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
长期以来，学界在追溯马克思哲学思想时通常遵循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逻辑进路，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之间阶段细化的线索被简略了，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包括意识形态思想渊源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宗教批判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重要起点和基本内容，缺失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思想的分析，则根本无法准确理解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通过开启工业革命，激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相对英法等工业革命先发之国而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他们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不是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而是以宗教批判的形式隐晦地进行。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宗教和政治是两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反封建斗争领域，但由于政治领域荆棘丛生，“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49]。在当时的宗教批判中，以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取得的成就具有代表性，也是对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产生了不可忽视影响的思想资源。
（一）施特劳斯《耶稣传》中的宗教批判思想
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中，施特劳斯（1808～1874）是开创者。施特劳斯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展开对基督教史的研究，于1835年出版了第一部宗教批判著作——《耶稣传》，该书的出版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大幕的开启。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对福音书故事进行了历史的批判，承认福音书中的许多地方是关于耶稣生平的历史叙述，但把福音书中的神话部分解释为“早期基督教教团的无意识的创作”[50]，不是个别人有意识的杜撰。《耶稣传》中对福音书来历的考证以及由此提出的著名的“神话起源说”，一经发表就在基督教势力盛行的德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覆盖福音故事的神圣帷幕被揭开了，其中的神秘内容被移入了历史中，以往神圣永恒的基督教被宣布为历史的因而是有限的。施特劳斯宗教批判的重点在于历史批判，他重新强调了“历史现实”这一观念。但这里的“历史现实”并非马克思后来讲的真正现实的、世俗的历史，这里的“历史现实”指的是“人”的发展；这里的“人”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人”的“类”的发展。[51]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黑格尔哲学解体后思想的解放具有开创性意义，给予一代年轻人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从神学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及其宗教批判思想
施特劳斯以其《耶稣传》中反传统的宗教批判思想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开辟了道路，此后，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将批判的水平不断向前推进。鲍威尔（1809～1882）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鲍威尔在早年是黑格尔正统派，但在1838年经历思想巨变，迅速转向自由主义，并以无神论的激进立场开展宗教批判，成为青年黑格尔派领军人物。至少在1838～1841年，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思想给予马克思以深刻影响，直至后者受到费尔巴哈影响于1842年前后开始批判鲍威尔的学说。
鲍威尔不同意施特劳斯的“神话起源说”中将基督教视为历史发展集体无意识结果的观点，认为这种归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因而仍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是宗教观念在批判观点中的再现，是对自我意识的宗教的粗鲁行为和忘恩负义”[52]。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中，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的“神话起源说”，提出了“自我意识来源说”。他认为，圣经故事并非集体无意识的创作而是个人有目的的杜撰，是一些纯然虚构的历史，根本是“自我意识”的产物，由此完全否认了基督的历史真实性与神性。可见，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两个关键要素的其中一个——实体或自我意识，各执一端相互攻讦。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将自我意识视为基督教教义的创造者，进而在历史观中将自我意识视为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鲍威尔认为，宗教源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加诸自身的精神枷锁。为了消除这种异化状况，鲍威尔诉诸“批判”，掀起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革命以扬弃异化，实现“自由”（自我意识复归自身）。
“自我意识—异化—批判—自由”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53]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给予青年马克思以深刻影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思想，以及批判的方法，对自由的永恒追求，都清楚表明马克思在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在早期的思想活动中接受了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范畴和表述方式。
（三）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1804～1872）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思想，用于分析和批判宗教现象，大大扩展了宗教批判的内容，且触及了宗教的起源与实质等关键性问题。在宗教的根源问题上，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起源与唯心主义的起源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源于对思维与具体存在之内在关系的人为割裂。唯心主义将概念与其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割裂开来，概念被视为独立的实体。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的产生具有相似性，根源于人的想象，“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分裂——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54]。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宗教中将人自身的本质神圣化了，神的特性不过是高度完善化了人的特性。基督教对于上帝的想象，不过是人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唯心主义将宗教加在上帝之上的一切属性转而加于理性之上，不过是转化为哲学的神学。因此，宗教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55]
费尔巴哈视黑格尔哲学为唯心主义哲学的巅峰，并一针见血地揭示思辨哲学与神学的内在关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转化为自然界和社会的过程仅仅是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信仰的哲学诠释，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理性支柱”。批判宗教，就必定要批判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和最终完成者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已经与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与其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超越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此前在黑格尔哲学之内各持一端（实体或自我意识）批判黑格尔的路径，第一次根本性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然而，虽然费尔巴哈已经开启了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大门，但在存在论根基上退却到脱离了历史辩证发展的所谓“自然界”和“人”上，最终实质上并未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在费尔巴哈的视野里，改造黑格尔哲学只需诉诸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的颠倒，只要颠倒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词与宾词、主体与客体，就能获得纯粹的、自明的真理。也正是因为没有对理性形而上学展开诉诸存在论根基的革命，19世纪30、40年代以宗教批判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仍只是对“副本”的批判，而非对“原本”的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缺乏原则高度。
（四）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在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资源时，学界惯常的做法是将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施蒂纳（1806～1856）的“唯一者”哲学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戴维·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提及产生这种误解的根由：由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费尔巴哈放在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之后叙述，给人一种错觉，即按照时间顺序费尔巴哈是这些人中最后一个影响马克思的人。但费尔巴哈在该阶段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未来哲学原理》发表于1843年7月，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于1844年10月。更重要的是，人们一般看到了“费尔巴哈”章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章节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却往往忽视了“费尔巴哈”章之后的“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的长篇幅批判，而这部分内容占据了全书近十分之七的篇幅。如果说对施蒂纳的批判根本不重要，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花费如此这般精力展开长篇累牍的批判就无从理解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费尔巴哈同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开，放到最后进行叙述，给人以青年黑格尔派中费尔巴哈是最后影响马克思的人的印象。但事实上，“施蒂纳才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后影响马克思的人”[56]，对施蒂纳的批判才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阶段的终极部分，也正是对施蒂纳“唯一者”哲学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才标志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理论发展批判的最后完成。
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有逻辑的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批判者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极致，推出了他的“唯一者”哲学。“唯一者”即“我”，现实存在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唯一者”从自我出发，要求绝对自由、不受束缚，反对任何宗教、道德、国家、法律，要求绝对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在施蒂纳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施特劳斯的“实体”、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都是应予以否定的“怪影”。但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反人类、反国家、反社会的结论表明它同样是“怪影”，是将黑格尔哲学体系发展到极致的必然产物。
施蒂纳“唯一者”哲学的出现宣告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彻底破产”[57]。青年黑格尔运动发展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表明，从施特劳斯开始的这场立足于哲学基地的运动找不到从抽象思辨的理性王国走向感性存在的现实世界的正确道路。到了施蒂纳这里，黑格尔哲学体系极端发展的结果必然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然而，施蒂纳将“我”之外的所有思想体系视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否定的方法启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富于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施蒂纳的批判方法，将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统称为“意识形态”，并对自身以往的意识形态观进行清算，认为以往的将意识形态批判局限于宗教批判的做法缩小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范围。马克思吸收了施蒂纳的彻底批判方法，在此基础上将意识形态批判确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