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北文学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史料缺乏，有关东北的史料记载就更加稀有，但从这些星星点点的史料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东北文学文化的历史遗存。先秦时期的东北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史书中有关东北的描写；二是历史典籍中残留下来的东北文人文学作品，以箕子的《麦秀之诗》和伯夷、叔齐的《采薇歌》为代表；三是神话作品，以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为主。
1.史籍中有关东北的描写
东北地区的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尚书·舜典》中提到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注疏中说：“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肇始十二州。”[1]营州即指辽东地区。可见尧舜时期东北的辽东地区已列入中原版图，成为十二州中的一州。燕国是西周时期第一个在东北南部设郡的中原政权，设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在东北北部生活的肃慎等古民族，也很早就同中原建立了联系。《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描写：“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2]这是最早对东北自然风貌的记载。汉刘向《说苑·修文》中记载：“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尧之功。”[3]可见，早在虞舜时期，东北北部的古民族就同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的关系。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一只掉落到陈国宫廷中的隼，身上带着一支比较奇特的箭，有人去问孔子，而孔子一见就认出这是一只来自东北肃慎地区的楛矢石砮，还道出了周武王时期大会诸侯将肃慎进贡的楛矢石砮分封给陈国的历史掌故，陈湣公命人到府库中去查找，果然找到了。这则故事颇有传奇色彩，既写出了孔子学识渊博，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东北肃慎族同中原的交往源远流长，友谊地久天长。
2.箕子
先秦东北文人文学中最有成就的是“殷末三仁”[4]之一的箕子。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为商朝末年箕族的首领。商朝灭亡后，箕子率其族众受封于辽西孤竹之地，隶属燕侯管辖。其后由于山戎的侵扰，箕族的主要部分则由箕子率领，东迁至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箕氏朝鲜。据《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5]，《三国志·东夷传》“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道”[6]可见，箕子来到东北地区后，制八条之教，对推动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箕子的作品今存有散文《尚书·洪范》和《麦秀之诗》《箕子吟》等。史载，商朝末期，纣王无道，箕子谏而不听，佯狂为奴，武王灭商后，“释箕子之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见周天子，经过故国，“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7]。箕子的这首《麦秀之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很多诗作都借用箕子《麦秀之诗》的典故，以“黍离麦秀”作为亡国之痛的感叹。
《麦秀之诗》偏于哀婉幽怨，《箕子吟》则更为激切愤慨。《箕子吟》又名《箕子操》，《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述了此诗的创作因由：“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8]《箕子操》在《乐府诗集》卷57中收录，全文为：“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9]身当末世，作为忠臣，箕子自然免不了遭遇苦厄穷迫，但他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宗庙社稷，个体遭际的悲剧与家国宗庙的不幸交织在一起，对无道昏君不听忠言直谏的愤慨，面对商朝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甚至想要投河自杀的心情，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尚书·洪范》（简称《洪范》）为箕子朝见时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主要反映了箕子的理政思想，阐述了“洪范九畴”的治国方略，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是提出了“五行”说，即“水、火、木、金、土”五行，水代表润下、火代表炎上、金代表收敛、木代表伸展、土代表中和，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开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先河；第二是“敬用五事”，五事指五种应该注意的方面，“一曰貌”，指态度要恭谨，“二曰言”，指说话要和顺，“三曰视”，指明察秋毫，“四曰听”，指听事要聪敏，“五曰思”，指思虑通达才能圣明；第三是农用“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也就是管理民食、财货、祭祀、建筑、教育、司法、外交和军务；第四是“协用五纪”，就是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第五是“建用皇极”，即树立准则，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对那些“有猷、有为、有守”者，就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人要宽容待之，赐给他们五福，就是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善终，宣扬“无虐茕独而畏高明”“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10]的公平正义理念；第六是“乂用三德”，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即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又要刚柔并用，所谓“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就是说对那些强硬不友好的人用刚克之；对和平安顺的人，用柔和的办法，且强调只有君王才有作威作福的权力，为臣子的不能拥有这种权力，否则就会僭越君权；第七是“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第八是“念用庶征”，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第九是“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来劝导人们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这“六极”警戒、阻止人们作恶。箕子的《洪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行”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其次是其“念用庶征”说，认为君王施政善恶可引致天象变化，成为汉代公羊学派“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韩非子·喻老》和《韩非子·说林上》中还有一则名为《纣为象箸》的寓言与箕子有关：“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11]这则寓言生动有趣，文学色彩很浓，不仅写明了见微知著的道理，也写出了作为仁人的箕子“善谏”的品质和过人的智慧。
3.伯夷、叔齐
除箕子外，历史上著名的品德高尚的君子和隐士伯夷和叔齐也是来自东北地区，且也有文学作品传世。伯夷、叔齐为商朝孤竹国国君之子，商亡之后，隐居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载：“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12]孤竹为古商族在辽西地区的一支，是商初至春秋时代燕山北麓至辽西地区的小诸侯国，共传国九代，伯夷和叔齐为孤竹国第八代国君亚微之子。亚微有三子，伯夷为长子，名久，字公启；二子名凭，继承亚微之位为孤竹国国君，在殷王朝中任亚卿；三子名致，字公达，谥号齐，因此又称为叔齐。
伯夷、叔齐的故事和其《采薇歌》见于《史记·伯夷列传》：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歌词为：“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首阳山。[13]
伯夷、叔齐所作《采薇歌》否定了周武王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推翻殷商统治，表现了作者对神农、虞夏时代的淳朴生活的向往与礼赞，更突出了他们孑然不群、忠贞不渝的品格。伯夷和叔齐作为隐逸之士的代表，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儒家和道家更是对伯夷、叔齐的隐逸行为予以极高的评价，这首《采薇歌》也因作者的品格高尚而受到封建士大夫的极力推崇。
4.神话传说
据《尚书·尧典》记述，唐尧时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至四境，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派往东方的羲仲为东方之官。“（尧）分命羲仲，宅隅夷，曰旸谷。”[14]羲仲所居之旸谷在神话传说中演变为日出之地，有神鸟居之。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15]“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16]的神话，《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17]，《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说：“日出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日入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18]传说汤谷中有神树名曰扶桑，上面栖息着十只金乌，这十只金乌背负着十个太阳，清晨时自汤谷出发，黄昏时行至虞渊，这是古人对于日出日落的神奇想象，很有文学色彩。古人的诗文中常以金乌代指太阳，即与此传说有关。这一传说中的汤谷虽然不能明确是否指古代东北地区的某一地名，但从其所处的方位来看，或许与古代的东北地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古代东北的独特风物，在历史传说中亦偶有所见，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提及：“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亦蛇类也。”[19]吴士鉴《晋书斠注》：“不咸山即长白山。”其中提及的蜚蛭、琴虫等奇异形象应该是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遗存，其中提到的大人国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诗经》中的《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商族的起源神话，其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20]之句。据考证，“殷土”即今之东北渤海地区[21]。玄鸟实际上是商民族的图腾，而鸟崇拜普遍存在于东方民族神话中，亦可证殷商与东北之关系。这一神话既是殷人神巫思想在历史阐释中的反映，更是渲染商有天下乃是天命得之，这就为诗中商王武丁的文治武功做了很好的铺垫，说明武丁的功业同样是天命在商的体现。
与《山海经》和《诗经》中片断式的记载相比，世代生活在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先民们，通过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原始神话，创造出了更为宏阔瑰丽的神话世界，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东北地区流传下来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神话作为文学的源头，其产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然而由于是口头传承，在长期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异，部分羼入了外来神话传说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后人加工和改造的痕迹，因而流传至今的原始神话和英雄史诗已经很难判定其具体产生的时期，只能根据其中反映的思想内容，大致推定其为非常古老时期的作品。东北地区原始神话和英雄史诗大部分是萨满教流行时期的产物，主要是通过萨满之间“秘传”的形式传承，在萨满祭祀时讲唱，而且只有德高望重的萨满或者氏族部落首领才可传讲，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与神秘性。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神话和史诗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神话和史诗的传播和影响。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学者发掘整理，逐渐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代表作《天宫大战》属于“窝车库乌勒本”，即“神龛上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满族先民对宇宙创生和人类起源的奇特想象。
