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8上半年卷)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传统价值与伦理

论“中和”理念的几个问题

孔润年[1]

【摘 要】“中和”,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文化所推崇的价值理念和处事方法,也是贯通价值哲学之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共有原则。“中”,有“中国”之意,也有“中心”“主体”之意,相当于一个事物向周围扩散的中心点,以及控制全局的主体责任者。“和”,有“和谐”“聚合”之意,是处于非中心或边缘状态的事物的一种存在状态。中与和组成“中和”一词,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中”与“和”的关系,还可以抽象为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即中为体、为道,和为用、为器。“中和”与“和合”,虽有区别,但也有很大的重合。二者都是哲学理念,并且都强调“和”的理念和价值。“中和”理念的本质是要求人们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特别是要按对立统一规律办事。“中和”理念的核心是正确处理矛盾关系。“中和”理念的要义是增加干事创业的凝聚力。大至治国理政,小至修身齐家,“中和”理念的智慧光芒无处不在。中和之道可调节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也有助于平衡人的情感、理性和意志;对防范思想路线的左右偏颇,树立“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推动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和 源流 内涵 本质 核心 要义 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源泉,而“中和”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核。“中和”一词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自古就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文化所推崇的价值理念和处事方法,也是贯通价值哲学之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共有原则。深入研究“中和”理念,有助于创新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的自由和当代社会生活提供重要推动力,也有助于找回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恢复传统文化的原创能力,同时为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搭建平台,打通古代与当代的沟通渠道,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尊的伟大民族。

一 “中和”理念的源流

早在西周末年,身为太史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尚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春秋时孔子推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中庸之道。《论语·庸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指不偏、中正、美好;庸指不易、平和、中用。中庸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人生的正确目标和主张。如果人的道德能达到中庸,就是最高的境界。《论语·子路》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对“中和”有论述,尤其是儒家的伦理观,其实就是以追求“中和”“大同”为终极理想的伦理观。《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特别强调中庸和仁、义、礼、智、信、孝、忠等道德规范,都是为实现身心、人际、家国、社会、天下的“中和”状态服务的。“执两用中,不罔不殆,不狂不狷”的中庸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从“天人合一”,到阴阳平衡,从“和为贵”到“家和万事兴”,从“太平盛世”到“大同世界”的追求,无不体现着“中和”的精神实质。

在道家无为、不争、贵柔、守雌、素朴的主张中,也渗透着追求“中和”的理想。《老子》中写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三十一章)。《庄子》中写道:“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内篇·齐物论第二);“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外篇·天道第十三);“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外篇·天运第十四);“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杂篇·天下第三十三)。道家的这些思想一方面来自老子领悟大自然的智慧,另一方面来自庄子关于万物齐一、平等、和谐的思想,可以说是取法自然的中和论。中和,还是中国道教流传下来的通过祭炼、祷祝和作法而恢复和增强男女感情姻缘的秘术。据说通过中和延续,增缘借缘,能化解小人、竞争者、第三者,令恋人或夫妻两情相悦,恩爱如蜜,百年好合。这虽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也能说明“中和”理念有广泛影响。

二 “中和”理念的内涵

(一)“中”与“和”的多维关系

1.中心与边缘

“中”,有“中国”之意,如“华学”与“夷学”(东洋之学)、“中学”与“西学”(欧美之学);也有“中心”“主体”之意,相当于一个事物向周围扩散的中心点,以及控制全局的主体责任者。“和”,有“和谐”“聚合”之意,是处于非中心或边缘状态的事物的一种存在状态。中与和组成一个词“中和”,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如北京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太和门内,有3万多平方米的庭院,是外朝的中心。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这是中和理念在建筑上的反映。

2.直线与曲线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换句话说,价值是一条直线,价格是一条曲线,曲线又不能脱离直线。曲线是外在的、有形的,贯穿于曲线之中的;直线是内在的,无形的。这条直线代表“中”的形象;这条曲线代表“和”的形象。

3.静态与动态

万物变化,有生有灭,有静有动。“中”,既能代表万物生成、上升的起点,又能代表万物衰落、灭亡的终点,是起点与终点的统一,并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和”,可用于对事物存在及变化状态的描述,能代表事物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因而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

