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五四进步社团发展中的建党趋势
在中共创建史上，流传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由此，学术界多把1920年初作为中共组织创建的起始。但“南陈北李”在“相约建党”之前，不可能不经历一个酝酿、准备的阶段。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开展建党工作，他“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32]这说明此时中国已具备了组织共产党的条件，其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中心的上海，“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33]正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较成熟的组织共产党的条件，所以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竞相组党的局面。
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大多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团体向社会主义团体的蜕变。各类社会主义类型的组织是维经斯基在中国开展建党工作的组织来源与依靠。五四进步社团，既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最初源头，又是中共创建的最初形态——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五四进步社团纳入中共创建组织脉络范畴。不仅如此，五四进步社团还孕育并直接催生了中共正式组织的诞生。这种孕育和催生作用突出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由进步社团发展为革命政党，是近代中国政党产生的一个鲜明特点。如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就是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五四进步社团由民主主义社团向社会主义社团演进的轨迹表明，五四进步社团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演变具有内在的必然。
第二，五四进步社团成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社团成立后即积极投身于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和探索改造中国道路的活动当中。他们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倡导并实践勤工俭学活动，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成长为骨干力量，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干部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党史著名人物，大多是五四进步社团负责人或核心成员。
第三，五四进步社团具有近代政党组织的雏形。五四进步社团，大多称为“会”或“社”，从字面意义讲，“会”指为一定目的成立的团体或组织，“社”指共同工作或生活的一种集体组织。无论是“会”还是“社”，都开展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就具有了近代政党组织的雏形。1917年李大钊在论述学会与政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今之学会云、学社云者，究属何为？一言以蔽之曰：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也。”[34]
五四时期，许多爱国青年认识到，救国救民、革新社会，绝非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必须要成立一种组织，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如恽代英在“共存社”成立前已意识到，“要做点事，不可不先结一个死党，要结一个死党，不可不先有明确的公共的目标”[35]，这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产生的重要背景。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就是为了克服“人自为战”的弊端，组织“联军”，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36]进步社团虽然还不是严密的政党组织，但像学会等也有类似政党组织的机构、纪律与规章，已处于政党组织的雏形状态。
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学会对加入的会员的品格也做出了规定：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要想成为会员必须要有五个及五个以上会员的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才能取得会员资格。由此可见，少年中国学会对入会会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新民学会虽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党组织，但是一个有章程、有纪律的团体。成立大会确定的学会章程，共11条，涉及学会宗旨、组织办法、入会条件、组织纪律、会员义务、会费使用等各个方面。其中就有关于会员条件（包括纪律）的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五不”的规范，即“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新民学会会员只要有损害学会的行为，或者故意违反学会章程的，都要被驱除出学会。”[37]恰恰是因为这些十分严格的纪律约束，新民学会才一直保持着进步性。天津觉悟社亦是具有较严密组织的团体，加入该社必须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等条件。其对新入社社员采取“严格的主义”，即必须有3名以上社员介绍，并且介绍人要报告新入社社员的优缺点，然后经大家的评议，征得全体社员同意后方可加入。[38]
第四，五四进步社团活动的经验使建党提上日程。五四运动期间，各种社会思潮纷起，各种救国方案纷纷被提出。纷繁的社会思潮和救国方案，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社团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社团之中，甚至存在于社团成员个体身上。社团内部信仰不一、组织不力的状况，必然影响其组织力、战斗力的发挥。正如1920年8月李大钊在京津五团体陶然亭集会上所说：“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39]因此，建立更严密的组织，即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为五四进步社团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李立三在谈及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经过时曾回忆说：“我和世炎等同志认识到，为了更好的在华工中进行工作，并加强对勤工俭学学生的领导，只有原来的劳动学会是不够的，而应该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来统一领导华工和学生的工作。为了这件事世炎给和森同志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和森同志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我们表示名字不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华工会’和‘勤工俭学会’统一的领导起来。”[40]
又据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后因各方营救始得出狱。陈独秀出狱后，“革命思想更为坚定，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他和守常已就组织党的问题进行过交谈。与此同时，我们同学在多方营救陈先生出狱的过程中，感到组织的力量和必要，更明显地团结在李、陈二先生的周围，可说是初步具备了建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到了一九二○年春，上述的想法更成为我们经常的议题。我们不满足于一般的结合如新民学会、辅仁学社和曦园等，认为应以主义来结合，开始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41]
要使社团有共同的主义，使社团真正成为“主义的结合”，当这种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建立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已成势所必然。而当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便提上了日程。
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将进步社团引导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引导到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就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社团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20年9月，张申府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中明确指出：“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感受资本制度的恶果，痛恨几于不可终日。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凡对于社会，曾作过一度考虑的人，无不晓得社会主义的对面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换改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42]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认为，张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希望把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辩论引向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方面，特别是共产主义。[43]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希望把新民学会变成有主义的结合，他特别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4]从毛泽东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将新民学会引导到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意向是十分明确的。
[1] 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4册，三联书店，1979；曲广华：《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王世刚主编《中国社团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刘华泽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7页。
[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0页。
[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7页。
[5] 胡适后来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王树棣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89页。
[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417页。
[7] 钱玄同1919年1月27日的日记记载：“《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1754页。
[8] 1919年3月下旬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他说：“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84页。
[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30页。
[10] 1921年1月26日，胡适在给北京同人的信中提及：玄同的意见，“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367页。
[11]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6页。
[12]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158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第25页。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8～9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0页。
[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9～210页。
[17]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60页。
[18]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2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第60页。
[20]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册，第1754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1页。
[22]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第202页。
[23] 江海平：《论黄冈共产主义小组——共存社的创立》，《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4] 李文海：《共存社：未受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日报》2015年9月28日，第23版。
[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70～7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39～40页。
[26] 黄日葵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中写道：“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初始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七年为军事协定的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扎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35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第81～82页。
[28] 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07、115页。
[29] 《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一书将觉悟社、励新学会、改造社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山东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利群书社、新民学会同列为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典广华：《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第152～170页。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95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61页。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7页。
[3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5页。
[34]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6页。
[35]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228页。
[36]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60页。
[37]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45页。
[38]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335页。
[39]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方面的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527页。
[41] 人民出版社编《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第35～36页。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第144页。
[43]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110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第553～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