《天宫大战》中提及的原始神祇多达数百位，是萨满教神系中世代崇祭的诸神灵，包括与天地共生的三位女主神，即天神阿布卡赫赫，地神巴那姆赫赫，光明之神卧勒多赫赫，还有众多自然神、始祖神、萨满神，以及司掌自然界百兽、植物、山川的众多神灵。从中可以看出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思想的明显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天宫大战》中除了极少数的恶神为男女同体之外，所有的善神都是女神，这反映出《天宫大战》的形成时期非常古老，当时的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极高。阿布卡赫赫有超凡的生殖能力和创造万物的能力，实际上是始祖神、母神、自然神三者身份的统一，以阿布卡赫赫为核心人物的《天宫大战》神话是萨满教女神崇拜的集中体现，这同中原地区和西方神话中以男权为中心的神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两汉三国时期
西汉时期，东北南部属幽州管辖，先后设辽东、辽西、右北平、沧海、乐浪、玄菟、真蕃、临屯等郡，并将北部的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汉政权的统治之下。东汉政权建立后，虽然大体恢复了西汉时期在东北的统治格局，但势力大不如前，乌桓、鲜卑、高句丽等族趁势崛起，成为影响东北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中原政权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管辖，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思想文化素养的士人到东北担任官职或流寓至此，使得东北文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汉族文化的泽被，对东北地区的文学发展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了以“辽东三杰”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文人。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存在时间、势力范围和文明程度上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成为这一时期东北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夫余建国神话。
1.铜镜铭文
在东北地区发现的铜镜铭文，对于留存资料极少的汉代东北诗歌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吉林省东辽县石驿公社彩岚大队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精白镜”上有阳铸的铭文：
恐浮云兮蔽白日，复清美兮冥素质。
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22]
这是一首咏物诗，“清美”“精白”既是对镜子物理特征的描述，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浮云蔽日、谤言难止的现实的愤懑和不满，表达了作者对高洁美好的品行的向往与推崇。这首诗接近骚体诗，铭文中的诗句“谤言众兮有何伤”与《离骚》中“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颇有相似的意境，但情感境界上更为超脱和旷达，而以镜子的明亮光洁堪比日月，来衬托抒情主人公的志向高远、品行严整，则与《离骚》“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一致的。
后汉“细线兽带镜”制作工艺精湛，中央主区外部是阳线禽兽纹，中心是高浮雕海兽纹，外缘围以卷叶、锯齿和绳纹之平雕作饰，内有铭文：“青盖作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相较于西汉“精白镜”，“细线兽带镜”是典型的七言诗，并且通体叶韵，形制上更为成熟。铜镜是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具，汉代铜镜上常见的有“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常乐富贵”等带有美好祝愿的铭文，这篇铭文也不例外，一句“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表达了作者对铜镜拥有者长寿富贵的美好祝愿。
2.汉末“辽东三杰”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公孙度建立的辽东政权政治相对稳定，是较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公孙度本人又有礼贤下士的声名，因此一些中原名士纷纷选择避乱辽东。汉末三国时期的“辽东三杰”：管宁、邴原、王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辽东地区。尽管这些士人大多清高自视，不受征召，多以讲学、经商为业，但他们在辽东地区的文化活动，对传播礼乐文化仍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宁（158～241），字幼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是春秋名臣管仲的后人。《三国志·华歆传》注释中说，汉灵帝时“（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时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又说“丙根矩之微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后也”[23]，可见管宁与当时的名士华歆、邴原齐名，被同时代的人号为“一龙”，管宁被喻为龙尾。另有一段关于管宁和华歆“割席断交”的典故，“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24]，可见管宁虽被喻为龙尾，但德行操守之严，更胜于被喻为龙头的华歆。
后天下大乱，管宁听说公孙度令行于海外，于是与友人一起，来到辽东投奔公孙度。公孙度对他十分礼遇，“虚馆而候之”，数次征召他为官，但管宁均婉辞不受，在拜见公孙度时只谈学问，不涉政事，在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附近一处山谷之中筑庐而居四十年，虽生活清贫，仍不改志节，“讲《诗》《书》，陈俎豆，饬威仪，明礼让，非学者不见”[25]，于辽阳一带教授生徒，宣讲儒学，影响深远。
史载，管宁曾著有《姓氏论》[26]一书，今已亡佚，流传下来的文章有《辞疾上书》《辞征命上疏》《辞辟别驾文》《答桓范书》四篇，其中可确定管宁作于辽东时期的是《辞辟别驾文》：“州民管诞，燕雀之贱，栖朝桐之华。夫别驾者，明使君之羽翼，显化之鹰扬，宜得英儒，非诞暗昧所可私者。”[27]文中用委婉的方式来拒绝官府的征召，颇有自谦之意，又见孤高之气，文辞典丽，颇见才情。
《辞征命上疏》也是一篇请辞之文：
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28]，而蒙玺封之宠；楶棁[29]驽下，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30]之位，惧有朱博[31]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不任扶舆进路以塞元责。望慕阊阖[32]，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恩听放，无令骸骨填于衢路。[33]
此文用多重排比的手法，引经据典，表达了自己能力有限，又年老多病，不能接受皇帝的征召之意，语气谦和，迂曲宛转，文采斐然。
邴原，字根矩，与管宁同为北海朱虚人，也曾因避黄巾之乱而隐居辽东。《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正因为邴原清正廉洁，在辽东声名颇为卓著，“在辽东一年往归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34]。
邴原在避居辽东前，曾于北海太守孔融处为官，后邴原曾有意返归故里，公孙度不许，邴原就设计离开，《世说新语·赏誉》中说，“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35]认为邴原才高志大，不是自己能留得住的，于是予以放行。然而邴原途经三山（今辽宁旅顺、大连附近）时，接到孔融所作《遣问邴原书》，告知中原形势，仍然是“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36]。邴原见信，知中原不可回，不得不返回辽东，十余年后方归故土。
邴原与当世大儒郑玄齐名，称为郑邴之学。邴原所著文章至今仅见《驳郑玄〈皇后敬父母议〉》一文，为对郑玄所作《皇后敬父母议》一文的驳论之文。对于贵为皇后的女儿是否应以家礼来恭敬父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文为：
《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陈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妇人外成，不能二统耳。《春秋左氏传》曰：“纪裂繻；来逆女。”列国尊同，逆者谦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辞言之，礼敌必三让之义也。祭公逆王后于纪者，至尊以无外，辞无所屈，成言曰王后。纪季姜归于京师，尊已成，称季姜，从礼子尊不加于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于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独拜，违古之道，斯义何施？汉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讥子道不尽，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拥警却行称臣。虽去圣久远，礼文阙然，父子之义，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宁为公私易节？公庭则为臣，在家则为父，是违礼而无常也。言子事父无贵贱，又云子不爵父。[37]
王烈（142～219），字彦方，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人，亦因避董卓之乱来到辽东襄平。为辞公孙度政权的征召，自贬身份，从事商贾。[38]王烈此后世代留居辽东，亲耕陇亩，布衣蔬食，仍不改其乐，辽东之人对他甚为敬重，《三国志》记述了他在辽东时的行为风范和对辽东风气产生的影响：“东域之人，奉之若君。时衰世弊，识真者少，朋党之人，互相谗谤。自避世在东国者，多为人所害，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39]后人中有金代著名的文学家王庭筠，可见其家风不堕，世代相传。
《三国志·王烈传》记载其“以德感人”[40]的故事：有盗牛者被捕，向牛主请罪说，愿意接受惩戒，只希望此事不要传到王烈处。王烈得知此事，向盗牛者赠送布匹。有人问王烈何故？王烈答，偷盗者畏惧其过为人所知，说明他尚有耻恶之心，还能够改过从善，因而赠送布匹。事后有一老人丢失了佩剑，有路人看到，守候在一旁，直至日暮，老人返回找到佩剑后问拾得者的姓名，并将此事告知王烈，此拾得者即之前的盗牛者。
3.夫余神话
夫余属秽貊族系，为高句丽和百济先祖。西汉初年，夫余以现吉林市为中心建国，隶属于中原王朝，全盛时期辖民八万余户，疆域“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41]。夫余族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汉王充《论衡·吉验篇》所记，描写了夫余王东明从出生到建国的传奇经历，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42]
东明建国的神话，《后汉书·夫余传》和《三国志·东夷传》等书也有记载，与《论衡·吉验篇》大致相同。传说讲述了东明的神异出生和建国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磨难，从其中“有气大如鸡子”的描述来看，与商朝初祖的玄鸟生商的神话以及高句丽时期的朱蒙神话都属于卵生神话。东明诞生的神话也体现了自然天命论的思想观念，如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所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43]，神奇的诞生方式暗示了东明是天帝之子。
这一时期有关夫余的神话传说还见于西汉刘向所撰《列仙传》中关于瑕丘仲的记载：
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谪仙人焉。[44]
高句丽神话则与夫余神话有诸多相似之处，有较多太阳崇拜和鸟图腾的文化色彩。高句丽始祖朱蒙的传说，在《好太王碑》《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朝鲜实录本纪》等文中均有记载。相较而言，《好太王碑》的记述简略，叙事平直，情节删削较多，关于朱蒙出生神异色彩的描述较少，叙述的重点在对朱蒙“皇天之子”身份的强调，体现了碑文典雅庄重风格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邹牟王奉母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45]高句丽和夫余同属于古之秽貊语族，史书中称高句丽为“夫余别种”，二者的族源神话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剖卵而生”和“连葭浮龟”两处关键情节上是基本一致的。此外，“母河伯女郎”和“黄龙”并非东北民族宗教信仰中本有之物，也未见于夫余神话传说中，当是中原文化的影响。
