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果讨论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分析，得到和以往研究相一致的结果（Berry，2003；史慧颖等，2007；秦向荣、佐斌，2007），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有正相关关系又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调查对象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民族认同，并且这种差异在汉族居民中更为明显，因为汉族居民的本民族认同感要远低于少数民族。对于这一现象，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中国是汉族人口占大多数（超过90%）的多民族国家，对于汉族居民来说，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像少数民族那样突出，因而对本民族的认同感相对较弱。而无论是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还是人口占少数的少数民族，整体上的国家认同都没有显著差异，可能反映出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成效，让不同民族居民都对国家持有较为积极的认同。

（二）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

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的调查结果证实，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可以归入本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二维结构中。第一，对于汉族调查对象，如前所述，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少数民族，而从相关系数来看，其两种认同的相关性也略强于少数民族，这提示汉族居民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很可能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形，数据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表现出两种类型，分别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强的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较低的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其中以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居多（约占56.8%）。第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呈现出清晰的四种类型，落在二维结构的4个象限之中，除整合型和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还出现了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弱的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认同强、民族认同弱的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32.7%），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26.6%）次之，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20.1%）和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20.6%）的人数相对较少。从上述分析看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认同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汉族的认同形式更多地体现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辅相成，或两者统一整合，或两者都模糊难定；而少数民族的认同形式则更多元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局限于相互映衬，还会出现程度上的差异，或是民族认同处于主导地位，或是国家认同更显强势。这也体现出区别分析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认同心理的重要性。此外，结果验证了民族-国家认同二维结构的存在，让我们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从民族认同程度的高低，并不能简单推断出国家认同程度的高低，反之亦然。人们对于多重社会身份的认同管理可以有多种方式，可能受到情境因素影响；而在分析认同与群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时，不应仅考虑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单独作用，还要关注人们对两种认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后续的分析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三）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人口学特点

从人口学变量上看，民族-国家认同类型不受性别的影响，但是和居住环境有一定关联。以往研究显示，居住环境的民族多样性会影响青少年的文化适应类型（Berry et al.，2006），本研究对认同类型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调查对象身上。本研究所调查的云南省，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有26个，各民族分布呈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调查中的汉族居民绝大多数（约95.0%）长期居住在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社区，因此，其民族-国家认同类型并没有因居住地民族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居民，约40.7%的人长期居住在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社区，其余59.3%的人长期居住在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社区，两者的认同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社区的少数民族，和居住在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社区的少数民族相比，前者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多，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数比例明显减少，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数比例也相对较高，两者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数比例基本接近。从中看出，当少数民族居住在和汉族接触机会较多的环境时，包容性较强的国家身份（含中国的各个民族）相对凸显，而较单一的本民族身份则有所淡化，因此，在管理民族和国家双重认同时，整合型和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的人数相应增加；而当居住在和汉族接触机会较少的环境时，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身份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身份，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人数就会大幅增多。这表明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管理策略可能和其与主体民族的接触经验有关，接触经验越多，越容易形成包容性相对较强的、国家认同成分较多的社会认同结构，接近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格局（费孝通，1989）。

（四）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与群际知觉

本研究考察了民族以及双重社会认同结构不同的调查对象，如何知觉社会上流行的有关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情绪和行为。从结果来看，首先，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于有关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知觉在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两者都认为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居民的刻板印象比较积极、情感以敬佩居多、促进行为较多、伤害行为较少，但是，少数民族要比汉族调查对象更多地感知到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居民热情，更少地感知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居民的主动帮助行为。可能是由于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也有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将自己对本民族的评价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和自己观点一致，认为少数民族居民都是热情的。

其次，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其知觉到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都因自身的社会认同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一，汉族调查对象中，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和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相比，对于有关少数民族刻板印象和情绪行为的知觉都更为积极，更多地感知到大多数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居民热情、有能力，对其积极情感多，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的促进行为多。可见，此次研究中，当同时具有较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时，汉族调查对象的群际知觉更为积极；但是对于认同处于弥散状态，既没有对本民族也没有对国家形成强烈认同的汉族调查对象来说，他们往往会形成消极的群际知觉。第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中，在四种双重认同类型中，同样也是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所知觉到的汉族人对自己的印象、情感和行为最为积极，他们更多地感知到汉族人对自己持有热情和有能力的印象，表现出敬佩的积极情感和帮助、合作等积极的行为倾向。而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一些感知上也都要比弥散型的更为积极。和汉族相似，整合型民族-国家双重认同的少数民族群际知觉最为积极，以单一认同为主导的双重认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对群际知觉的积极程度次之，认同模糊的调查对象的群际知觉最为消极。总体上看，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在管理自己的双重社会身份时，无论是形成了整合的双重认同，还是形成了单一的包容性较强的认同（国家型）或包容性相对较弱的认同（民族型），只要有明确的认同感知，对其群际知觉来讲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以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效果最为突出。但是，如果调查对象无法形成明确的民族-国家认同，处于迷茫状态时，对其群际知觉则会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促进和培养少数民族的积极国家认同固然重要，但也要关注其对本民族积极认同的建立，两者共同发展可能会最大限度地改善群体间关系。而对汉族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同样应重视，缺乏明确认同感可能导致其对群际关系存在认知偏差，不利于民族间积极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