4.本质与表象

“中”为什么是直线?因为它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为什么是曲线?因为它反映事物的表象。西周初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春秋时期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有差别的,内含矛盾的统一;“同”是无差别、无矛盾,否认多样性的统一。“和”与“同”,二者表象相同,但本质不同。

5.本体与效用

由于“中”与“和”的关系,可以抽象为“体”与“用”的关系,即中为体,和为用。体用关系,又可以表述为道器关系。道者,事物之本质和规律也。器者,人伦日用之谓也。道与体是形而上的存在,器与用是形而下的存在。

综上所述,“中”,有“中国”之意,如“华学”与“夷学”(东洋之学)、“中学”与“西学”(欧美之学);也有“中心”“主体”之意,相当于一个事物向周围扩散的中心点,以及控制全局的主体责任者。“和”,有“和谐”“聚合”之意,是处于非中心或边缘状态的事物的一种存在状态。“中”与“和”构成“中和”概念,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和”是有差别的,内含矛盾的统一;“同”是无差别、无矛盾,否认多样性的统一。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阴阳家等,之所以能不约而同地推崇“中和”状态,就是因为“中和”反映了万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无论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人的认识、情感、意志的发展也不例外,越是趋于成熟,也就越会趋向中和。

有当代哲学家还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也是对中和与规律关系的深刻论述。例如,庞朴先生说,多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中庸之道”,大都偏重政治伦理、修身养性方面,而且常是一副乡愿式的丑态。这些都应该说是出于误解。其实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亦即将对立面统一起来以寻求两全其美前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至于“一分为三”这个口号,“文革”前已有人提过,听说是从结构上来谈论三分的,但是没有见到过正式发表的文本。1964年5月至1966年5月,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讨论,第一个年度里,全国各地便发表文章近五百篇。那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现实的事事物物,不仅是一,不仅能分而为二,而且还是三,是合二而成的新一。可惜好事多磨,讨论并没能按照理论自身的理路进展,最后竟突变为政治大批判,书生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莫名其妙了。“文革”后,1979年至1980年之交,报纸上又重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事情带有平反的性质,理论上并无突破。倒是从此各地时有零星的“一分为三”火花在闪烁,虽说不成气候,倒也难能可贵,惹人遐思[2]。又例如,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周德义教授也著有《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中国和谐思想研究》等。他在岳麓书院明伦堂讲会中说,“一分为三”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红线。“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今天,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与运用“一分为三”思想,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际关系;在系统内部,构建一种同舟共济、政通人和的宽松局面;在人与自然之间,建设一种良性互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构建和谐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二)“中和”与“和合”的重合性

改革开放以后,在价值观念多样化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下,钱穆、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许嘉璐、方克立、邢贲思等著名专家学者,率先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不同角度,对“和合”的传统理念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共鸣。

“中和”与“和合”,虽有区别,但也有很大重合性。二者都是哲学理念,并且都强调“和”的理念和价值。其实,“中”也有“合”的意蕴,合必有中,中必有合。“中合”,既有“中和”之意,又有“和合”之意。由此可见,“中和”与“和合”,虽表述不同,但本质相同。二者并用,有貌合神离之妙。

张立文教授曾出版78万字的专著论述“和合”(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张先生不但对中华和合文化的源流做了深入考察;对和合与和合学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明确界定;对和合学的体与用做了详尽的论述,完整地展现出他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理解,标志着他的和合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这为人们深入了解、研究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提供了很大方便。

蔡方鹿先生认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会领域的“无冲突境界”,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即和合状态。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正确掌握斗争的尺度。我们推动事物的矛盾转化,正是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状态的产生[4]

三 “中和”理念的本质

“中和”理念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特别是要按对立统一规律办事。可以肯定,“中和”理念的产生与古人的辩证思维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按照辩证法办事,才符合“中和”的要求。只是由于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的不同,中国哲学家才把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称为“中和”或“中和之道”。“中和”之为道,不是要求人们在两端之间搞折中,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更不是做骑墙观望、见风使舵的“乡愿”。其实,“中”是内在的原则,“和”是外在的状态。“中和”不是不讲原则,而是更讲原则。中正不偏,平衡各方,以求和谐,本身就是原则。践行“中和”之道的君子,微而不显、含而不露,高深莫测。他的一言一行、一进一退,必定要思量可以让人称道、快慰和效法。俄罗斯学者康拉德说:“中国很少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在中国古代的《周易》《道德经》《论语》《大学》《中庸》等典籍中,都充满了辩证思维,也充满了对“中和”之道的论述。比如,周文王创作的《易经》,揭示了天地人之间及万物变化的辩证规律。后来孔子作《易传》,在论述《易经》六十四卦时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这是中国哲学史上较早提出的关于“一”与“二”、“分”与“合”化生万物的思想。“太极”是“一”,指“元气”;“两仪”是“二”,指阴阳二气。由一到二、到多,也就是由太极到阴阳、到万物的生化过程。《易传》的作者还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由阴阳、刚柔、动静、聚散等矛盾对立面双方的相互消长、相摩、相荡、交感而引起的。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传·系辞上》)的道理。