《魏书·高句丽传》中的相关记载则带有明显的感生神话色彩，详尽描写了朱蒙母亲受孕过程及朱蒙生下后的神奇经历：“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主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又弃之于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46]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中故事内容有所扩充，增添了更为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亦作蜗）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47]
4.琉璃明王的《黄鸟歌》
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类利写于公元前17年的《黄鸟歌》，是高句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四言诗，此诗收录于《三国史记·琉璃明王纪》中，为类利怀念其逃亡的汉妾雉姬所作。史载，琉璃王类利在其妃松氏死后，继娶妃子二人，一为高句丽人禾姬，一为汉人雉姬。二女不和，类利于是在凉谷分别建造两个宫室安置二人。后来类利外出田猎七天，其间，禾姬辱骂雉姬：“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雉姬不堪其辱，惭恨而去。类利得知后策马追赶，然而雉姬怒而不返，类利途中歇于树下，见到黄鸟飞集于树上，有感而作此诗。诗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48]《黄鸟歌》在创作风格上颇类《诗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不但其四言诗的形式、比兴的手法与诗经相似，《黄鸟歌》中的“黄鸟”的意象也是《诗经》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诗经·小雅·黄鸟》中有“黄鸟黄鸟，无集于毂，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49]之句，描述的是流落异乡之游子思乡之苦。类利的《黄鸟歌》也没有直接沿用《诗经》中“黄鸟”意象的原意，而以本是“雌雄相依”的黄鸟却落得形单影只的孤独和苦闷，来表现自己痛失佳偶的哀怨，抒发自己对雉姬的思念之情，用语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反映了高句丽上层贵族在汉文方面的造诣颇深。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堪称乱世，经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晋王室东迁，以及十六国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乱和割据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流离失所和祸福无常。然而，当政者对扩充势力或完成统一的强烈渴望，又促使部分思想较为先进的君主积极地招聚文士、延揽人才，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汉族士人的重视，使得东北地区，特别是辽河流域涌现出了一批才学卓识之士，对推动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句丽作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属国，在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全面汉化的同时，也创作出一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诗歌创作、神话传说、碑刻文学等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1.政令奏议文学
前燕君主慕容廆、慕容皝，后燕君主慕容垂、慕容盛，西燕君主慕容冲、北燕的创建者冯跋等人都是汉族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都曾有作品传世，多为政令奏议文章。如冯跋所作《下书令境内不改葬》为政令文体，从统治者的立场反对厚葬、倡导节俭，其文为：“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于亡者，有损于生。”[50]通篇皆为对人之生死问题的议论，具有较为浓重的哲学意味，其对死亡问题所持的无神论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魏晋时期有关东北地区的奏议、檄文较多，如北魏诸臣中辽东人高道悦[51]、孙绍[52]、韩秀[53]都曾上表言事：高道悦曾上《谏水路幸邺表》，旨在劝谏君王停止从水路往邺城；孙绍的《陈军国利害文表》作于孙绍为徐兖和籴使还朝之后，上表陈说军国利害；韩秀曾作《敦煌移就凉州议》逐条列举反对迁镇敦煌之理由；韩麒麟[54]、韩显宗[55]父子，以及高谦之均为辽东人氏，所谓“韩麒麟《陈时事表》，及其子韩显宗《上时事书》皆切于事理，而文则超然入古，高谦之《请复县令面陈旧制疏》足使豪贵敛手，亦为政要务也”[56]。此外还有何曾的《上魏明帝疏请选征辽东副将》、虞松的《檄告公孙渊》、毋丘俭的《上疏请定辽东》、尔休的《遗公孙渊书》、司马懿的《原公孙渊党属令》都与辽东有关。这些公文和书信的内容，对于理解魏晋时期辽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态度，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2.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活跃的文人诗歌创作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以鲜卑贵族和高句丽贵族为主的本土少数民族诗人群，以北方士人为主的本土汉族诗人群，以及由于诸种原因羁留或游历东北的南方诗人群，共同构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诗歌创作格局。
早期鲜卑贵族通诗文者较少，多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主要有《阿干之歌》、《真人代歌》和《簸逻回歌》。阿干是鲜卑语，哥哥之意。说起《阿干之歌》，还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据《晋书·吐谷浑》记载，前燕开国皇帝慕容槐和吐谷浑本为兄弟，吐谷浑是慕容槐的庶长兄，其父将部落中的一千七百家分给吐谷浑。一次吐谷浑部落与慕容槐部落的马匹相斗，慕容槐一怒之下说：“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说：“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万里之外矣。”于是吐谷浑率众向西迁徙到阴山一带定居。慕容槐后来后悔，遣人欲追回兄长，吐谷浑说：“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57]可是无论他们怎样驱马向东，这些马匹在东向几百步后都悲鸣西走。无奈之下，认为是天意如此，只得作罢。慕容槐追悔莫及，思兄日切，于是创作了一首《阿干之歌》，常常“岁暮穷思”，击节自歌，泪流满面，抒发自己对兄长的无限思念。慕容槐与兄长吐谷浑分手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289年之前，至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共存国300余年。
除《晋书》外，《阿干之歌》在《魏书》《宋书》《北史》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可惜都没有记载其歌词内容。直到1948年，陈澄之所著的《伊犁烟云录》里记载：甘肃兰州阿干镇附近曾流行过一首《阿干之歌》，作者自称是前燕慕容鲜卑的后人，据分析，这首歌很可能就是前燕皇帝慕容槐的原作。歌中唱道：“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寒苦，辞我大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这首《阿干之歌》诗风质朴，虽无华丽辞藻，但读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为一篇纪念兄弟之情的绝美佳作。
此外，鲜卑族诗歌作品见之于史书的还有《魏书·乐志》所记北魏时掖庭歌《真人代歌》，以及《隋书·音乐志》所载《簸逻回歌》等。《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中记载：“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58]可见魏晋时期，有鲜卑族民歌传世，因多是用其本民族语传唱，其义不可知晓。据《魏书·乐志》说，拓跋珪“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兴废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59]。可见鲜卑族亦曾有叙写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传世，规模很大，有150章之多，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只可惜已经失传。
除鲜卑族外，高句丽诗歌留存下来的有著名的诗僧定法禅师所作《咏孤石》一诗：
回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
偃流还清影，侵霞更上红；
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60]
这首诗描述了孤石“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的特立独行的品格，自有一种睥睨流俗、孤芳自赏的气度，与其作为僧人的身份颇为相配，别有一种清幽深邃的境界在其中。
此外，中原文人也写了不少与高句丽相关的诗歌，如北周王褒曾有一首名为《高句丽》的诗：
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
倾杯覆盌漼漼，垂手奋袖娑娑。
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61]
这首诗与唐代李白的同题为《高句丽》的诗“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62]，同为咏高句丽人的名篇，皆被收入《乐府诗集》中。诗中盛赞了高句丽人喜欢饮酒，长袖善舞，舞姿翩翩，似海东飞来的飞鸟，还写出了高句丽人性格豪爽，一掷千金，所谓“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将高句丽人的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时期还有一首反映曹操北征乌桓军事行动的诗歌：缪袭的《屠柳城》。《晋书·乐志》记载“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63]柳城在今辽宁省境内，当时乌桓首领蹋顿及袁绍残余势力盘踞在柳城。其文为：“屠柳城，攻诚难，度越陇塞，路漫漫。北踰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64]海外，永无北顾患。”[65]战争胜利本应充满昂扬的战斗精神，然而诗中略带感伤色彩，一个“酸”字已然折射出北风萧瑟，征途漫长的艰辛与悲凉以及战争过程的惨烈。
此外，《晋书·乐志》中还记载了一首《征辽东》的曲词：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66]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辽东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诗中有“公孙既授首”之句，题目又为《征辽东》，应是写曹魏征服辽东公孙氏政权之作。同是征战题材，同前面的《屠柳城》一诗相比，此诗对战争的残酷性没有足够的描写，却颇多歌功颂德的色彩，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表现力。
3.碑刻文学
这一时期留存至今的汉语文学出现了新的体裁——碑刻文学，主要有《好太王碑》和《毋丘俭纪功碑》[67]，尤其是《好太王碑》篇幅较长，内容完整，因而有“辽东石刻之冠”之称。《好太王碑》又名《广开土王碑》。据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记载，好太王碑（见图1-1）在清光绪六年（1880）于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十里左右的大王公社大碑街出土，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九月，由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为纪念其先王而建。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上下宽窄不整，碑角不齐，碑文四面环刻，文字体为隶书，计44行，行41字，共计1700余字，其中141字已脱落无法辨识。其上记载的高句丽神话和碑文形制是研究东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料。
图1-1 好太王碑
图片来源：马克主编《走遍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第248页。
好太王即广开土王，为东晋时期高句丽第十九代王高谈德（374～413），是高句丽历史上杰出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曾北伐契丹和后燕，南侵百济，全盛时期疆域南抵汉江，北至第二松花江，西到辽河，东临大海。《好太王碑》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的起源神话以及前三代王邹牟王、儒留王和大朱留王间的承袭关系，简要介绍了好太王生平；第二部分记述了好太王一生的攻伐战绩，主要记载了好太王在倭人侵犯百残和新罗时，出兵讨伐，使得百残和新罗臣服，夺取了很多城池的功绩；第三部分介绍了守陵人员的来源和数目。引述如下：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邹牟王奉母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逮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不□，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昊天不吊，卅有九，晏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后世焉。其词曰：
