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特区创设前的国际环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利用外资时断时续，几经变局。我国曾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而且以此为荣。但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差距中央领导人早就有所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期，先后设立了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等形式的经济特区，以此作为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增加就业的基地，从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曾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总理发感慨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在许多外交场合，他都承认台湾取得的成就，赞扬台湾高雄自由港的重大作用。遗憾的是，当时极“左”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在“文革”结束之前根本不具备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经环境。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部悄悄发生变化，外部环境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转型的契机。

一 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形势给中国开放提供可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性战争和革命周期已基本结束，国际形势由对抗转入对话、由紧张趋于缓和，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成了时代的特征，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世界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态势，两种制度共存竞争的新格局，既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再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又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起飞和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东西方国家有了更多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邓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个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落后不行。”

邓小平曾在1978年精辟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在扩张，但世界上的和平力量也在壮大，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4]他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外交方针，实行全方位外交。中国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触。我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而排除了经济技术合作上的政治障碍。我国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到1978年底，中国已与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1978年，中国高层领导人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这一年中，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同志四次出访日本、美国、法国等八个国家。国家领导人的频繁出访，预示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悄悄酝酿。中国一改过去与西方世界对立敌视的态度，摆出了虚心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的姿态。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访问了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两个考察团把港澳和国门之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内，更坚定了最高决策层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到国外参观后，发现我们差得太远了。现在确实要学习，而且要善于学习。比如科研方面，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关起门来不行。把世界上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才不会把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西欧和港澳的考察，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产生的直接诱因。多次出访考察，对中央决策高层及时了解世界发展变化和看到自己的落后不足，最后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 国际经济分工与产业转移为中国开放提供机遇

世界经济的飞速崛起是压力也是机遇。“文革”结束，当中国人从持久的狂热和盲动中重新冷静下来的时候，惊诧地发现，自己正被这个世界远远地抛在后面。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日本、欧洲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两次大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新技术、新工艺广泛用于生产，开发了大量新产品并且形成大量新产业，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早已一日千里，即使在亚洲，曾经和中国内地一样贫穷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也抓住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世界市场调整的机会，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它们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一跃而成为生机勃勃的“亚洲四小龙”。弹丸之地的香港，经过20年快速发展，其经济居“亚洲四小龙”之首，拥有众多的世界之最。还有日本，不仅战争的创伤早已愈合，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相当于中国的4倍。经济总实力直逼苏联，欲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还有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也不过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资本主义国家在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把大量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把大批剩余资本投放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外，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出路。

这一方面为我们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吸引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另一方面对输出国来说，为其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市场。1978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为什么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一个是中国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那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幸运的是，中国抓住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次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三 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情感纽带为中国开放提供能量

记得有人曾将远渡重洋的华侨比喻为中国“嫁出去的女儿”，走得再远，心里也永远惦记着妈妈——祖国母亲。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民主独立到振兴中华、支援祖国经济建设，海外华人华侨都做出了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无法估量的贡献。正所谓拳拳赤子心，造福桑梓情。

华侨华人身居海外，朝夕渴望祖国强大，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切实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曾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彼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抗战期间，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海外华侨，捐献大批资金、药品支援抗日前线。大批海外华侨以“南洋机工、华侨飞行队”等形式，直接投入中国抗战洪流中。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东南亚，当地一些华人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房都带走三四个人回老家，为的是“留种”。这样的“留种”始终在持续，不过有各种表现形式而已。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踊跃参加各项建设。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5年内，华侨回国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回国求学和归国难侨的人数近18万人。广大归侨与祖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企业达50多个，投资额也年年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1952年后，每年仍有大量华侨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们是新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带回了热爱祖国的无穷力量，也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奠基者、领导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世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还有像陈宗基、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卢嘉锡、吴桓兴、王大玲、方宗熙、苏量、王运丰等一大批著名归侨科学家，他们都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0年代开始，受国内“左”的思潮影响，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华侨，使得归侨侨眷在历次运动中屡受牵连。“海外关系”原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被简单地等同于“复杂的政治关系”、“资产阶级关系”，成为一种不可靠的、坏的关系，在人事关系中被记载。许多人因有“海外关系”，被冠以“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受到歧视、打击和迫害，这极大地挫伤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和建设家乡的积极性。“文革”开始后，不仅要求砍断与国外的联系（包括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也为防止资产阶级的侵蚀，要求隔绝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中国在国际上成为“光荣孤立”者，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

“文革”结束，邓小平一复出工作就把海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并指出：“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这是邓小平对海外华侨华人的贡献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充分肯定，从而彻底为颠倒了的海外关系正名，温暖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中，热爱祖国和期盼中华民族复兴仍是主流。当国内形势略有缓和，广大爱国商人就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愿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心愿。对于海外侨胞热切盼望祖国振兴的心情，以邓小平为首的高层领导有着深刻认识：“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特区开放之后，华人资本的迅速进入事实上证明了海外同胞对祖国富强的热情和信念。从1978年至1992年间，改革开放中的第一波外资潮基本源于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在国内硬性、软性投资环境较差，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在投资发展前景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满怀着一片赤诚的爱国热情回到家乡参加投资，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在之后几年间，广东珠三角地区随处可见“华侨投资一间厂，救活一条村”的生动场景。海外华人华侨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了中国无数的“最”和“第一”。例如，在深圳，全国第一家电子行业的合资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厂”（今康佳公司）；当时全国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光明华侨家私厂”；具有美国先进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的“华侨晒图纸厂”……这些实例都体现了海外华人华侨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贡献。特区建立后，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拳拳爱国心、造福桑梓情，都化作实际行动，再次证明，改革开放顺应了当时海外华侨的情感和民意。

除了投资办企业外，海外侨胞给祖国大陆亲人的汇款和对祖国、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赞助，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帮助祖国大陆搞建设的传统形式。以广东为例，粤籍华侨华人约2000万人，港澳同胞约500万人。改革开放20年间，海外乡亲捐赠物总值达150亿元人民币，兴办公益事业2.6万宗。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侨乡，大量的侨汇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转化为企业的启动资金。许多技术设备无偿转让，侨乡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使侨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欣欣向荣。

总之，华人文化的吸引和华人华侨的感情纽带既是改革开放的催化剂也是稳定剂，这在后面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再得到验证。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外国企业纷纷停止来华投资，有些已经投资的也撤了回去。但海外华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但没有撤资，而且继续投资。在祖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鼎力相助。对此，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自豪地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开放的独特软实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正是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了一批批外商来中国投资，不仅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同时带来了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加快了特区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