得苦，三曰爱别离苦。”“乐”则与此相反。人类对“苦”的感受有二：“一曰苦受。苦事现前，逼夺身心，不能暂舍，是为苦受；二曰忧受。苦事未来，豫为愁感，苦事已去，追为痛悼，是为忧受。”人类对“乐”的感受也有二：“一曰乐受。乐事现前，瞑瞒耽溺，若忘余事，是为乐受；二曰喜受。乐事未来，豫为掉动，乐事已去，追为顾恋，是为喜受。”人类总是为了避“苦”而求“乐”，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满足与方便，这意味着“乐”在增多，但是由于苦乐的多重性及人类对苦乐感受的多重性，人类的痛苦也在同时增多。因为在章氏看来，“世界愈进，相伤相杀之事渐少，而阴相排挤之事亦多，彼时怨憎会苦，惟在忧受，不在苦受，惟此一苦，或少减于畴昔”。然而，由于“需求日繁，供给不逮，求不得苦，较前为甚；所求既得，其乐胜前，一旦死亡，舍此他去，爱别离苦，则较前为更甚”。因而，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苦乐相资，必不得有乐而无苦”。在善恶、苦乐之间，由于善恶并进，泛指全体，而苦乐并进，不但泛指全体，而也局于一人，因此，苦乐“并进之功能”，较之善恶并进为更甚。
智愚何以并进？是由“我见”、“我痴”俱生所导致的。章太炎认为：“人心者如大海，两白虹婴之，我见、我痴是也。……我见者，与我痴俱生。何谓我痴？根本无明则是。以无明不自识如来藏，执阿罗耶以为我，此谓之见，不识彼，谓之痴，二者一根，若修广同体而异其相。意识用之，由见即为智，由痴即为愚。智与愚者，非昼夜之校，而苣烛、温火之校。痴与见不相离，故愚与智亦不相离。”“见与痴固相依，其见愈长，故其痴亦愈长。”[17]
通过这一形而上的佛学论证，章氏得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是“双方并进”的结论，这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如果人类历史演化是“双方并进”的，那么，人类文明的演化与发展，不过是一个善恶、苦乐、智愚程度的无限累结过程罢了，人类历史不但不可能走向一个尽善淳美的“太平之世”，而且追求“进化”也成了无意义之举了。所以章氏认为：“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他将追求“进化”看作与求神仙一样愚蠢可笑。与前期相比，章太炎对人类文明的“进化”不再抱有乐观与信心，对“进化”的价值由绝对主义转入相对主义。这一思想转变是对他前期历史观的超越与补充。在其前期历史观里，章氏虽然对“进化”持绝对主义的肯定态度，但里面夹杂着文明演化的多元取向及价值相对主义的因素，这一“俱分进化”思想即是其前期历史观里所夹杂的文明演化多元取向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合理发展。如果人类文明的演化是一个善恶、苦乐、智愚不断累结发展过程，那么出于不同“空间”与“时间”的文明，从价值角度来说就无区分轩轾，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就会得出文明演化的多元取向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结论。如果说前期章氏对“进化”价值持绝对主义的肯定态度是一种感情受纳的话，那么，后期章氏对文明演化持多元发展模式，对“进化”价值持相对主义的否定态度，则是他理性探索的结果，这种独特的“进化论”闪耀着浓厚的理性主义的光芒。这较之仅仅看到人类文明正面效应的单线直进的进化思想来说，其透视问题的力度要深刻得多，也更加富于思想的挑战性。
三
章太炎的历史观前后期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章氏由前期肯定“进化”的价值走向后期的否定“进化”的价值，除了如前所说的其思想本身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之外，下面三个因素则起了重要作用，成为章氏思想转化的重要原因。
其一，章氏思想之发生转化同他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存在着密切联系。前期，章太炎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主要是借助于书本，在急迫的民族危机重压下，来不及过多思考便接受了西方文明。当时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上，是相当肤浅的，并存在着严重的美化西方文明的倾向。当时的大多数进化论信徒之接受进化思想，实际上是以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为其心理基础的。接受进化思想，是为其进行欧化张目的。这样一来，对进化的价值就容易走向绝对主义的立场。章太炎当时虽然不太赞同康有为的激进维新思想，[18]但他也渴望维多利亚大风播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也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单线进化论者的同路人，对进化的价值持着完全肯定的绝对主义的态度。到了后期，章氏身处日本，得以亲身经历并考察西方文明，这使他的眼界大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由表及里，不断深化。通过他的大量研究与考察，章氏发现西方文明并非尽善淳美，它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拿被国人向往的代议政体来说，章氏发现欧美各国虽行此制，但却造成了“驵侩攘臂，讼言国政，齐民乃愈以失所”[19]的局面。西方近代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加，但也造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当时的西方世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处在极度的动荡之中。并且，由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多，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贪婪追求，在令人目眩的财富面前，很多人的廉耻丧失了，道德沦落了。章太炎曾痛心地指出：“富商大贾之于贫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诸佣雇者之事其主人，竭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虽无稽首折腰之礼，而其佞媚有甚于是者。”东方各国对于趋附势利在价值上持否定的态度，但在西方各国却以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章氏由此认为西方近代文明急速发展的结果，也带来了“恶”的进一步膨胀，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发生了动摇。对西方文明价值认同的动摇，使支撑追求欧化的理论基石“进化论”在他心中坍塌了。在后期章氏以“进化”为“诬言”，其反进化的意旨实际上就是反欧化。西方文明价值的坍塌，当然就不可避免地使章氏脱出价值的绝对主义的轨道，走向价值的相对主义。