永乐五年，岁在乙未，王以碑丽不归□人，躬率往讨。过富山负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于是旋驾，因过襄平道，东来□城，力城，北丰，王备猎游观土境，田猎而还。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随破新罗，以为臣民。
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军窠，南攻取宁八城……残不服义，敢出百战。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刾迫城。残兵归穴，就便围城。而残主困逼，献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细布千匹。归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先迷之愆，录其后顺之诚。于是得五十八城，村七百。将残主弟并大臣十人，旋师还都。
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68]
《好太王碑》开篇以“惟昔”起笔，追述先祖创业开基之事，带出历史的纵深感，中间碑文以四字句居多，语言明白晓畅，风格典雅庄重，碑文中评价好太王为“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显示了高句丽国势处于上升时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4.神话传说
陶渊明《搜神后记》卷一记载了辽东人丁令威升仙的传说：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69]自此，辽海鹤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常见意象，为文人学士广泛用于作品中，其意义内涵也在历代诗人的创作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延展。特别是宋代诗人陆游对辽海鹤的典故颇为偏爱，其诗词创作中提及“鹤归华表”故事者多达七十余处。
5.歌谣俚语
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东北歌谣颇多，如《北史·契丹传》中收录的契丹族收葬父母尸骨时的祝歌：“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富于生活气息，反映了契丹族的祖先崇拜思想，同时也是契丹族狩猎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
《旧唐书·乐志》所载的北魏乐府中的北朝民歌和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的“燕魏之际鲜卑歌”是南北朝时期东北歌谣文学的代表作。由于时局不稳，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这一时期的歌谣多以隐晦的形式反映民众的政治诉求，表达对统治者的昏聩统治的不满与怨愤情绪。如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与慕容冲在关中展开大战，造成“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喂妻子”的惨烈状况。时人多通过歌谣的形式，表达对挑起战争者的痛恨。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八》所载歌谣《幽州垂》：“幽州垂，丕当灭；若不灭，百姓绝。”此处的“垂”是指慕容垂，十六国时期后燕[70]政权的建立者。这首短小的歌谣，充分表达了百姓的悲哀和愤怒，将民众希望慕容垂灭亡苻丕，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描写慕容垂的歌谣还有收入《乐府诗集》中“梁横吹曲辞”的《慕容垂歌辞》。歌中以秦人的口吻叙述慕容垂战败经过，颇含嘲讽意味：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从诸佐，此事可惋叹。[71]
诗歌以连章体形式嘲讽了战争中的慕容垂栖栖惶惶、忧虑不安的惨状。第一行诗歌描写慕容氏向城外观望时的情景，在忧虑敌军人数众多的同时，也庆幸所杀均为汉人；第二行表述慕容垂被围困城内，希望通过向神灵烧香祈祷得以脱困，恨不能变作燕子，飞出墙外，逃离敌人的包围，烘托出当时他焦虑不安、极度恐惧的心境；第三行描述慕容垂焦急之下攀墙眺望，晋军将城池围困得如同铁桶，慕容垂只能转而斥责部下，发出凄凉的惋叹之声，其绝望无奈的情绪暴露无遗。
还有一首鲜卑族情歌《慕容家自鲁企由谷[72]歌》也收入《乐府诗集》的“梁横吹曲辞”中：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
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73]
诗歌以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以及浓郁的抒情意味，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望，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诗歌以鹞鹰和云雀的自由翱翔，反衬出现实生活中青年恋爱受到的诸多束缚，由“十重楼”和“九重阁”构成的距离和隔阂残酷地将一对恋人分隔，然而这并不能阻隔他们对自由婚恋的向往和追求，恨不得化作飞鸟飞到恋人身边。北朝时连年战乱，大批青年男性被征召入伍，以至战死沙场，因此女子恨嫁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与《捉搦歌》、《折杨柳枝歌》、《地驱歌乐辞》等北朝民歌都表达了“老女求嫁”的主题，都表现了鲜卑族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向往以及在现实中遇到的阻隔。
（四）隋唐时期
1.征伐辽东时所作诗
隋唐时期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御驾亲征，对辽东地区的高句丽政权进行过征讨战争，如《隋书》曰：“大业八年，炀帝伐高丽，度辽水，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74]数次征伐，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诗篇。虽然唐太宗和隋炀帝并非东北人，但他们都曾因亲征高句丽而来到东北地区，并写下了描写东北战事的诗作，因此亦可算作东北文学之一部分。这些诗歌大多以渲染武功为主，表现诗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抱负，充溢着积极进取、自信昂扬的时代精神，整体格调浪漫乐观，其中尤以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75]二首写得最为气势不凡，第一首为：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
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
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其第二首云：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76]变异风。
清歌凯捷丸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借智谋。
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77]
描写这次征辽之战的诗还有唐代王建的两篇同名诗作，和《辽东行》《渡辽水》等诗。与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夸耀武功不同，王建的《辽东行》《渡辽水》从战士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残酷，充满悲悯和同情，哀叹长年战乱中众多生命的无端葬送，透露出对生命无常的悲凉情绪，反思战争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辽东行》中感叹道：“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渡辽水》更写道：“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旁。”[78]战争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剥离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后，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离乱和忧患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承受的痛苦，也在消解和磨蚀着战争自身的意义。
唐太宗也曾三次出征辽东，讨伐高句丽。也留下了不少描写辽东战事及风景的诗。描写战事的诗为《伤辽东战亡》：
凿门[79]初奉律，仗战始临戎。
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
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
防身岂乏智，殉命有余忠。[80]
这首诗应该作于征辽失败，无奈退兵之时，风格质朴刚健，既对伤亡战士表示哀悼，又对阵亡将士忠心为国、不怕牺牲的精神赞叹有加。
2.唐朝诗人与渤海国有关的诗作
渤海国是唐代东北地区的重要地方政权。从公元698年，大祚荣建都于敖东城（今吉林敦化境内），公元713年改国号“渤海”，到公元926年，渤海国为契丹人所建的辽政权所灭，历十五世，存国228年。渤海国曾盛极一时，全盛时占有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部分，以及辽宁省部分地区，辖地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史称“海东盛国”。渤海国受封、臣属于唐王朝，并长期同唐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文学创作上也受唐朝文化影响颇深。
渤海国文士与唐朝诗人间赠答所作诗作，《全唐诗》中收录了几篇。其中最著名的是温庭筠所作《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81]
此诗盛赞唐王朝与渤海国之间的交流密切，所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写出了二者之间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虽未见渤海国王子的诗作，但从诗中“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之句，可以看出渤海王子亦是文学之士，也曾在唐朝留下自己的诗作，其中也不乏佳句。
另外一篇是韩翃的《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王诞是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时期的官员，奉使朝唐，路经青州，将赴徐州李太守行营，平卢节度使掌书记韩翃送以诗：
少年结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
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
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
喜见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82]
此诗作者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年进士，为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以赠别诗见长。诗作大部分篇幅皆盛赞李太守的豪侠之气和赫赫武功，只有其中第三句“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一句，蕴藉含蓄，颇见送别之意，为送别诗中的佳句。
还有一首是唐代诗人徐夤所作《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诗云：
折桂何年下月中，闽山来问我雕虫。
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
郯子昔时遭孔圣，繇余往代讽秦宫。
嗟嗟大国金门士，几个人能振素风。[83]
从诗题可知，渤海国贵族文士高元固曾慕名拜访诗人徐夤，并对其描述了渤海国贵族曾把徐夤的几首诗歌书于屏风之上，可见其喜欢之情。侧面反映出渤海国贵族文人研习中原文化典籍，吟诵唐人名诗佳句的风气已经相当浓厚。诗中徐夤以“雕虫”“刍荛”代指自己的诗作，有自谦之意。
第四首为李白的《送王孝廉觐省》：
彭蠡将天合，姑苏在日边。
宁亲候海色，欲动孝廉船。
窈窕晴江转，参差远岫连。
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84]
其中的“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一句，生动地写出了李白与渤海人王孝廉之间的深厚友谊。
第五首为刘禹锡的《酬杨司业巨源见寄》：
辟雍流水近灵台，中有诗篇绝世才。
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
琼枝未识魂空断，宝匣初临手自开。
莫道专城管云雨，其如心似不然灰。[85]
第六首为贯休的《送人之渤海》：
国之东北角，有国每朝天。
海力浸不尽，夷风常宛然。
山藏罗刹宅，水杂巨鳌涎。
好去吴乡子，归来莫隔年。[86]
3.渤海国诗人与日本诗人的唱和之作