北宋哲学家张载深究《易》理,精通《易》道,并作《横渠易说》。他吸收和发展了《易传》的辩证法思想。张载虽然是站在儒家立场研究学问的,但他也博采诸家,除了“以易为宗”之外,对老子之书也“累年尽究其说”,故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也对张载产生了影响。张载在“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和生化论基础上,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运动规律做了论证,有许多见解相当深刻、精辟,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宋史·张载传》对其哲学的概括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5],这在《正蒙》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开篇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缊,不足谓之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不如是,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已。”[6]张载认为,“太和”是“气的一种状态,即阴阳二气和合的统一体”[7]。张载在总结前人有关辩证法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思想命题,简练而精确地表达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并做出了较好的论证。张载深刻认识到,事物既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两”,又有矛盾双方共居于一个统一体的“一”。且“两”与“一”,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在张载看来,阳气有浮、升、动的本性;阴气有沉、降、静的本性。阴阳二气的浮沉、升降、动静的相互作用,促使事物能够像野马奔腾一样运动不止。这实际上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解释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他把这种规律也称为“理”,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8]张载也讲“天理”“天道”,如“万事只有一天理”,“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这是说,天理、天道都是自然界万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是阴阳二气的矛盾对立,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阴阳未分,二气合一,氤氲太和之真体。”[9]他在《思问录》中又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知其一也,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10]这是对张载“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也”思想的发挥。意思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事物自身的客观运动。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阴与阳、分与合、表与里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赖,天下万物,莫不如此。这就辩证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四 “中和”理念的核心

“中和”理念的核心是正确处理矛盾关系,实现事物内外部矛盾关系的平衡与协调。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和”理念与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相契合。恩格斯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合力论思想。他在1890年9月《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告诉我们,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既要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要承认上层建筑各因素具有巨大反作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结果,体现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经济决定论与多因素合力论的辩证统一。

第二,“中和”理念与政治家都有的审时度势、把握战略平衡的智慧和能力相契合。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看,任何大的决策都有利有弊,是否实行要看利、弊平衡的结果。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来看,把握战略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战略平衡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使事物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力量,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具有运用战略平衡能力的政治家。他们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经济领域的战略设计、战略论述和战略实施,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毛泽东把建立战略平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11]

第三,“中和”需要妥协,也需要斗争。只有“中和”才能“和谐”。无论讲“中和”,还是讲“和谐”,都不能放弃原则和斗争。比如,在国际范围内,中国不主张对抗和冲突,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也不能一味妥协退让,有时开展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也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大国信奉丛林法则,习惯弱肉强食,他们迷恋军事武力,相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胜者拥有一切”。他们不会真心跟其他人讲道理。偶尔讲道理,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可能是为了迷惑或欺骗。调停、和解等通常被其认为是好欺负,而不是友好相处。中国一直倡导“合作双赢”,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他们内心根本没有想什么双赢。任何双赢都被视为动了他们的奶酪,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只有以斗争求团结、求共处、求双赢,才是靠得住的。只有保持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让西方退却和尊重中国,才可能真正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12]

