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既体现在“双语”中的两个主体——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言，也体现在社会主体对双语教育本身的认知偏差。

（一）国家通用语言面临语言安全威胁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8]，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乃至人类安全领域的演化。

首先，我国国家通用语言面临着语言污染的问题，即母语受到外来语的侵袭和影响。主要表现为字母词、西式语法等对国家通用语言“纯洁性”的侵害。如字母的过度使用导致汉语词汇系统理据性降低，欧化句式的泛滥导致语法系统中问题的剧增。^[9]其次，我国国家通用语言面临工具属性被削弱的危机。国家通用语言向心力不足或过大常会给处在边境地区的跨境语言社区留下语言文化真空，而这个真空会由境外语言（比如英语或本区域通用语言）填补。^[10]长此以往，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安全将会受到挑战。最后，我国国家通用语言“话语权”存在疲软现象。米歇尔·福柯曾经说过“话语是权利，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在我国发展实力还未转化为话语优势时，常会出现“中国故事”用外国语言描述的现象。中国语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叫不响”的困境仍然存在。我国与他国不仅无法做到语言信息的通达、无法促进民心相通与文化交流，更不利于在国际上有力塑造中国形象。

国家通用语言被弱化的现象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从语言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跨境语言众多，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体系创制、语言使用活力等方面呈现“外高内低”的态势。^[11]“一带一路”在进一步加大我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力度的同时，有可能造成语言文化“倒灌”的现象。从个体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在多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个体发现自己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变体或与其语言社区、社会群体语言不符，会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形成负面评价或者对自己的语言身份产生焦虑与不安，进而寻求语言与身份上的认同，削弱国家通用语言地位，造成语言安全危机。从语言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来看，影响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在国际发声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国强语盛、国衰言微，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赋予国家通用语更持久的经济价值。

（二）少数民族语言工具属性逐渐弱化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是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的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12]城镇化进程在给少数民族带来通向外界的便利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乃至国际通用语之间的张力摆在了突出位置。这些人为的语言价值博弈使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着工具性弱化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话语体系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频率逐渐减小。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加快了民族地区与世界的关联，促使个体在生产生活、日常交流中使用国家通用语或者外语，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占比则在逐渐减小。第二，语言学习中对少数民族语言交际意识的淡化。具体表现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二类模式人数的增加与一类模式人数的减少。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一类模式是指所有课程均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单科加授汉语；二类模式为所有课程均使用汉语授课，单科加授民族语文。^[13]二类模式选择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少数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在学校场域的衰弱。

少数民族语言工具性的减弱是因为语言主体间性与话语间性的凸显。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弱化是语言的主体间性凸显所致。理解是一切人世间行为的基础，对话是实践活动的基本模式^[14]，语言的主体间性更加凸显了城镇化进程中语言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交流、理解中的工具属性，即交流的有效性。^[15]为了能够有效交流，个体在生产生活中更趋向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而减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从而使这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话语体系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校中二类模式学生人数的增加是语言的话语间性凸显所致。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能够让听话者对自己的话语做出期望的反映，取决于我们的话语本身是否能够被听话者所接受。少数民族家长在交往过程中因为已经亲身尝试了“民族语无法与国家通用语有效交流”的情景，所以在学校教学模式选择时为了让孩子不再面临语言交流不畅的困境，偏向于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二类模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或英语，而将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置于第二位。

（三）社会主体对双语教育的认知偏差

生活中个体常对语言的文化性存在认识偏差。社会主体的认知偏差，是双语教育有效推进的重要阻力。这种认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待加强。作为文化标志的语言在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通用语言是在中国多民族共同语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汉民族语言为主体，大量吸收融合了各少数民族语言，极大地助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各民族语言与文化认同的最终归属。但在当下，针对一些地区“只知本民族语言归属，缺乏国家通用语言归属，只知本民族认同，缺乏中华民族认同”的现象，还需要我们在社会各层面，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加大宣传、做好教育，提升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与归属意识。其次，对语言的文化间性认识亦不准确。文化间性是指语言在“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16]，其基本任务是“整合”，即我与你“和而不同”^[17]。但在我国多元文化社会对语言文化间性的认识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效果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效果二者不可得兼，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差异性而忽视了语言的统整性。

对语言的文化性存在偏差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经济因素影响语言的归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边疆历来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哪边日子过得好人心就往哪边跑。国内也是一样，只有让各民族同胞过上好日子，各民族同胞才会有当中国人的自豪感，有了自豪感才会产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语言认同亦如此，只有各族同胞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生活过得富足，才会形成语言归属，产生语言认同。另一方面，语言的文化间性没有充分发挥，是因为语言教学模式的选择没有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没有遵循学生语言学习的规律。我国双语教育的不同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民族语言地区：一类模式更适用于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国家通用语言尚需普及程度的民族聚居区；二类模式则更加适用于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较好的地区。由于模式选择不当，语言的学习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绩，这常常会造成对语言文化间性认识出现偏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