渤海国与日本往来密切，曾派遣使者出访日本多达三十余次，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兼具外交功能和文学性的散文、诗歌等，也是这一时期东北文学十分重要的收获。渤海国文人诗作多已散失，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存的诗作主要保存在日本平安朝嵯峨天皇、淳和天皇时期编辑的汉文古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中，其中留下了不少渤海文人与日本友人之间的唱和诗。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日本派正使小野田守、副使高桥老麻吕到渤海访问，归国时，渤海国派遣辅国大将军杨承庆为正使、杨泰师为副使的二十三人使团回访。杨泰师在日本期间所创作的诗歌，有两首留存至今，一首为《夜听捣衣诗》，从诗歌中所描写的季节景物以及思想情绪来看，此作应为其随使团到达日本时在客馆中所作，诗人于夜半不寐时，突闻邻女捣衣之声，不禁涌起深深的思乡怀人之情，便作诗一首：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归别有情。
厌坐长宵愁欲死，忽闻邻女捣衣声。
声来断续因风至，夜久星低无暂止。
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
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
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
为当欲救客衣单，为复先愁闺阁寒。
虽忘容仪难可问，不知遥意怨无端。
寄异土兮无新识，想同心兮长叹息。
此时独自闺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
忆忆兮心已悬，重闻兮不可穿。
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87]
此诗从题材来看无甚新意，但在艺术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意境优美，文辞雅洁，不失为一首思归怀人的佳作。
另一首为《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应作于出访结束，归国之前，据《续日本纪》载，日本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正月，日本名士大保藤原、朝臣惠美押胜等设宴为杨泰师等人践行，筵席上文士纷纷赋诗酬唱，杨泰师亦作诗和之：
昨夜龙云上，今朝鹤雪新。
怪看花发树，不听鸟惊春。
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
幽兰难可继，更欲效而颦。[88]
此诗为奉和之作，对仗工稳，语词精警。前四句描绘雪景，诗人以龙之曲折变化的形态比喻雪前的云色，以鹤之洁白莹润之毛羽比喻新雪的颜色形态，想象奇特，富于新意，接着以“花发树”来形容树上积雪之美，堪比花发，唯一遗憾的是听不到鸟鸣之声，不然真以为是春已经到来，以动写静，以虚写实，平添意趣。后四句扣题中“奉和”之意，分别用阳春白雪和东施效颦的典故，称赞对方人才诗品，如高歌阳春白雪之郢人，自谦文采远远不及，如东施效颦，用典精当得体，足见其文学素养之深。
王孝廉为渤海国中期著名诗人，僖王大言义时期任太守，朱雀二年（814）秋作为正使出使日本，次年（815）正月得日本嵯峨天皇召见并设宴款待，同席赋诗。五月王孝廉率使团返国，无奈途中遇到风暴未得成行，滞留期间因病于六月在日本病逝。王孝廉在日期间所作诗存于日本古诗集《文华秀丽集》上卷中，包括四首七绝和一首五律。多为奉制之作和唱和之作，如《奉敕陪内宴》是一首典型的应制诗，表达自己远道来朝的欣喜与敬意：“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日官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89]《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为与日本诗人坂上今继唱和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
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
谁言千里隔，能照两乡人。[90]
诗作采用代言体形式，以思妇口吻，传递出诗人的思乡之情，诗句对仗工整，意境优美，精致典雅，款款动人，颇具杜甫《鄜州望月》一诗的情韵，其中尤以“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堪称写景佳句，即便置于唐人诗集中亦必不见疑，可见王孝廉近体诗造诣之深。
释仁贞，僧也，亦随王孝廉使团来到日本，任录事。仁贞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释仁贞的诗作今仅存一首，即《七日禁中陪宴酒》：
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
更见凰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春。[91]
从诗题来看，释仁贞此作应当是与上引王孝廉所作《奉敕陪内宴诗》，为同一事件的题作，诗歌是对宴会上所见情景的描述，抒发自己得到日本天皇接见并赐宴飨的愉悦心情。
4.多种版本的红罗女传奇
这一时期渤海国叙事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红罗女的传奇故事。其主要流传于历史上渤海国都城附近，即今吉林敦化、珲春和黑龙江省宁安一带。红罗女的传说流传久远，且以口头方式传承，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受民间审美价值观的影响，产生了多个版本的异文，形成了一个较为庞杂的故事体系。围绕着红罗女这一人物，产生了众多优美动人的传说，其中尤以关墨卿和傅英仁两位先生所传讲的满族说部作品《比剑联姻》和《红罗女三打契丹》（见图1-2）内容最为完整，并且从人物设置和故事的主线内容来看，较少民间文学的色彩，更接近说部“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特征。
图1-2 满族说部之《红罗女三打契丹》《比剑联姻》封面
图片来源：杨春风摄。
关墨卿和傅英仁两位先生传讲的红罗女故事又有所区别，有所谓南派和北派之分，二者在题材和叙述方式上都有一定区别，傅英仁先生曾说道：“《红罗女》的流传分南北派，老关家（指关墨卿）传的《红罗女》，是说书式的，有《红罗女比剑联姻》等情节，分红罗、绿罗。到唐朝与十三太子成亲，又到西凉，与契丹交战，后战死。南派就是我三爷传的，即《三打契丹》。”[92]《比剑联姻》篇幅较长，主要叙述了红罗女等人充任遣唐使，保护贡品前往朝唐的经历，并在长安女扮男装参加科举，与晋王比剑联姻，并沉重打击了朝中以杨国忠等人为首的恶势力。《红罗女三打契丹》篇幅较短，讲述的是武艺出众的红罗女三次攻打契丹，保卫家国，铲除奸相大英士，却因爱侣乌巴图被奸相所害，最终投湖殉情。就故事内容而言，《红罗女三打契丹》偏重于历史叙述，《比剑联姻》则显然受到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因此有研究者评论说，“傅老的卫国女将的红罗女形象更接近原始形态”。[93]
这些红罗女传奇故事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渤海国女英雄的形象，更在于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唐代渤海国的独特民风民俗和文化观念，尤其是其鲜明的萨满教文化色彩是中原传奇故事中所没有的。向红罗女传授武艺的白山圣母（或称长白圣母）的形象，实际上就是长白山人格化的产物，与满族部分姓氏所尊崇的长白山战神有着密切联系，也是东北世代相传的氏族女萨满的变形。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充当与神灵交往的媒介，往往具有超自然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被人间化和世俗化以后，就塑造出了红罗女这样的女性英雄形象。因而红罗女的形象上自然带有东北部族传统神话传说中女神形象的影子。如《红罗女三打契丹》中讲述红罗女从小跟从白山圣母修行，掌握了高明的医药知识和治疗术。红罗女第三回下山探母，正遇到石头山城内暴发瘟疫，红罗女凭借长白山的仙药和自己的医术救治病患，药到病除，声名远扬，“时日一久，越传越神，不少地方的靺鞨人，都把她（红罗女）当神一样供奉。这种习俗，在靺鞨人的后裔——满族人中，还能看到这种信仰”。红罗女在萨满教神谕中又被称为敖东格格，至今满族先民的萨满神谕中仍有祭祀敖东妈妈的请神歌和送神歌，可见对红罗女的祭祀和信仰古已有之且流传很久。
5.渤海国散文
唐代渤海国的散文，主要是国书、牒文、状、笺、书、表和墓志铭等应用文体，多载录于日本的史籍和宋人笔记中。渤海国受唐文化影响，公务文书绝大部分都是骈文形式，无论是呈递唐王朝的贺表，还是致日本的国书，以至于带有更多个人色彩的文人所作诗序、状笺和墓志铭等也是如此。渤海国给日本政府的文书构成了渤海国时期散文的主体，计有国书十七篇，官牒七篇，状二篇，笺一篇，代表作有《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史都蒙等上光仁天皇笺》等。《贺正表》是迄今可见的渤海国呈送唐朝的唯一表文，最早为北宋末年洪皓收录于《松漠纪闻》卷下，后又被金毓黻先生收进《渤海国志长篇》。今存渤海国时期文牍多载录于日本史籍之中。
代表了渤海国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的是碑文《贞惠公主墓志铭》和《贞孝公主墓志铭》。其中《贞惠公主墓志铭》作于渤海国文王宝历七年（780）[94]，文21行，序13行，铭6行，共计725字，1949年出土于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贞惠公主墓（见图1-3）中甬道，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中。《贞孝公主墓志铭》碑文作于渤海国文王大兴五十六年（793），其内容与《贞惠公主墓志铭》大致相同，于1980年出土于吉林省和龙县海乡龙头山的贞孝公主墓的甬道内，现存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图1-3 贞惠公主墓
图片来源：由马克主编《走遍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编委会友情提供。
《贞孝公主墓志铭》描述了墓主贞孝公主的出身、生平、容貌和品行，对其中年丧偶和过早亡故表现出惋惜和哀痛之情，并极力赞赏其忠贞守节、矢志不渝的美好品质。在形式上与唐代中原地区墓志铭的通行体例一致，即志用散文，是四六句为主的骈体文；而铭用韵文，均为四言，共分六章，每章八句。全文辞藻华美、声律和谐、引经据典、古朴典雅，深具情韵，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气势与文风。如文中以“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描写公主姿色之美、气质之佳；用“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描写贞孝公主与夫婿之间恩爱有加、鸾凤和鸣的婚姻生活；用“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95]来比喻世事无常，公主命运多舛……
从墓志铭引用的典籍来看，其显示了撰写碑文者对儒家典籍之熟悉，碑文中所引典故出于《尚书》《礼记》《易经》《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十数种之多，如“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则见于《易经·系辞》，“妫汭降帝女”典出《尚书·尧典》，“鲁馆王姬”出自《春秋》《左传》和《诗经》等，足见渤海国对儒家文化的看重和吸纳。墓志铭中赞美贞孝公主“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又言其遵伦守礼，“六行孔备，三从是亮”，以“洵美”“柔顺”“居贞”等赞颂贞孝公主品性，说明渤海国时期的女性观念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完全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女性自身的言行，并以此为女性德行的典范。
（五）辽金时期
1.辽代文学
辽朝契丹人以武力见长，开国的几代皇帝虽亦通文墨，但并不以此为重，朝野上下，也没有像汉人那样文风鼎盛。但随着辽朝日益强大，统治者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学习力度，如东丹王耶律倍搜集了许多中原典籍，耶律德光也“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统治者的大加提倡，身体力行，加上朝政稳定，战事停歇，民生安定，圣宗朝以后，辽朝也文风渐兴，君臣上下，也有了诸多诗词唱和的文学活动。
从辽代东北文学的创作主体来看，辽代留下作品的东北作家主要是契丹皇帝以及契丹贵族。辽代帝王大多文才出众，学养丰硕，特别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元（972～1031），辽兴宗耶律宗真（1016～1055）、辽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皆精通契丹文和汉文，并有频繁的文学活动和不俗的文学业绩，他们不但在射猎后、宴会时、会见使节、征战得胜等时候与大臣多相唱和，生日节庆之时也时有赐诗赐文，以示恩宠，甚至效中原曲水流觞之雅事，而且在私底下也颇交了一些诗友，与朝中文才出众的大臣以文会友。辽代的其他帝王如辽太祖、辽太宗等人，尤其是辽太祖，从其留下的诏告文字来看，不但用典精当、文笔斐然，而且气势逼人、自信满满、傲气十足，充满帝王之气，读来豪迈之气油然而生。甚至连亡国之君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和只做了几天皇帝的北辽宣宗皇帝耶律淳，单从其留下来的有限作品来看，依然可以看出其文采斐然，不逊于其祖辈。
除了辽代帝王以外，辽代有很多契丹大臣都能诗能文。如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等，都是契丹文学的重要作家，在《辽史》中对他们在朝会、宴饮、射猎后的文学活动多有记载。还有不少契丹贵族一生诗文颇丰，甚至有诗文集问世。如萧柳的《岁寒集》、萧孝穆的《宝老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萧韩家奴的《六义集》等。只可惜这些诗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好在《辽史》等典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这些契丹贵族所写的奏议策论，如萧韩家奴的策论文章，以及耶律昭的《答萧挞凛书》、耶律石柳的《谏治乙辛党书》等；碑刻文物中也有一些契丹贵族所写的墓志铭和佛寺碑文留传下来，墓志铭文学如《耶律仁先墓志铭》《耶律宗政墓志铭》《耶律宗允墓志铭》《萧裕鲁墓志铭》等；佛寺碑铭文学有耶律兴公咸雍八年所题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耶律劭乾统八年所题的《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等，让我们能约略感受一下这些辽代契丹族文学家的文笔风流。