其二，章氏思想之发生转化同他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也有密切关系。前期，章氏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在国内，当时章氏信奉的主要是斯宾塞的进化思想。到了后期，章氏身处日本，接触西学的条件更为便利，他不仅更全面地了解了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对于叔本华、赫胥黎等人的进化学说也有了透彻的了解。叔本华“以世界之成立，由于意欲盲动，而知识为之仆隶。盲动者，不识道途，惟以求乐为目的，追求无已，如捷足者之逐日月，乐不可得，而苦反因以愈多”。这已包含了苦乐并进的思想。赫胥黎认为：“世运日迁，生齿日繁，一切有情，皆衣食住，所以给其欲求者，既有不足，则相争相杀，必不可已。”他以“物竞为乱源”，也是主张“善恶俱演”。[20]叔本华、赫胥黎构成了西方进化学说的另一思想传统，但这一进化思想传统，章氏要到后期才能与闻。随着章氏对西方文明弊病认识的日益加深，这一进化思想无疑会令章氏心折，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章氏由前期之信奉斯宾塞的单线进化论，转入后期之提出俱分进化论，叔本华、赫胥黎的进化思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三，章氏思想之发生转化还同佛学知识的楔入存在着密切关系。前期，章氏虽然也接触过一些佛学典籍，但当时他还没有作过潜心研究。“苏报案”发，章氏被囚禁在上海的租界监狱里，始潜心研读佛典，“专修慈氏、世亲之书”。[21]慈氏，即弥勒菩萨，佛学唯识宗的创始人；世亲也是唯识宗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章氏在上海西牢三年（1903—1906），通过对唯识宗大师们著作的研读，开始有意将佛学义理熔铸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虽然佛学门派众多，义理各异，但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即它们皆向世人展示了满坑满谷尽苦难的大千世界的种种苦相，这对章氏思想影响极大。佛学“众生苦”的哲学义理充斥在章氏大量的后期著作里。以这种哲学义理来审视人类历史的演化，当然不可能会对人类的前途抱有乐观的信念，只能使他将自己汇入到叔本华、赫胥黎的进化思想传统里去。但章氏并没有像叔本华、赫胥黎那样陷入悲观主义的泥坑而不可自拔，章氏主张“随顺进化”，号召世人以大乘菩萨精神去入世。[22]他之提出“俱分进化”思想，目的在于警醒世人。这一带有浓厚悲观情调的历史演化观，并没有使章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向世人展示的仍然是一个菩萨革命家的形象。
（注：本文原刊于《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1]章太炎：《序种姓下》，《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
[3]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4]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5]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6]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
[7]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
[8]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9]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10]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11]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12]章太炎：《独圣上》，《訄书》（初刻本）。
[13]章太炎：《独圣上》，《訄书》（初刻本）。
[14]章太炎：《独圣上》，《訄书》（初刻本）。
[15]载《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凡下引文之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该文。
[16]章太炎：《辨性下》，《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民国八年浙江图书馆刊印本。
[17]章太炎：《辨性下》，《国故论衡》。
[18]参阅拙文《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评议》，《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19]章太炎：《总同盟罢工论序》，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
[20]参阅《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及论十五“演恶”下严复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
[21]章太炎：《自述思想迁变之迹》，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参阅拙文《章太炎人文思想论》，（台北）《孔孟月刊》36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