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微博舆论的场域结构
微博舆论与用户间的关系如何取决于用户对微博以及微博舆论持何种态度。对微博和微博舆论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于微博舆论及其与公众情绪产生机制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立足于微博和微博舆论的本质方能较好地把握微博与公众情绪之间的联系。
一 作为舆论场的微博
在对待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国内外学界均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积极地将微博视为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工具，微博成为民主参与的积极力量；另一种是以怀疑或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微博，将微博视为非理性、碎片化并进而造成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的重要力量。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体现的立场实际上可以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种倾向。“对于微博舆论社会功能的情感倾向基本可以化约为两种：乐观、悲观。这种态度的划分基本上延续了21世纪前后学界对互联网作为新媒介之于社会与民主的看法：一种是纯粹乐观派：一种则是以丹·席勒为代表的批判怀疑派。”[22]
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的反映。从本质上来看，微博是一种传播技术，这种传播技术在当下呈现出两种对立的立场，这实际上是观测角度或者说理论支点的差异。换言之，它们都是一种建构的结果。而这种建构往往是在微博—用户之间的关系上进行的，一种突出用户的积极性，另一种突出用户的被动性。如果回到现象学主张的“回到现象本身”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微博本身是中性的技术。“微博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只是传播技术之一。按照传播社会学的解释，这些技术终究会被嵌入到既有的社会体制之中。当社会适应了微博，它在短期内出现的一些辉煌会重新归于平淡。微博的使用者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微博舆论场的诸多问题，终究要依赖现实问题的解决。赋予微博过多功能或对微博言论过度紧张以至压制其表达都选错了对象。”[23]纠缠于上述两种立场实际上于事无补，我们还是需要从微博本体的角度对微博舆论进行考量，如此方能建构起符合微博本质的微博舆论观。
舆论的本义是民意或曰公众的意见。“大量重要观点是由精英提出来的，但只有经过公共讨论后被大众接受，才能成为舆论。无论网络还是主流媒体表达的意见，其中包括精英意见，只有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大众赞同，才能形成舆论和舆论场。”[24]舆论的主体无疑是公众，但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不一定从头至尾均以普通公众为主。换言之，舆论形成的过程往往需要其他力量的参与，这些力量包括社会精英/意见领袖、媒体从业者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政府官员。无论这些力量具体为谁，形成舆论的关键都在于公众对这些人提出的观点、意见和建议的赞同。
如本章第一节中所言，微博舆论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微博作为舆论生成的空间和场所这一功能。用布尔迪厄的概念来说，微博就是一个场域，由此，我们可以将微博视为一个舆论场，公众的不同声音在微博中得以集聚，并最终形成互动、交流和融合。换言之，“舆论场是舆论形成和传播的场所，往往容纳多种意见的交流和融合，成为舆论传播的空间或渠道”。[25]
二 微博舆论的场域结构
微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权力精英、社会精英/意见领袖、公众均是其中的主体，只是不同主体使用微博的目的各有差异。因此，微博实际上是一个各种力量共存的场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或悲观或乐观的争论实际上是暗含把微博视为一个各种话语在此相互争斗，夺取话语资源与政治权力‘场域’的视角，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技术，对其话语资源与社会影响的解读关键还是在于对微博舆论主体的思考”。[26]
（一）微博舆论的内部场域结构
对场域进行分析，核心在于场域中的主体是谁。具体到微博，不同的主体在微博这一舆论场中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这种博弈往往表现在话语层面的交织中，无法确定清晰的边界，即所谓的“机构化程度不高、边界并没有明确确立的实践就是场域”。[27]那么，应当如何对微博舆论场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立足于主体，以参与传播的主体为核心，可以建构起微博舆论的场域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讨论如何对微博舆论的变化进行观测，从而发现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了微博舆论的变化和转向。
图1-6 微博舆论的内部场域结构
在微博舆论的场域结构中，不同类型的精英和媒体从业者通过其在微博中的表达对公众产生影响，最终引导公众就某一事件形成个人意见，这些意见在互动（表现为转发、关注等方式）中逐渐趋同，从而形成舆论。当然，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竞争、冲突关系，也可能是协同关系。“不管辩论的结果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至少提供了一个底层信息得以呈现和公共辩论的平台。”[28]此外，不同主体在不同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因其话语策略或立场的差异而对社会个体或用户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然，在微博舆论的场域结构中，公众也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个对微博信息带有自己理解的阐释者。如在前文列举出的微博舆论生成的五种模式[29]中，质疑模式、情绪模式即属于主动质疑的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同的传播主体能够根据公众的心理和需求积极地采取适当的话语策略，或许能对公众舆论进行有效引导。