契丹女性作家的创作较多，萧观音、萧瑟瑟等契丹族贵族妇女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她们的作品没有中原小女子的多愁善感和柔媚之态，更多忧患意识和浩然之气，不但才华出众而且胆魄过人，显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北辽萧太后，也就是宣宗耶律淳的德妃萧普贤女，虽然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太后，就被天祚帝杀死，但其所写的《遣使诣宋纳款称臣表》，言简意赅，文辞雅洁，用典颇丰，语意连贯，入情入理，可以看出其亦有相当的文学水平，称其为才女亦当之无愧。此外，《辽史》“烈女传”里记载的耶律常哥和萧意辛也都是很有文采的才女，秦晋王妃亦是文武全才，有匡国致君之术的奇女子。
《辽史》中常有某某工辽、汉文字或文章的记载，说明辽代契丹族文人多擅长用契丹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来写作，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寺公大师等契丹贵族都是著名的契丹文作家。只是由于后来辽国灭亡后契丹文停止使用，以契丹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耶律倍的契丹文作品，最著名的是其因逃亡海上而作的《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是一首汉语与契丹语的双语诗；寺公大师的契丹文长诗《醉义歌》，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珍贵结晶，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陶然自乐中自然地带出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底蕴来；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奇幻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
《契丹风土歌》是辽代萧总管所写的一首描写契丹人春捺钵时用海东青捕鹅情景的诗作，辽代留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契丹人创作的直接反映契丹人的民族生活，且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契丹风土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其可贵之处，是非常生动地写出了契丹人的风俗习性、民族特色，不但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比一下历史上记载的春捺钵时捕鹅的情节，与诗中所写的细节，可以看出是大体上吻合的，只是更多了文学色彩，细节上也更真实生动了。
辽代东北地区除契丹人在文学水平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外，辽宁籍汉人中著名的文士颇多。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汉人的籍贯已经无所考证，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据都兴智先生《论辽宁地区辽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成就》[96]一文考证，有辽一代，辽宁境内著名的文学方面成就突出的人物很多，其中汉族文学家主要有：梁援及其家族成员（其兄梁揀、弟梁汴等）、张孝杰、姚景行、马人望、张琳，还有辽兴宗师事的僧人“海山大师”——郎思孝。《全辽文》中收入了张琳、张孝杰和海云大师的作品，张琳所作的《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张孝杰的《仁懿皇后哀册》《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引文》，郎思孝作为辽兴宗的佛学老师，与辽兴宗之间的诗歌唱和。
东北佛教圣地辽宁朝阳凤凰山天庆寺为辽代遗址，寺中立有一石碑，是大辽寿昌五年（1099）九月二十六日建碑，上面刻有辽代文人咏玉石观音的诗。碑文记载，辽寿昌五年（1099），该寺住持僧智述造玉石观音像一尊，像高七尺；并作了两首《玉石观音像》诗，一时和者云集，有二十四人，诗韵偕同。和诗24首分别为郑若愚、韩资让、赵庭睦、梁援、赵长敬、马元俊、刘环、史仲爱、曲正夫、王执中、于复先、王仲华、孟初、张识、杨涤瑕、李师范、张墧、韩汝砺、沙门性连、沙门性鉴等人所作。诗中有“山卷碧云呈玉骨，水摇白月晃珠胎”“身披雪氎凝山骨，眉放虹光剖月胎”“琳琅光彩院内满，冰雪威仪天上来”“妙相化身从地出，慈尊移步下天来”等句子，皆盛赞玉石观音像之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又有“潜救众生烦恼去，默传诸佛心印来”“绍名早授昔师记，救苦分临末世来”“救难龙鱼鬼与火，度生卵湿化兼胎”等句子，盛赞观音大士救苦救难、功德圆满，显示出对佛教的虔诚敬仰之心。
对于辽诗来说《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它至少证明辽代东北地区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性诗歌创作活动。碑上所提诗句之水平姑且不论，单就辽代诗风之盛，一人题咏，竟然能召至二十四位文人雅士提笔唱和，不能不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而且其24首和诗要“次韵”，既要同原作者的“唱诗”有所关照，还要依同样的韵脚，且都是严格的律诗，中间的两句必须严格对仗，这是相当有难度的，需要相当高的水平，这标志着辽代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辽代的东北也是文人辈出，有才华的诗人也不少，诗歌创作也颇兴盛。
契丹族是崛起于塞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其民间文学十分发达。但由于长期没有文字，缺乏记录，这些珍贵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湮没失传。从现存的散见于史籍中的零星材料看，辽代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民歌谣谚等，神话传说主要有契丹族源神话：青牛和白马的传说以及迺呵、喎呵、昼里昏呵三位君主的神话传说。契丹族的民间歌谣也十分丰富。张舜民《使北记》称：“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契丹人可以吹叶成曲，并用番歌来与其相和，可惜无人记录，任其自生自灭。契丹的民间歌谣史籍的记载，有《焚骨咒》，另有《寄夫诗》《国人彦》《臻蓬蓬歌》等，曾在当时广为流传，亦仅其零星半点而已！
2.金代文学
金灭亡北宋以后，占据了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比辽代疆域扩大很多，而其所占领的地区，正是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带，其郁郁文风与女真等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质朴浑厚、丰富多彩的金代文化，涌现出不少文学家，其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南人物。
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的不下百余人，仅就《中州集》中所记录的有诗集传世的就有上百卷之多。只是由于金末战乱，大部分文献都已经丧失殆尽。据周惠泉《金代文学论》一书统计，金代作家的文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之后，到了元代流传已非常少，加上其后又经元明两代的歧视，金人文集多无所传。存留至今者，“仅有蔡松年《明秀集》（原本六卷，今存三卷）、王寂《拙轩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段成己《二妙集》，不足已知金代文集的十几分之一”[97]。多亏有元好问的《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等，收集并保存了一些金代诗歌。金代的诗歌以及金代的文人的籍贯生平等重要史料，多赖这两部著作得以保存，连《金史》中的很多资料都是源自这两本书。
从家世背景来看，金代东北籍作家以女真族、契丹族、汉族的世家大族居多，或为辽代就已经颇为兴旺的契丹族世家大族的后裔，或为女真族兴起后的新贵，其汉族诗人也大多家世显贵，世代为官，且大多联络有亲，父子诗人、兄弟诗人不在少数。这些诗人一般都是进士出身，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个别未中进士的，也都曾为太学生。如耶律履，契丹族，为东丹王的七世孙，在金代入仕为官，官至参知政事；石抹世绩，亦为契丹人，金末官至礼部尚书；完颜璹，是金世宗的孙子，越王长子，封密国公；李献可，渤海人，是太师、金源郡王李石之子，其父李石为辽末状元，金朝贞懿皇后[98]李氏之弟，其妹李元妃，为金世宗之元妃；王庭筠的父亲王遵古为翰林直学士，亦为名士、诗人，其外祖父张浩进拜太师，封南阳郡王，其舅张汝霖亦为《中州集》中收录的东北诗人，官至平章政事。据《中州集》记载，诗人高宪为王庭筠的外甥，且“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诗人边元鼎的两个兄弟元勳、元恕，俱有时名，号三边，《中州集》中收录了边元鼎、边元勋两兄弟的诗作。术虎邃士玄、乌林答爽皆为女真世袭的猛安和谋克；庞铸，亦身世显贵，还“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因为与显贵的亲戚来往，而被贬官外任。
金代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金代初期，金世祖、金太祖、金熙宗统治时期，直到海陵王迁都燕京以前，正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史》中所说，金代立国初期“统治者忙于灭辽攻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的汉语文学主要是‘借才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99]。金初的文学大抵是借才异代，其大文学家多是由辽入金或是由宋入金，并在金朝中央政府任职的文人，女真人自己的文学并不发达。其中尤其以由宋入金的文人文学成就更为突出，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高士谈等，都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由辽入金的文学家如韩昉、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人。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贬谪或是流放到东北的外来作家，如刘著就是由宋入金的诗人，大宋“宣政末登进士第”，宣政指大宋的宣和、政和年间，即1111～1125年，相当于金太祖或金太宗年间，迫于战火，流落东北地区。再如李之瀚，亦是宋朝的官员，金灭北宋的过程中被俘，慷慨不屈，后被录用，在金朝为官，后来陷于熙宗皇统七年（1147年）发生的田瑴党狱中，被流放到上京；当然东北籍的作家也有，如邢具瞻和边元勋是东北土生土长的诗人，且都是天会年间的进士，但其留下的作品较少，在文坛的地位也远不如由宋入金的外来作家。
第二个时期是金代中期，也就是海陵王、金世宗和金章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士子生活安定，文人也有较大的发挥才能的空间。因而这一时候东北本土的诗人成长起来，除帝王诗人完颜亮、金章宗等人外，大多为读书仕宦子弟，幼承家学，在大定或明昌年间进士及第，开始做官，代表诗人有王庭筠、周昂等，所作的诗多或优游于风景名胜之间，出现了一批写景与咏物的名作，其文友间的唱和之作亦颇多，多抒发儒者之襟怀与隐者的情愫，书卷气息与闲适的情调颇浓，受佛家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描写佛寺风光，或是化入些佛家名词，乃至融佛家精神入诗的作品也不少。
从创作风格看，尽管如《归潜志》中所说“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但东北诗人中却很少这种尖新浮华的风气，相对质直尚古，多学习唐代诗风。如周昂的诗显然有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多写实之作，但与杜甫不同的是稍多些幽默调侃的意趣；而庞铸、高庭玉则有些诗仙李白的况味，想象奇绝，具浪漫主义风格；李经则是师法晚唐李贺的诗风，瘦硬奇绝，多用古语奇字；王庭筠诗风与他们相比显得纤弱些，但含蓄委婉，唯美典雅，意境不俗，画面感与动态感都很强，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时期是南渡后，随着国事日益局促，内忧外患使得金末文士多摒弃了浮华与尖新的文字追求，追求平直、实用的质直淳朴雄健的文风，多有反映金末战乱与民生之诗作出现。这一时期的东北作家则以鲜卑族作家元好问为代表，创作出了不少反映金末战乱与民生多艰的现实主义诗歌。此外，南渡后，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汉文化的熏习感染，东北女真族、契丹族作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除当时文坛颇有威望的密国公完颜璹外，“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尝送舍弟以诗，亦可喜”。[100]
金代的东北散文在元代中叶以来散失颇多，已无法观其全貌。幸有清代学者张金吾搜集整理，著《金文最》一书，集金代作家的各类散文创作120卷，千余篇，可以作为研究者参考的重要文献。《金文最》中，除元好问的散文创作尉为大观，有250余篇之外，所收的其他东北汉族作家的散文作品并不多，仅有王寂作品20篇，蔡松年序跋13篇，王庭筠作品4篇，宇文虚中和蔡珪各1篇，其余皆零星收录1～3篇，且水平一般。此外，《金文最》中收集了女真族作家的作品百余篇，其中大多数为皇帝或显贵所写的书、奏议之类的文字，应制与官家的色彩浓厚，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加以研究，文学色彩较淡，唯有完颜璹的两篇碑文、昭德皇后《上世宗书》、完颜（名阙）的《拟江楼记》和蒲查孟里的《染庄社记》文学色彩较浓，尤其是昭德皇后的《上世宗书》，不但表现了女主人公不畏强暴、忠贞不贰的品格，而且文笔流畅，文采斐然，文字也优美动人，可以说是金代东北女性文学的代表作。