五 “中和”理念的要义

“中和”理念的要义是促进事物和谐发展,增加干事创业的凝聚力。《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就是说,在成功之路中,天时、地利、人和为三要素,它涵盖了成功之路的一切。天时是成功之路的机遇,地利是成功之路的环境,人和是成功之路的关键。天时、地利、人和,是干事创业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要做到“人和”,就必须做到“中和”。“人和”,指做事有人脉资源。人际和谐,民心和乐;人和事成,人和胜天。“中和”理念的要义就是倡导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增加干事创业的凝聚力。“中和”也是“人和”的必然要求。守中致和,与儒家崇尚的“仁爱”“孝悌”“诚信”“礼仪”等伦理要求,以及儒家倡导的德治思想和君子品性相一致。无论古代的圣贤,还是现代的伟人,之所以具有超凡的感召力、聚合力和引领力,就在于他们能够以高屋建瓴的精神境界把握全局,艺术地运用“中和”的理念和方法。儒家相传,虞舜的王位是唐尧禅让的,人们世代尊称尧和舜为上古先王,尧禅让王位给舜时,还传了四个字,即“允执厥中”;舜禅让王位给禹时,又传了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也被称为中华心法,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祖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和”。比如,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他强调“四个自信”,既不赞成“新左派”的主张,也不赞成“新右派”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只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既肯定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又坚定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他既主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主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继承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又大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经历了站起来的毛泽东时代,富起来的邓小平时代,现在进入强起来的习近平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需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伟大工程。只有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智慧相结合,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关系,才能凝聚起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之力。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离不开领袖的设计和把舵。领袖是处于历史运动或国家权力结构最高地位的领导人,人民群众就是在领袖的带领下创造历史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改革、发展和反腐的过程中,提出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都渗透着“中和”理念。习近平说:“如今,情况千变万化,问题层出不穷,舆论众声喧哗,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现实基本面。如果没有哲学的系统论、过程论、矛盾论思维,怎么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主持好一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好一个地方的发展?”这些思想和方法,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又渗透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和”理念。我们研究“中和”理念,弘扬中和文化,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将“中和”理念转化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发展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矛盾,相互联系、互为因果。要解决好这些复杂矛盾,就必须采取带有“中和”特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六 “中和”理念的价值

著名哲学家邢贲思站在全局高度,曾深刻揭示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他在《中华和合文化体现的整体系统观念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说:“面对我们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闻单位和学术机构发起和开展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这个工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深入开掘和研究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发挥其文化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助于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他还强调:“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和合’,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

大量历史经验证明,持中才能和谐,中和才能安泰。中和之道,乃万物运动之本源、规律和原则。而“极左”与“极右”都是对中和原则的违背。这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来理解。事实证明,在左右路线之间,不是没有距离和过渡地带的,而是有中和之道的。非此即彼,非左即右,非红即黑,是形而上学观点,是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思维都是在对与错、是与非、正与反的对立中徘徊,这种鲜明的双向判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基础上,正在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时代,主题可以说是“超越与复兴”。“超越”首先是指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超越。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同样是螺旋式上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毅然纠正了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各种偏向,做出两个时期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重大论断,并在这个论断基础上贯通总结了两个时期的经验教训,继承、发扬它们的长处,借鉴、克服它们的短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改善社会公平、治理市场失灵,整合两个时代、超越两个时代,通过哲学上“正—反—合”的过程,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复兴”,第一方面的含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方面的含义是实现全球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人民团结,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只有靠增加政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实现[13]

“中和”理念,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此世界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新时代,针对一些近视者、逆潮流而动者、看不到人类未来命运灿烂前景者,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世界前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化解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和忧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世界各文明思想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对价值理想世界(天下)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其表述的话语虽多样,但形式分殊,其理不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都是中华民族往圣前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14]

