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浪潮冲击与德国滞后的工业革命影响
若用一个关键词诠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萌生的宏观社会背景，应是“现代化”。15～19世纪的欧洲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集中呈现为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任何一种新学说的出现，其根源是“物质经济的事实”，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诞生的物质根源可以追溯至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始自英国，影响覆盖整个欧洲，并以扩展进而征服的方式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是理解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全部历史现象的钥匙。工业革命在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同时，也引发民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现代转换，重商重工的精神、求财趋利的意识、探索创造的精神、崇尚理性的精神颠覆了传统农耕社会重农抑商、注重门第等级、封闭自守的思想观念，成为现代社会中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新的术语的诞生是新的时代精神的预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他著名的“19世纪三部曲”之一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便以新词的发现提示这一阶段的革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意识形态”与“工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词语一样，是这一时期的新词，代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时代精神。1796年，特拉西创制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本义指称“观念的科学”，该词的诞生本身标志着现代理性原则的张扬。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更为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德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处于后发位置，马克思的出生与成长紧密联系着德国欠发达的现实状况，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如19世纪20年代在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首次普遍性经济危机以及此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所累积的社会革命的因素。诸多因素造成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判具有辩证的性质。
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德国是后发之国。18世纪末的德国尚处于封建统治盛行的时期，封建小王国、公国和城市四分五裂、彼此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45年10月25日写给“北极星报”的第一封信《德国状况》中曾这样描述18世纪末德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2]。直到19世纪初，德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再加上普鲁士农奴制改革，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封建行会制度的限制，并获得了货币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启了缓慢的兴起过程。19世纪20年代，德国手工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纺织业开始利用机器。30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初。40年代，蒸汽机在包括汽船以及火车等越来越多的方面适用，到1846年德国已经有上千台蒸汽机。1843年，德国工厂工人升至70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而德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二者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差。由此带来的差异是全方位的，不仅德国资产阶级生来软弱无能，而且在自身前后都看到了敌人——封建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德国思想界也不得不以隐晦间接的方式反映自身的革命诉求。马克思并未创制“意识形态”这一现代术语，并且赋予意识形态术语以与其本义截然相反的内涵，与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错乱、思想文化发展的曲折隐晦密切相关。
马克思的出生与成长与19世纪上半叶德国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于1818年5月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该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1799～1815）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一道被划归法国，拿破仑法典[3]的普遍援用使得该城“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4]。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特利尔城居民的不满不断累积起来。由于特利尔城的居民大多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主要围绕葡萄果园开展活动，但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竞争的加剧，使得特利尔城居民的生活笼罩在失业、物价飞涨、收入微薄的阴霾中，四分之一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济维持生活。出生于这样一个深受法国影响、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地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便展现出了广阔的胸怀和可贵的世界眼光，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高度关切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落后的德国现实，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欧洲各国相互联结、信息互通日益便利，使得出生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向是双重的：一方面看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社会具有相较传统社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人类在实现自身解放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而大力讴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看到大工业发展过程中日益细化的分工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化、畸形化，造成劳动的异化与人自身的异化，马克思从解释异化劳动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在拿破仑战争后，1825～1826年、1836～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历次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带来失业率攀升、生产量下降、企业破产、无产阶级人数迅猛增长，阶级对立日益成为社会事实。[5]马克思是现代性发展成果充分涌现与现代性弊端充分展开双重过程的见证者，也是探索埋葬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的开创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的态度也是辩证的：“意识形态”一词诞生的初衷是合理的——认识论领域的去蔽、澄明，但这不仅仅是不够的，而且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是诉诸存在论意义的、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性与其所处的欧洲社会尤其是德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复杂状况密不可分。
虽然意识形态与工业革命这一经济基础层面的变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毋庸置疑经济基础层面的变革对于观念上层建筑的革新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英国始发的工业革命是19世纪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德国落后的现实状况、工业革命发展时序的错乱、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事实和已无法掩盖的社会阶级矛盾，使得马克思在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时，能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概念降生的哲学认识论语境，而逐渐拥有哲学存在论、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