（六）元明时期
1.元代文学
元代结束了中国自唐中叶以来五百余年的纷争与动荡，并且开疆拓土，其大一统的疆域范围空前扩大。元朝在东北设置了辽阳行省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事务，同时又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将广袤的东北地区与中原之间密切联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士大量崛起，融入中华文士队伍之中。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动荡融合、交流碰撞是这一时期东北文化的核心特征。蒙古族起源于额尔古纳河畔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兀室韦部，元代辽阳行省内蒙古族人口大增；而土著的女真族人口急剧减少，其聚居地也渐渐退缩到更远的东北方向；契丹民族在蒙古与金的战争中一度复兴，在元代中叶已完全融入了藏族及汉族之中；高丽人与女真人交错杂居在朝鲜半岛、铁岭以北至图们江间的地区，也有一部分高丽人内迁进入了辽阳、沈州等地；还有一少部分原居我国西部、北部和西亚地区的一些突厥语族、藏缅语族或者伊朗语系的族群，作为官员或军人进入辽阳行省的西部和南部，成为辽阳行省的色目人。
虽然在元与金王朝的征战过程中，东北地区在战火的蹂躏之下，文化与文明遭到了破坏，进入了低潮期，但元代文学仍以其多民族文学并生、开阔宏大的文化气象和贵真、质朴的文化特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独具特色的一代文学存在。元代东北籍作家当中，留下作品的多为女真和契丹等少数民族诗人词人，他们虽然多数已经离开东北，或在元朝为官，或流落中原，但由于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中有东北文化的因素，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仍然是东北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有一些中原诗人词人，虽然并不出身东北，但是写下了许多歌颂、反映东北社会生活的诗作，更成为东北文学宝库中璀璨的珍宝。
因古代东北的疆域范围不仅是现在的东北三省，还包括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因而由蒙古族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亦可视为东北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蒙古族文学成就卓著。《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典籍，作为蒙古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记录了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发展源流，更是记录了蒙古族在铁木真的带领下逐渐发展、壮大、对外扩张，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蒙古秘史》是根据民间口传故事，以及当时的民歌、格言、诗篇编辑在一起而形成的长篇史诗作品，前十卷中基本上在每一章上都有二三十首诗，每一个人的讲话及对话大部分都是诗句，这使得这部蒙古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后来的蒙文语音、语法、修辞、诗歌和小说学习模仿的典范，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元代也有一些女真族、契丹族、奚族诗人留下了作品，这些诗人多为金末就已经考中进士或居官，元代又被朝廷征召继续为官。如女真族的徒单公履、夹谷之奇、蒲察景道、完颜东皋和兀颜思忠、兀颜思敬兄弟，契丹族的述律杰、奚人石抹宜孙等都在《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和《御选元诗》、《全金元词》中留有其诗作。
元代东北作家中最有名的当数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父子。耶律楚材，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又号丛源，蒙古名吾图撒合里，为辽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其父耶律履为金代知名贤臣。耶律楚材与他的父亲耶律履一样，博览群书，不但儒学修养极高，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之说也无不精通。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并时常向成吉思汗进言，谏止滥杀，对于保护中原汉人起到了一定作用。窝阔台汗时期，是耶律楚材施展治国才能的时期，在其出任中书令期间，实行恢复文治和以儒治国的方略，保存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为元王朝一统江山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诗文收录在《湛然居士文集》中，其中收录文约百篇，诗六百六十余首。由于耶律楚材亲历过成吉思汗铁骑的征战，其诗作雄浑浩大、宏阔苍劲而又推崇自然清新、典雅尚古。《元诗选》中评价耶律楚材的诗歌是“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作为辽太祖后裔，耶律楚材有着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在其诗文中，曾多次述及自己东丹子孙的身份，对家族文化念念不忘、对家族传承高度自觉。耶律楚材在西域十年，还有大量的思归思家之作；耶律楚材笃信佛教，多有与和尚的谈禅论道的诗作，此外，还有一些与师友的交游唱和的诗作。可以说，其诗作水平，代表了金末元初非汉族文人的最高水平。
耶律楚材的散文创作，内容十分丰富，在《全元文》中共收录了耶律楚材散文共计85篇，在这85篇散文当中，与佛教内容相关的便有72篇。其散文依据文体分为几类，其中大部分为序言，大都为法师或居士的佛学著作或经典品读所写，表现出其对佛法的真诚信仰。对于外道，耶律楚材则是坚决地予以痛击，如《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辨邪论》都专门痛斥糠禅；《西游录序》《辨邪论序》《寄赵元帅书》等数文，不仅痛斥糠禅等佛门外道，还认为全真等是老氏之邪，杨朱、墨子等是孔子之邪。耶律楚材的散文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疏文，这些疏文均是为佛寺建成、与僧人交往、为寺庙恩主等事所写。其中，与佛教关系不大的仅有《约善长和诗战书》《祭侄女淑卿文》等数篇。虽只有寥寥数篇，却颇能见出耶律楚材的性情。
耶律铸，字成仲，号双溪，为耶律楚材之子。自幼随父生长于西域大漠，深受家学熏染，聪明绝伦，通晓各族语言，给忽必烈的皇储失烈门做过伴读。在其父亲去世后，耶律铸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授予中书左丞相一职，为政继承耶律楚材，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从而在战乱不断、中原文化不断遭受破坏的时代，为保存先进的中原文化，抵御较为落后的草原文化做出了贡献。耶律铸一生戎马征战、案牍劳形，为元初定鼎立有汗马功劳。其文学方面亦传承家风，创作了大量诗文，《四库全书》纂修之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耶律铸作品，编成六卷《双溪醉隐集》，共收诗832首，词4首，文28篇。耶律铸秉持积极入世、泽济苍生的儒家思想，诗作中不仅表现出车书混同、天下一统的思想，而且有大量诗作涉及国计民生；又因耶律铸经历丰富、熟谙前朝旧事，又亲历西域风物，其诗文当中，具有丰富的知识信息。耶律铸精通音乐，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是元初乐府诗的代表，更是整个契丹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大量创作乐府诗的作家。耶律铸的边塞诗，是其亲身经历、参与战斗的真实记录，其中歌颂了忽必烈的雄才大略，洋溢着元政权朝气蓬勃的景象，表达了他对忽必烈和元王朝的耿耿忠心和对大元宏伟蓝图的无限憧憬。同时，耶律铸还创作了大量的战事诗，对于重大的战役，耶律铸几乎都有诗做记录，大部分都是歌颂忽必烈的赫赫战功，对大元王朝人才济济、战无不胜、开疆拓土，更是充满自信与自豪。
在元杂剧发展过程中，两位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和石君宝以他们杰出的杂剧创作，为元杂剧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元代戏剧史上有一定地位。李直夫是被钟嗣成列入《录鬼簿》的著名剧作家。《录鬼簿》认为李直夫即蒲察李五，为女真族，后改汉姓为李。蒲察在女真族是大姓，金的后妃家族便包括蒲察家族。李直夫的杂剧创作据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载有11部，不过现存的李直夫杂剧仅有《便宜行事虎头牌》全剧及《邓伯道弃子留侄》中第二折佚曲“青山口”和“梅花酒”两支，其他作品全部亡佚。
在元杂剧作家当中，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石君宝。《录鬼簿》中也将其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并记载石君宝为平阳人。但是孙楷第先生在《元曲家考略》中提出石君宝为辽宁盖州人，女真族，其女真名为石盏君宝。石君宝的戏剧创作按照《录鬼簿》的记载有十种，现存的剧作有三种，即《秋胡戏妻》《曲江池》《紫云亭》。
2.明代文学
由于明代东北地区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因而除东北的南部地区归明朝直接管辖外，北部地区的女真、蒙古等民族分成多个卫所定期朝贡，因而明代的东北文学发展也是由南部明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东北文学、北部女真各卫所文学及后金入关前的东北文学构成。其中，明直接统治地区的辽东地区，文学比较昌盛，北部的女真各部长期处于渔猎状态，虽然文人文字相对薄弱但民间文字比较发达，有一些民间口传说部作品反映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东海沉冤录》《乌布西奔妈妈》《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等。后金及清入关前的文学，亦颇有可观之处，其中尤以《满文老档》最为有名。
首先，由于明廷对辽东地区设置郡县管理，因而到辽东为官、游历的文人很多，他们大多留下了歌咏辽东的诗词作品。如唐愚士曾于洪武二十年（1387）随军北征，写下了《营中口号》《马上》《惠州》《重五日道中》《望辽阳》《大宁》《野营曲（自五月五日至大宁以下皆大宁作）》《途中览古》《述怀》《沙场曲》等十余首诗，记录了诗人从军出关的一路行程及所见所感。马文升于成化年间曾三次到辽东整饬边备，巡抚辽东，其间恩威并施，使得女真各部人心安定。马文升有诗集《马端肃公诗集》，又称《约斋集》，在三抚辽东期间，写下了《至懿路所军士艰难非复昔比感而书之》《至铁岭》《过盖州纪兴》等重要作品。
在辽东为官的内地文人笔下时常出现辽东大地上的千山、首山、医巫闾山等名山大川，如张鼎的《登医巫闾山绝顶挟一老僧以从放歌》形容医巫闾山为“翠屏万迭遮大漠，危峰千尺凌清虚。砂头西奔似骇浪，山势北曳同衣袽”，形象地写出了医巫闾山山势之险；许宗鲁也在游览医巫闾山后写下了多首诗作，其中《谒北镇祠》中用“功齐五岳威灵久，品视三公礼数宽。一统华夷归镇静，明禋千载奉祠官”盛赞医巫闾山的功绩威灵；许宗鲁还写有《秋晚闾山登眺》《医闾春望同李户部诸君子》等诗，抒发了自己登临时的所见所感。
此外，由于明王朝与朝鲜交好，李氏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对明王朝恪尽事大之礼，贡使往来不绝如缕，而辽东是朝鲜使臣往来燕京的重要路径之一。三百余年间，朝鲜贡献不绝，途经辽东的朝鲜使臣也留下了不少关于辽东的佳作。如朝鲜使臣崔笠在出使过程中，与中国文人多有交往，其《次韵望医巫闾山二首》《过闾山》《次和士纯二思》《次韵有怀贺先生》等诗作中，对隐居医巫闾山的贺钦表达了敬意。
也有一些诗人是被贬流放到辽东的，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值得珍视的作品。如在嘉靖六年，因为弥勒教领袖李福达一案而被流放辽东的程启充、徐文达与刘琦三人，也写下了不少吟咏辽东风景的佳作，如程启充所作的《由祖越过龙泉》，描写了辽宁省辽阳地区千山险峰及其上的祖越寺与龙泉寺的风光：
一径何盘曲，东西亦委蛇。
危岩嵌兰若，疲马安能驰？
岂不惮峻险，薄言恣探奇。
清泉濯长缨，聊与性命期。
雅有杯中物，可以乐我私。[101]
此外还有程启充与徐文华同咏的《千山温泉》，三人同游千山时作的《九日联句》，同游医巫闾山时作的《具瞻亭赋》等。据《明诗综》《辽东志》《全辽志》等记载，贬谪辽东并在辽东留下诗作的关内诗人还有很多，比如流放铁岭卫的陈循写下《东行百咏集句》《铁岭八景》等诗作；流放前屯卫的叶应骢写有《前屯八景》等诗作。
由于明代在辽东的有效统治，辽东科举大兴，文人辈出，据统计，明代辽东籍进士共有七十二人，他们大多学有所成，有突出的文化贡献，其中十三人即陈鉴、丘霁、贺钦、王春、冯裕、傅钥、徐景嵩、冯惟重、冯惟讷、齐宗道、范鏓、张云霖、冯琦，有著述传世。其中贺钦的文学成就最高。
贺钦（1437～1510），字克恭，号医闾山人，世称医闾先生，辽东广宁后屯卫义州（即今辽宁省义县）人。贺钦自幼好学，且醉心于文艺，十八岁时学诗艺于辽阳举人邱时雍。成化二年（1466）中进士，次年授户部给事中。成化四年，贺钦眼见朝政日非，辞官归里，返回辽东，自此闭门读书，潜心向学，终生未离开辽东，并开始讲学授徒，为辽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文集和言行被整理编辑为《医闾先生集》。贺钦是明代东北地区少有的可称得上大儒的文士之一，其《医闾先生集》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东北文人别集。《医闾先生集》共九卷，前三卷为门人弟子记录的贺钦言行，卷四为贺钦所撰文章与墓志，卷五到卷七主要为贺钦与亲友的书札，卷八为奏稿，卷九为诗稿，共计六十五首诗歌。贺钦的这六十五首诗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自警自勉类诗歌。如《自警》：“战竞防失足，顷刻莫驰心。勿谓人谁见，当知帝汝临。”其次是与友朋的酬赠唱和之作，从中可以看出贺钦的人生态度、情感追求和对情谊的珍视，如其《古澄丁声远来访，赋一律见遗，因和答二首》中的一首：“大学陈东天下知，抗章不怕忤当时。折腰彭泽成何事，回首闾山有所思。轩外孤松全晚节，宅边五柳散春丝。归来还是忘机客，传语沙鸥莫浪疑。”表现了诗人耿介忠直、不畏当权的性格和旷达自适、向往归隐田园的情怀。再次，贺钦的题画赏景诗作亦写得颇为传神，自有一种宁静淡泊、翩然世外的情致。如《题看山图》：“问尔看山人，山中坐几春。定知方寸里，无处着纤尘。”贺钦的散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如《辽右书院记》《义州修建缘边营堡记》等记体文章；二是其所作的墓志铭和祭文，如《先考妣墓志铭》乃为其父母所撰的墓志铭；三是与师友之间的书札通信；四便是其所作的奏疏，如《自劾疏》是贺钦散文中的名篇，文章虽言自劾，实为讽谏：
