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缘起、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施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转移。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丈夫长期进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自己则留居农村，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群体，即“农村留守妇女”。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农村留守妇女约占农村留守人口总数的54.2%，达4700万人，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蔡敏、李云路，2011）。

农村留守妇女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不仅承担着农业生产、养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庭和经济责任，还要参与社会交往、社区公共事务等社会活动。由于农村留守妇女家庭作为特殊“单亲家庭”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其“为实现生计目标而对资产利用和经营活动进行选择与配置”的生计策略就成为决定自身经济参与程度和经济收入、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对家庭整体福利、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等也有很大影响（周福林，2006）。因此，研究这一群体的生计策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福利效应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有助于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改善家庭整体福利水平，促进性别平等，最终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和谐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直接探讨农村留守妇女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其留守成因、生存状态、经济和社会地位、家庭和婚姻状况、自我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许传新，2009a），其中也涉及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家庭福利等与生计相关的问题。研究发现：丈夫外出使农村留守妇女脆弱性增加。农村留守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独自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一旦发生健康问题，家庭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将受到极大冲击；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的家庭分工模式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家庭和经济地位，反而造成劳动收入在家庭和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相对下降，对家庭和丈夫的经济依赖性增加（项丽萍，2006），当发生夫妻关系恶化、离异、丧偶等问题时，其生活可能陷入窘境；丈夫外出使农村留守妇女生计资本发生变化。因劳动强度增加，农村留守妇女进一步提高文化素质的机会受到限制，使她们在人力资本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其最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丈夫外出导致“婆家网络”断裂，“娘家网络”得到强化（朱海忠，2008）。独自承担生产活动和家务劳动，使她们对各种生计资本的使用权限增加，但在重大决策上仍然受限；农村留守妇女面临两个层次的生计策略选择。首先，作为生计策略的一种，农村妇女选择留守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框架内传统社会性别文化、性别分工弹性和自身因素共同作用下农户理性抉择的结果；其次，农村留守妇女在工资性劳动、农业生产、家务活动和闲暇之间进行权衡，做出有利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例如，由于农业生产相对较低的经济回报率，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在参与工资性劳动的同时，尽管仍然参加农业生产，但一般不花费过多精力（高小贤，1994）；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选择产生相应的生计结果（家庭福利效应），主要表现在收入和个人福利方面。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分工和生计策略选择对自身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等具有显著影响。其次，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使其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丈夫外出造成“高稳定低质量”婚姻，使她们普遍面临家庭压力和情感困惑，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主观幸福感不强；面临性压抑，缺乏性关怀，易遭受性骚扰，性和婚姻关系都受到挑战（郑真真、解振明，2004）。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有以下三点。①研究内容相对孤立。缺乏统一逻辑框架下的相互联系和印证，忽视了对农村留守妇女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和动态关系的系统分析，对脆弱性、生计资本如何形成生计策略、生计策略与家庭福利的关系等问题缺少必要关注。②对核心概念缺乏基于现实背景的清晰界定。在与农村留守妇女及现实背景相联系时，各核心概念的操作化维度仍显凌乱且不够清晰。脆弱性方面，多集中在丈夫外出对家庭和妇女自身造成的冲击，忽视了对某些趋势和季节性变化的分析，例如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对脆弱性的影响；生计资本方面，多集中在人力和社会资本分析，较少关注自然、物质和金融资本；生计策略方面，多关注留守本身，而对留守之后的生计策略选择关注不够；家庭福利方面，多关注其生计策略选择对收入和自身福利的影响，对家庭中其他成员如子女和老人等造成的影响则很少涉及。③缺乏定量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持。已有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生计问题的研究，多数采用定性描述或简单归纳分析方法，广泛收集经验材料为支撑的定量实证研究较少，因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与此同时，英国国际开发署（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按照“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研究链条，将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四个核心概念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阐明了具有脆弱性的个人和家庭如何通过一系列生计资本来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而导致不同的生计结果（DFID，1999）。框架已广泛应用于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灾区农户）、农民工、失地农民（包括工程移民）等相关弱势群体生计问题的研究与实践（蔡志海，2010）。农村留守妇女具有脆弱性较强、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不足等弱势群体特点，因此该框架也完全适用于其生计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以充分发挥框架本身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公共政策学等多学科综合和交叉特征，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缺憾，为研究提供更宽广的理论基础和更丰富的方法选择，为系统、全景地认识农村留守妇女生计问题提供可能。

因此，本书结合中国现实背景及农村留守妇女的已有研究，在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适当修正的基础上，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与家庭福利进行深入研究，寻找降低脆弱性、改善生计资本和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途径和政策措施。研究结果可以较好地弥补农村留守妇女生计研究方面的不足，同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可持续生计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