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与生活满意度

伊斯特林分析美国的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幸福感（Easterlin，1974）。西方国家几十年来的研究数据显示，除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人均收入增长下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外，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人均出现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平均主观幸福感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的现象（鲁元平、王韬，2010）。黄有光发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快乐指数低于其他国家。通过横断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以及过去评价和未来预期等比较研究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在同一国家时间序列数据没有显示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提高使得幸福感提高，而横断数据分析显示收入高的人平均幸福感更高，但其相关度不高；国家之间比较则发现，富国比穷国更幸福；但若按照收入分组，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赵奉军，2004）。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与其不太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罗楚亮，2009；吴丽民、陈惠雄，2010；朱建芳、杨晓兰，2009），但也有研究者发现，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很小（谢识予等，2010；邢占军，2011）。

（二）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为了进一步解释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采用了相对收入的概念，伊斯特林是强调相对收入决定性作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Easterlin，1995）。有研究者发现，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的主观评价实现的，个体的性格、经历等因素都会影响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Cummins，2000）。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由于自我评价缺乏客观标准就需要以其他人为参照（Festinger，1954）。因此，与他人比较后的相对收入在评价自我幸福水平时比绝对水平更敏感（奚恺元等，2003）。

（三）参照对象与相对收入

相对收入关键的问题就是选择参照对象，目前研究中用参照组来度量相对收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性别、年龄、地域等来确定参照组（Clark & Oswald，1996；Van et al.，1985；Ferrer-i-Carbinell，2005）；另一种是根据被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参照组，分别与他人收入对比、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对比，或与期望收入对比（Graham & Pettinato，2001）。国内研究中罗楚亮（2009）使用地区平均收入、家庭收入、与五年前比较的生活状况作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官皓（2010）则使用个人自身经济地位评价作为相对收入参照。

尽管目前相对收入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比较理论，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参照群体不明确，按照社会比较理论，人们选择比较对象时根据具体情境存在不同的动机，可能出于自我提升、自我证实、自我满足或自我评价（Festinger，1954；Wayment & Taylor，1995；Gervey，2003），因此采取不同的比较策略，向上比较、向下比较或相似比较（也称平行比较）（Festinger，1954；Wills，1981；Goethals & Darley，1977；Wood et al.，1985），而比较之后的效应也会不同，可能出现对比效应、同化效应（Blanton，2001；Collins，1996），甚至同时存在对比和同化效应（Stapel & Koomen，2001；Mussweiler & Strack，2000）。所谓对比效应是指向上比较会降低自我评价，向下比较会提高自我评价；同化效应是指向上比较会提升自我评价，向下比较会降低自我评价，比如与优秀者比较后差距小于预想可能会产生自豪感。比较效应反映在情绪上就是正向、负向或中性的体验。可见，社会比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是不确定的，都存在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来说就是难以确定的，比较方式也同样存在三种可能性，比较之后对应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也难以确定。

目前的研究中，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的收入放在研究总体中来确定相对位置，或者要求研究对象自己确定自己收入的相对位置，其并不存在明确的比较对象，只是一种收入的相对地位。这样的相对收入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比较过程极大地简化了，比较动机是对个人收入的评价，比较对象的选择是相似他人，比较产生的是对比效应。当然，也应该看到社会比较过程的复杂是因为评价内容复杂，而收入与个人能力等难以量化的特性比起来相对简单，并有数量化的参照，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的社会比较动机，仅就自我评价来看，假设收入比较产生的是对比效应，在这些前提下，不同的幸福感水平是由于选择不同的比较对象产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转而去考察向上比较、向下比较和相似比较哪种比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向上、向下和相似的界定。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与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相似指的是评价维度的相似（Festinger，1954），如果以收入为评价维度，就是与更高收入、更低收入或收入相似的人比较。而戈瑟尔斯和达拉（Goethals & Darlay，1977）认为相似指的是关联属性的相似，就收入而言，人们不一定与和自己收入相似的人比较，而是与和自己出身、生活环境、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能力等个性方面相似的人比较。笔者认为，就收入的考察来说，评价维度和相关属性的结合才是选择社会比较对象的策略，一个人不会单纯地去和另一个人的收入进行比较，比较对象一定要与自身具有关联性，关联越大，越容易发生比较。

（四）研究假设

在以往的相对收入研究中，研究者常根据被研究者的收入排序确定其相对收入地位，但这些研究基本的假设是把一个地区平均水平作为被研究者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而忽略了与被研究者的关联的相似性。此外，研究者通过统计数据获得地区平均数，并把个体收入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但个体其实并不了解一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知道自己与平均收入水平相比是高还是低。故本研究除了引入统计数据中的地区平均收入外，还考察了调查数据中收入的众数和百分位数。另外，还选择了关联程度不同的地区，以及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相似性的区分类别。

由于关联属性的相似程度越高，越容易作为社会比较对象，因此，与参照对象关联属性越相似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越大。个人所生活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属性，个体归属地区的单位越小越会成为参照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1：个体与地级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与省级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个体与省级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与全国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

许多研究证明相对收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收入水平高低与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这可能与人们的社会比较策略、个体社会比较的倾向性和个性等因素有关。但我们认为，总体上，向上比较使得生活满意度更低，但由于人们对收入水平的感知是模糊的，精确性并不高，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归入大略的等级。因此，收入的等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假设2：与高收入等级的人相比，低收入等级的人的生活满意度更低，差距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和个性特点会影响社会比较策略的选择，从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个体对现状的评价如果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个体特征，但可能表现出一种习惯的比较方式。个体习惯于给出较低评价，则说明他们倾向于向上比较；反之，倾向于向下比较；习惯于中庸评价的，倾向于相似比较。则有以下假设。

假设3：评价倾向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评价倾向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中庸评价倾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也属于中等。

一些研究还发现，相对收入对不同收入人群产生不同效应，对收入低于参照组的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而对高于参照组的人群的正效应则相对要低（Clark & Oswald，1996）。因此，就有以下假设。

假设4：高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低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负，中等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的负向影响大于正向影响。

柳波莫斯基和罗斯（Lyubomirsky & Ross，1997）对比考察了不同的社会比较信息对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的影响，结果发现，面对向下比较信息时，快乐的个体和不快乐的个体的反应没有差异，均产生对比效应。而在面对向上比较信息时，不快乐的人对信息更加敏感，大大地降低了自我评价水平，产生明显的对比效应；快乐的人自我评价水平得到提升，产生了同化效应。因此，正、负倾向的心理体验变量和乐观、悲观的未来预期是相对收入的调节变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由此提出假设5与假设6。

假设5：倾向于正向心理体验的人，生活满意度高于倾向于负向心理体验的人。

假设6：对未来预期乐观的人生活满意度高于对未来预期悲观的人。

下面我们将通过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来考察不同参照对象下的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验证本研究的各项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