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疆民族文化特色化发展的思考

——《东北文化丛书》序

马大正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东北文化丛书》皇皇十二卷，付梓在即，丛书总主编之一邵汉明院长嘱我书序。想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多年来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汉明院长也是与我相知多年的研友，因此为丛书出版盛事写几句感悟也在情理之中。思之再三，斗胆妄论陋见如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价值集中表现在民族素质的形成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具有共同的精神信仰、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状态。自春秋至战国，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经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华夏族群继续与周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终于奠定中国辽阔领土，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广阔天地。历史上，在中原和周边多种经济文化之间，不断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进行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融合。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内部呈现南北、东西差异。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中华各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边疆民族文化的特色化发展面临极好的机遇，也面临形色各异的挑战。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认为正确处理好如下三个辩证关系，对边疆民族文化的特色发展极为必要。

1.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我们这里讲的整体，首先是指由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其次是指构筑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各个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这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和实体。相对于上述中华文化的整体和全局，边疆民族文化则是一个局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造就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宏大气象，显示了中华文化多样性、包容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的特色。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疆民族文化，除了上述多样性、包容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特色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鲜活的民族性。边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补充，使中华文化出现争奇斗艳、绵绵不绝的奇观，让每一位中华儿女增添了无限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豪情。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忘却整体，或将整体和局部倒置，必然造成将因存在地域性和民族性而产生的差异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之上。若如此，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对文化发展本身也是无益的。

2.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生活在边疆地区的诸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特色。对此，今人面临如何传承和如何创新的任务。所谓传承，即继承和发扬边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所谓创新，一是对传统文化不能墨守成规，要与时俱进；二是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要摈弃、要改造。须知尊重文化传统的最高境界，是使文化传统有活力、不断创新。

在创新时，要注意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对任何文化，包括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不能只说好，而要指出其不足。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讨论也是这样。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尽管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继续存在，但在半个世纪后，再利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来解释黑人的成就不足，已经说不过去了。”其二，对边疆民族文化的改进与创新，必须依靠本民族群体的共同努力，自下而上地有序推进，切忌迷信行政权力的强制推行和非本民族力量的介入，若此，效果必然适得其反，甚至出现强烈反弹。当然国家的指导、相关政策的引导和现代文化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是十分重要的。

3.正确处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统一具有以下几个特殊功能。

一是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在一定民族地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塑造了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心理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数千年来，国家统一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通常都以国家统一作为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这种民族心理沉积于中国社会和价值系统的最深处，主导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观念。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有合，但不论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这就是国家统一的意识。中华文化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为遏制割据倾向、凝聚统一意志、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

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在社会通行的准则规范和行为模式中，通常总是潜隐着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这一系统始终居于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部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中构建起来的。不仅如此，人们在文化的内化过程中，还会把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信念，从而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同感和依赖感。“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始终如一，从未出现过文明断层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文化理念主导着统一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反过来又强化着人们追求统一的信念。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高度重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巩固与维护，无不致力于探索天下分合聚散的规律与对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军事战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文化认同不仅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且为军事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平台。

三是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志。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内聚性、亲和性和排异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特性决定了每当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民众都会激发出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爱国主义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历经治乱分合而始终以统一为主流，正是得益于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无论是庙堂之上的统治者，还是江湖山野间的老百姓，都普遍认为唯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民族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天下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是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主张割据分治的学派，反而都把“天下一统”作为政治斗争的原则与旨归。尤其是每次统一战争爆发之前，社会上总会出现一股势不可挡的统一潮流，每当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刻，社会内部总会产生一种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的强大意志。中华文化所拥有的这种统一意志，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坚韧无比的精神国防。离开这种精神的支撑，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难以持久的。

文化认同的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内显得异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龚自珍发出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警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政治注重“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将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纵观历史，当统一形成共识然而阻力重重时，文化认同的力量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文化认同就是政治，文化认同就是国防，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只有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才能更加稳固与持久。归之为一就是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便是脆弱的；只有将文化认同的基础工作做扎实，国家认同才能经得住风浪的考验。