因此，在这个场域中，“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媒体微博及时发布事实与观点，提升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各级各类政府如何通过政务微博迅速回应网民质疑，完善政务微博的运作制度；意见领袖如何发挥自身影响力，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批判和反思公共事件，促进体制内外的对话和交锋等，也成为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探讨的课题”。[30]当然，如果在具体的事件传播过程中，媒体、政府、意见领袖和草根精英能够协同合作，其所能取得的舆论引导效果则是最理想的。当然，这种协同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对事件进行真实反映的基础上的。毕竟，回避事实在当前的舆论生成语境下已经很难做到，也难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微博舆论的外部场域结构
微博场域的内部结构讨论的是以微博为舆论形成的场所中不同的主体在其间的互动关系。这属于内部分析。由于微博还存在于更大的场域中，因而我们还需要在阐释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微博舆论的外部场域结构。
场域（field）最早为物理学用语，布尔迪厄将之概念化之后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架。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31]在这一网络或架构当中，布尔迪厄将权力、资本纳入其中进行分析。具体而言，资本一般包括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各种产权形式或者金钱的形式；文化资本是借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拥有的持久的关系网络。”[32]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通过家庭关系、教育经历以及社会交往等因素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与经济资本的显性相比，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三类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交换或转化。[33]根据布尔迪厄的阐释，我们可以提炼出新闻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和斗争性两种特征。
首先，就斗争性而言，新闻场域是不同力量对话语权展开争夺的博弈空间。“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争夺的对象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34]就外部而言，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等均在争夺对新闻场域的支配权；而在新闻场域中，不同类型的媒体、不同身份的受众以及媒体管理者均从自身利益出发来争夺新闻场域的话语权。因此，场域本质上是一个不同力量充斥其间并为自身利益参与博弈的空间，具有动态性。“一个场域不是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加了这种游戏，所以，完整的场域理论要求社会个体的参与。”[35]不同力量展开对新闻场域的争夺是为了获得表达机会以及对于社会事件的解释权，进而通过所获得的话语权为自身利益服务，而不同力量赖于斗争的资源就是其自身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资本。博弈的结果是改变或者巩固其自身在新闻场域结构中的位置，位置的变化本身意味着场域结构中不同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场域的结构“既能加强又能引导某种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些位置的占有者力图用这种策略来维护或改进他们所处的位置，并且将等级化的原则以最佳的方式强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36]因此，新闻场域之外的资源如果要渗透到场域之中来参与场域内的话语权争夺，就需要“先通过场域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37]在某种程度上，场域内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正是场域内部充满活力的动力所在。也正是因此，场域本身就不具有静态性，而是随时处于话语权争夺的动态过程当中。
其次，新闻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场域是一个权力、资本斗争的场所，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尽管新闻场域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和支配，但它有着自身运作的独立法则，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38]换言之，相对于其他场域来说，新闻场域有着自身独特的组织机制、生产习惯以及评价体系。例如，新闻场域的生产机制不同于一般经济场域的生产机制，新闻场域的组织结构也有别于一般的政治组织的通行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场域所具有的这些法则对生活在场域当中的个体（如记者、编辑和受众等）以及场域外部的组织和机构（如管理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具有自主的约束力。