“中和”理念也有调节科学与信仰的功效。人类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神秘信仰(含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为基础的文化,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以及信仰风水、命理、鬼魂、禁忌的民俗文化;二是以准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三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文化,比如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所构成的文化。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越是古代的文化,越以神秘信仰为基础;越是近现代的文化,越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从文化发展的前景看,以神秘信仰为基础的文化必将越来越走向衰落,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文化必将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在古代,人类的科学知识贫乏,对很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生现象,不能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做出解释,就只能诉诸神秘信仰。这些信仰有宗教的,也有准宗教和非宗教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了三个世界:一是神仙世界,二是圣贤世界,三是世俗世界(含阳间和阴间)。《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浪漫主义小说,都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这三个世界的关系。人们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是“因”,靠信仰来把握;看得见的世界是“果”,靠感性经验来把握,由此产生了信仰文化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因果观。中国古代也有基于理性和科学的文化,但这部分文化不占主流地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笼罩在以神秘信仰为基础的文化氛围之中。比如,中国古代既有对“天帝”“天命”的神秘信仰,又有对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的自然信仰,还有对祖先、鬼魂的信仰,以及对风水、命理的信仰。基于此,不仅帝王们常常祭天、封禅(祭山)、祭祖,老百姓也拜神、祭祖、怕鬼、算命、看风水、讲民俗禁忌。到了近现代社会,也就是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基于理性和科学的文化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表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哲学思想飞速发展和普及;由于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很多神秘观念被科学知识破译;以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出现了批判宗教和迷信的强大社会思潮;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得到普及。神秘的不再神秘,神圣的不再神圣,一切基于神秘信仰的人生观和道德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和迂腐可笑,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因此,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而一切神秘信仰文化则趋向衰落,或失去合法性,或被边缘化。我们已经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强大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也改变着主观世界。我们今天虽然也讲政治信仰,也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也祭祀炎帝、黄帝和离世的先祖,但这些都与宗教迷信没有关系,只是现代人对前辈和先烈们表达敬意和怀念之情的方式,也有凝聚人心、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意义和作用。当然,信仰主义文化仍将长期存在。我们在肯定科学主义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也要促进科学主义文化与信仰主义文化的和谐相处。为此,需要构建一种相互尊重、包容的中和文化观。因为,信仰是人类道德的载体和依托,信仰危机必然引发道德危机。因此,挽救信仰是克服道德危机的治本之策。在科学理性主导世界的今天,为了道德文明的建设和健康,也需要给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和”理念的历史影响也有两面性。就其负面影响而言,一些不讲原则,甚至不分是非,以自我功利为出发点的“老好人”现象的存在,就与“中和”理念的影响有关。或者说,一些人以追求和谐为借口,在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不敢亮剑。对不良现象过度隐忍、容忍,就是纵容,这不利于分清是非、扬善惩恶、弘扬正气。过度推崇“中和”人格、绵羊性格,也会使中华民族失去敢于“亮剑”的“血气”。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和个人的自立自强,既离不开“文”的一面,也离不开“武”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谐,也应该是有原则的,不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因此,弘扬“中和”理念,必须知其长短,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Some Issues on the Concept of Zhonghe

Kong Runnian

Abstract:“Zhonghe”is a kind of value and approach which is advocated b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ethical culture,and it is also the common principle of the ontology,methodology and axiology of the value philosophy.“Zhong”has the meaning of“China”,and also has the meaning of“center”and“subject”,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diffusion of one thing to the surrounding area,and main body responsible for controll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He”has the meaning of“harmony”and“convergence”and is an existence state of things that are in a non-central or marginal state.The term“Zhonghe”is composed of“Zhong”and“He”,is a normal state of existe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Zhong”and“He”can also be abstracte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use,Tao and device.The“Zhong”is the body and Tao;“He”for use,for the device.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Zhonghe”and“Hehe”,but also a great deal of overlap.Both are philosophical concepts,and both emphasize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He”.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Zhonghe”is to require people to act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ics of materiality,espec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The core of the concept of“Zhonghe”is to handl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correctly.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Zhonghe”is to increase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officer's entrepreneurship.From the big level,it can govern the state,and the small level can cultivate the family,the wisdom of the concept of“Zhonghe”is everywhere.The path of“Zhonghe”can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it's also helps to balance people's emotions,reason and will;an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s for guarding around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bias,setting up“harmony in diversity”concept,promoting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realizing“peaceful reunification”,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words:Zhonghe;origin;connotation;nature;core;main idea;value


[1]孔润年(1956~ ),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价值哲学、伦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2]庞朴:《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周德义:《“一分为三”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红线》,凤凰国学,2015年12月11日。

[4]蔡方鹿:《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时代意义》,《光明日报》1998年1月17日。

[5]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12724页。

[6]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第7页。

[7]《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859页。

[8]张载:《张子语录》中,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第321页。

[9]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第2、20页。

[10]王夫之:《思问录》,中华书局,2009,第14、4页。

[11]文林墨客:《毛泽东如何利用战略平衡艺术推动事业发展》,红色文化网,2018年1月27日。

[12]习近平:《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环球网,2014年1月24日。

[13]江宇:《习近平时代的主题将是“超越和复兴”》,《中国日报》2017年10月8日。

[14]蔡方鹿:《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时代意义》,《光明日报》199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