无须讳言，在边疆地区，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边疆民族文化地区，实际上存在着如下四个值得警示的倾向：第一，地缘政治方面带有孤悬外逸的特征；第二，社会历史方面带有离合漂动的特征；第三，现实发展方面带有积滞成疾的特征；第四，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多重取向的特征。

一旦认识不正确，随之处理不当，这些倾向就将对国家的向心力、民族凝聚力产生消极影响。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

国家、民族、文化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也是国家社会构成的三个基本层面。

国家的统一取决于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或者说，没有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的基础。国家的认同，从根本上体现在民族的认同上。这里的“民族”，不是单一族裔的“族群”，而是整合于一体的国家民族，在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归根到底是56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中国稳定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和高度出发，还应包括全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出“四个高度认同”，即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高度认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并开展“四个高度认同”思想工程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历程，如果说“三个离不开”活动致力于杂居一地的不同族群感情上的融合，如果说“五观”教育引导各族人民对民族大团结的理性认识，那么，这种感情和理性的升华经过“高度认同”思想工程，将最终导入更深层次即心理上的认同，使边疆各族人民正确认识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不断增加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现代意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在任何国家，国家认同的建设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事业，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还是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体制上的。国家认同、国家制度的建设、国家制度与人民的相关性，这其中存在着很大关联。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机制也必须加紧建设。如果人民不能成为国家政权或者政治过程的有机部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就会缺少机制的保障。另一方面就是“软件”建设，即国家认同建设。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国家认同感，中国就很难崛起。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认同建设与民族主义相关，但它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会阻碍中国真正崛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的融合是大趋势，容不得任何一个民族走狭隘民族主义路线。再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会是一条孤立路线，它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如何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在加紧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迎合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在强调人民参与政治的同时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这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东北文化丛书》以东北农耕、渔猎、游牧、宗教、服饰、饮食、建筑、民俗、文学、流人、移民、域外文化诸题立卷，对独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东北地域文化，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源流、内涵到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历史地位、社会价值，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深入系统的阐论，充分展现了东北地域文化在东北边疆，乃至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域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共同性，及其自身的多元性和独特性。

综观丛书各卷，其特色有如下五端。

一是体例上的正确选择。丛书选择了中国传统志书的体例，采用“横排竖写、事以类从”，“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形式展开。从不同文化横向和纵向视角观察中，选择了横向的视角，即对每一选题分立若干子项目、子选题，每一个层面构成每一卷的章和节，坚持了传统志书的体例，避免写成不同类别的诸如东北宗教史、东北服饰史、东北移民史、东北流人史、专门文化等等，体现了主编的意图、丛书的特色。

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宏观把握起到引领作用，通过微观叙论以印证。宏观是对各类别文化整体的把握和宏观的概括，同时又将整体的把握、宏观的概括和评议，建立在微观的论述、微观的阐释基础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宏观为统领，以微观阐释为重心。

三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东北地域文化是东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既有交融，又有不同。研究东北地域文化，共性和个性问题不容回避。这里的所谓共性是指中华民族文化，所谓个性是指东北地域文化，包括东北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丛书在强化共性、同一性的阐论基础上，正确阐释个性的特色，做到了突出共性、阐释个性。

四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结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了东北人。人文历史的演进、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还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精神文明的创造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这个主次关系必须把握好。

五是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以学术性为主。丛书立足学术，坚持学术性、知识性兼具的原则，并在大众化上颇下功力。丛书做到了叙事通畅，雅俗共赏，还根据各卷内容特色，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服饰、饮食、建筑、民俗诸卷配发彩色图版，在图文并茂上做到精益求精。

拉杂写来，自感所言诸项仅仅是有感而发，错谬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大众指正。

权充序，愧甚矣！

2018年2月25日 草成于北京自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