在我国，新闻场域更多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39]“媒体是政府贯彻其意志的阵地”，也是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重要力量”。[40]这体现在党管媒体这一管理方式上。在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权力也开始逐渐渗透到新闻场域中，加之社会层面具有表达自身利益的需求，使我国新闻场域的支配关系越来越复杂。从整体上而言，通过“惯习同构”和“嵌入媒体”两种方式[41]，我国政治场域支配着新闻场域：一方面，政治场域“将自己的惯习同化为对方的惯习，两个不同的场域及其惯习形成‘同构’关系”；[42]另一方面，政治场域“直接嵌入到新闻场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对新闻议程进行设置、严控信息通路、参与新闻制作乃至关注发布细节等”。[43]同时，新闻场域通过资本转化、多元均衡、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创造性遵从（creative conformism）等策略实现自主性生产。[44]
在明了了新闻场域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微博场域的外部结构。刘九洲、付金华认为，我国舆论整体上呈现由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民众舆论场三个部分组成的三元结构。[45]其中，政府舆论场主要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媒体舆论场则主要由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构成，具有双重性，既可以反映党和政府的意志，也可以实现民情民意的表达；民众舆论场则是普通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舆论场。[46]正如刘建明所表明的那样，“政府舆论场”的表述不够贴切。[47]但是，三元结构的划分思路对于我们讨论微博场域的外部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此，我们将微博舆论场的外部结构中的相关场域分为政治场、经济场和社会场（见图1-7）。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将每个场域视为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的场所，而这种利益诉求通常以话语和行动的方式体现出来。
图1-7 微博舆论的外部场域结构
具体而言，政治场中，国家通过其自身的话语和政治行为对微博进行管理和控制，以维护自身权力的正当性。政治场对微博舆论场的影响具有主导性和支配性，而且这样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往往通过删帖等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场对微博舆论场的影响则是市场主体企图通过自身话语和行为影响微博舆论，从而为其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实际运行中，经济场对微博舆论场的影响是隐性的，如经济组织通过给微博投放广告、招募网络水军等方式对微博内容进行干涉和引导。社会场中，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社会变动和社会现象进行讨论、互动，并通过微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以在微博舆论中传递其价值和主张。相对而言，由于我国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反馈机制尚不健全，社会场对微博舆论场的影响通常是以可见的方式直接体现的，且通常以情感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48]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微博舆论场并未直接承担起沟通政治场与社会场的作用。以2011年7月23日甬温动车事故为例，“政府部门在公共性事件中并未直接通过微博与民众或媒体进行讨论或表达观点，在微博话语表述中整体处于缺席与失语的状态，因此更多的是被表达和被呈现。国家与社会在微博场域中无法进行良性互动”。[49]政治场与社会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为一种对抗关系，国家属于控制的一方，而社会则处于被控制的地位。两者之间缺乏沟通，这往往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断裂的状态，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三 关键节点：舆论场转换的观测点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管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微博舆论的演化过程进行描述，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对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进行分类，均要对微博舆论与公众情绪的互动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引入“节点”的概念。“节点”可以理解为交叉点或转折点。在网络研究中，节点是指网络支路的终端或支路之间的相互连接点。在传播研究中，节点意味着新的传播力量介入传播过程中，改变了事件的传播趋势和方向，从而使网民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节点意味着转折点。具体到微博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到微博舆论生产过程中的网民、舆论领袖、官方机构等都可能形成事件传播的节点，这些节点有可能改变微博舆论的方向。因此，分析微博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找到关键性节点，即在微博意见向微博舆论转变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个体或组织，或者是在微博舆论方向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个体或组织。找到了关键性的节点，就意味着找到了微博舆论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动力。
可见，在对微博舆论的演化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抓住节点进行观测，则能较为容易地发现是何种力量导致微博舆论方向的变化，并描述出微博舆论如何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对于讨论微博舆论与公众情绪之间的互动而言，节点无疑是一个观察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