户科等给事中臣贺钦等谨题为自劾事。臣等切睹，迩来灾害迭作，历时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缪陈己见。乞诏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等，因节该奉圣旨：“言路未尝沮塞，修省的事未尝敢慢，朝廷凡事都从减省了，君臣上下还要同加警戒，以回天意，钦此！”臣切惟，自昔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修省，而灾害不弭者也。今自春徂夏，而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盖今所谓修省，惟陛下一人耳！其余大小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间寝食不安，忧形于色，以社稷生灵为念者，几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陋，滥居言路，平时缄默取容，上无所补，下无所济。徒尔尸餐，以致灾害，荐臻旷职之罪，无所逭矣！虽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谴黜，而臣等律以大义，实难自容。若尚恋禄偷安，阻塞言路，则罪益大矣！伏愿皇上体上天垂戒之心，俯从所请，将臣等即日放归田里。庶几在位诸臣，知所警惧，修改以回天意。是臣等庸缪。始于冒进，虽无补于明时，终于勇退，尚少愧于流俗。缘系言官旷职，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102]
文中将天灾不断的原因归为“所谓修省，惟陛下一人耳！其余大小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间寝食不安，忧形于色，以社稷生灵为念者，几何人哉？”借自劾乞归来讽谏当朝，进德修身，其耿介忠直的性情可见一斑。
明代东北女真人的书面文学作品因史料缺乏，很少流传下来，但其口传说部作品中有几部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女真人的生活样态。如《东海沉冤录》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元末明初留在东北的部分女真人的悲惨遭遇，《乌布西奔妈妈》以史诗的形式，展现了明代中叶东海女真人在女萨满乌布西奔的带领下逐步发展壮大并走向统一的过程；而《东海窝集传》则叙写了明代中晚期东海女真各部逐渐由女权向男权社会过渡的过程；《扈伦传奇》则是一部明中叶海西四部女真的发展变迁史，详尽地描述了扈伦四部在与明王朝的交往中逐渐强大，并最终被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统一的过程。
对于明代末期后金政权及清入关前的文学，《满文老档》为其代表作。《满文老档》是由额尔德尼、达海和库尔缠等人于17世纪初撰著的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在我国东北地区各种活动的官方记录。不但是研究清朝开国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民族史的第一手史料，就其文学性而言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说是满族书面文学的发端之作。从后金到清入关前，满族文字初创，主要的书面文学作品便是《满文老档》。《满文老档》以韵散结合，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后金建立过程中的众多汗王、英雄的形象。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便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七）清代
清代的东北文学，也表现出超迈前代的景象，满族书面文学发展迅速，东北的皇室贵族文学以及以满人为主体的八旗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帝王文学以康熙、乾隆的东巡诗为代表，满族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和女词人顾太清最为有名。除书面文学外，这一时期的满族口传文学也非常发达，留下了不少满族说部作品，如表现皇太极与雪妃娘娘的爱情悲剧的《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描写清初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萨大人传》《萨布素将军传》；围绕着木兰围场演绎的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练兵习武、加强战备、抵御沙俄、保卫北疆故事的《木兰围场传奇》；反映清末黑龙江军民奋起反抗沙俄入侵的《碧血龙江传》等。
另外，东北本土文人的创作和流人文学都达到了较高的创作水准，随着流人的到来，东北也有了一些文学团体和诗词雅会。皇室文学和流人文学在后面章节中有专门介绍，这里仅就清代的东北籍诗人和流人组成的诗社团体略加介绍。
1.东北本土诗人
清代涌现出的本土诗人有辽东人梁拱宸，铁岭人董国祥，辽阳人王尔烈，盖平人焦和生，沈阳人王德纯、沈仕林、韩觐、韩涛，盛京人陈大文、常纪、缪公恩，锦县人金朝觐，铁岭诗人魏燮均，吉林籍诗人沈承瑞以及辽东三老等。东北本土文学从王尔烈开始，到同治朝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王尔烈、常纪属于前期，这一时期持续到嘉庆六年（1801）王尔烈去世。第二时期以缪公恩为中心，直到缪公恩于道光二十一（1841）去世；再后是以铁岭诗人魏燮均为中心，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九梅村诗集》刻印，为第三时期。[103]
常纪（1728～1773），字铭勋，号黼廷，别号理斋，盛京城北栖霞堡人。乾隆丁丑年（1757）进士，曾任四川西充知县。乾隆三十六年（1771）发生了小金川叛乱，在平定小金川叛乱的战斗中，常纪作战英勇，战死沙场，被列入昭忠祠。常纪相貌奇伟、性情豪爽，尤其嗜好吟诗作赋。常纪考中进士和成名早于王尔烈，且对王尔烈提携有加，个人交情极好，因而王尔烈待之如父。常纪去世后，王尔烈刊印他的作品，包括《爱吟草》和《爱吟前草》共收常纪诗约200首。《爱吟草》中诗词，连贯起来就是一部诗人从东北去往西南的行程诗录，其中描写的广宁道、医巫闾山、小凌河，都是东北名胜。《爱吟前草》中多是常纪在东北时与友人的唱酬之作，比如《三孝廉咏》，所咏三人慈国璋、屈彰、赵士杰皆是诗人的朋友。
王尔烈（1727～1801），别名仲方，字君武，号瑶峰，辽阳人。少有才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44岁时，以二甲第一名终成进士。此后，王尔烈入翰林院，任翰林院编修，出任四库全书纂修等官。至嘉庆四年（1799）以大理寺少卿致仕回乡，主持沈阳书院，二年后病故。其著述传世不多，仅有《瑶峰集》存诗60多首，文10余篇和其他一些散见文字。金毓黻先生在编《辽海丛书》，为《瑶峰集》作序时曾说，“至今邑之父老每喜谈其轶事，虽至妇人孺子亦能举其姓名”，可见当时王尔烈的声名之重。
缪公恩（1756～1841），原名公俨，字立庄，号楳澥，别号兰皋，沈阳人，汉军正白旗，曾为盛京礼部右翼官学助教。嘉庆二十三年（1818），嘉庆皇帝出关祭祖，朝鲜问安使团在盛京接驾，其书状官赵万永与缪公恩相识，并在回国后盛赞其才学。道光九年（1829），朝鲜问安使团来访时，团中书状官朴来谦也在其《沈槎日记》中记载了与缪公恩的交往，自此以后，朝鲜使臣路过沈阳时，都以不识缪公恩为恨。缪公恩和朝鲜使团诗歌唱酬，往来频繁。缪公恩的诗作，据1927年纂修的《奉天通志》记载，有两千八百余首，但后来传世的仅有收录于《梦鹤轩梅澥诗钞》中的600余首。另外，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梦鹤轩梅澥诗钞》二到六卷的残本，被补全收入到了《辽海丛书续编》第四册当中。[104]缪公恩与同时的东北籍诗人，如锦县金朝觐、铁岭尚铁峰、辽阳王义门、吉林沈香余以及多隆阿、符寿潜、魏子亨等多有交往，被推为东北骚坛执牛耳者。
魏燮均（1812～1889），原名昌泰，字子亨，又字伯阳。公隐，号耕石老人、九梅居士等。咸丰年间府学贡生，东北著名的田园诗人、书法家。出生于铁岭城南八里庄，道光二十八年（1848），举家迁于距铁岭城南20公里、依山傍水的红杏屯，并在此终老。道光十五年（1835），魏燮均与在铁岭设馆授徒的王相庸（字蕉园）相遇，一见如故，相交甚欢，酬和往来，无间寒燠。道光十八年（1838），在沈阳与缪公恩等相识，时缪公恩已83岁。魏燮均代缪公恩主持东北诗坛，王蕉园认为魏燮均是“关外诗人，惟子亨一人”，是东北诗坛由古代步入近代的开创者。他一生多半以教书为业，曾组织诗社、修补县志、支持兴办义学、考察地方文化古迹，对地方文化建设有很大贡献。尤其是他的诗歌中有对清朝咸丰年间金州风土人情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大量描述，因而被誉为“清代的杜甫”、“东北的杜甫”、白香山[105]再世。著有《香雪斋笔记》《梦梅轩杂著》《荒史纪闻》《采遗集》《嗣响唐音集》《九梅村诗集》等，可惜多已失传。其现存诗集最为完备者，为辽宁大学毕宝魁先生校注的《九梅村诗集校注》。
2.东北第一个诗社：“冰天诗社”
明末清初，随着一批士子文人的到来，东北文坛亦逐渐热闹起来，同样的遭逢惨祸、惊魂未定，同样的背井离乡之痛，惜别家人之悲，同样的怀才不遇、孤寂落寞，这些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文士才子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自然而然走到一起，在释函可的倡导下，成立了东北第一个诗社：“冰天诗社”。
释函可（1611～1659），字祖心，号剩人，顺治五年（1648）由于写有“干预时事”的《再变记》而被捕，并流徙沈阳。在戍所弘扬佛法，并曾倡建东北第一个诗社——“冰天诗社”。“冰天诗社”共有成员三十多人，主要成员除释函可外，还有号称“北里先生”的左懋泰和他的两个儿子左
生、左昕生，以及号称“希与道人”的李希与，号称“焦冥道者”的苗君稷，以及人称“戴三”的戴遵先等。
在“冰天诗社”的序言中，释函可写道：“白莲久荒，坚冰既至，寒云幂幂，大地沉沉。嗟塞草之尽枯，幸山薇之尚在……每长歌以当泣，宁寡和而益高。兰移幽谷，非无人而自芳；松植千山，实经冬而弥茂。悲深猿鹤，痛溢人天。尽东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既不费远公[106]蓄酒，亦岂容灵运杂心？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胜事。”[107]表达了自己与同社诸公虽经历“悲深猿鹤，痛溢人天”的惨变，仍不改高洁品性的志向与决心。当年高僧大德们驻锡东林寺，慕名而来的名人显宦多如过江之鲫，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王阳明……陶渊明、陆修静与东林寺慧远大师的交往，留下了“虎溪三笑”[108]的典故；白居易隔虎溪构筑了庐山草堂，还将自己的诗文全集存放在东林寺内；诗仙李白几次游东林，留下了诗作《别东林寺僧》与《庐山东林寺夜怀》；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更是脍炙人口……释函可亦为高僧，也欲在冰天雪地之东北，效仿当年东林寺的高僧迎揽名人雅士之盛事，因此倡导成立了“冰天诗社”。
冰天诗社共组织了两次诗会，第一次为“北里先生悬弧之辰”，也就是左懋泰生日，由释函可首倡，集会作诗，共有僧3人、道2人、士16人参会赋诗，堡中寄和的诗和后到的共8人，以及左懋泰的长子左
生与次子左昕生所作的诗，共得诗32章。诗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抒写遭逢变故后的痛彻心扉之感，劫后余生仍志节不改的决心，以及又逢同道之人的欣慰；二是抒发对北里先生的敬仰与恭贺生辰之意，尤以第一层内容为主。“鱼网同罹雁一群，边城飞过雁群分”[109]“偏爱覆巢犹有卵，却惊大漠亦开樽”[110]“骨肉幸馀心已碎，诗书无用卷犹存”[111]“乾坤易换啼难尽，江汉空流血尚新”[112]等诗句嗟叹流人们如同被鱼网捕获的雁群、覆巢之下的残卵，虽然骨肉尚存，但心已经破碎，徒有无尽之泪与相思之痛，诗书也已经无用，再无法救国济民。也有的诗人表达了虽然身心俱残，但仍然凌霜傲雪，气节不改之决心，如“却喜疾风知劲草，肯因寒雪损孤芳”[113]“采薇已见叔齐死，抱器何妨微子存”[114]“大雪自应持汉节，高松宁肯受秦封”[115]等句。
第二次为五日后，释函可生日，即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二十六日，左懋泰为答谢释函可及诸公赋诗投赠，亦首倡一会，其赋会和诗之人同上一会一样。因是僧人释函可的生日，诗作的内容主要是赞颂释函可塞外传法之德，以及众人生逢乱世，惨遭变故之后，能幸遇佛法，得逢法师的欣慰。如李希与的《和北里先生为剩师寿》：
亭前柏树子青青，风雪当年恨独醒。
纵死两间留正气，才生四月睹明星。
谈经听去人为石，乞食归来月满扃。
却笑诗篇成罪案，新题今又遍龙庭。[116]
此诗盛赞释函可之才华气节，以及辩才无碍，说经透彻，有使“顽石点头”之才，又笑释函可当年因诗成罪，今天到了流放之地，所题新诗，又传遍天下。其他诗人亦有“海畔行吟时说法，人天八万尽沾巾”“曹溪久矣羡南宗，何意今来北塞逢”“一寸丹心三寸舌，千家香饭五家灯”“刀锯尚能余白足，冰霜依旧长青莲”“传灯尚欲留三代，说法时兼演五车”等句，皆盛赞其才华气节，佛法高深。
除这两次诗会之外，释函可与会内文人也多有往来诗文，显示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如他写给北里先生左懋泰的诗就很多，如《听北里弹琴》《北里暮归》《读左公〈徂东集〉》等，显示出对左懋泰的由衷钦敬与深厚友谊，诗中有“屈平即放天何问，杜甫无家别有诗”[117]之句，将其比作被放逐的屈原和杜甫，评价非常高；还有写给戴子，即戴遵宪的诗《戴子卖衣买粟》，反映了过惯豪奢生活的戴遵宪，被流放后不得不卖衣买粟的遭遇；还有一首写给李希与和苗君稷的《同诸公夜集希、焦二师堂》，“弟兄能爱客，老衲每来寻。况有同心侣，相偕彻夜吟。异乡消积恨，明月助清音。何必求仙去，花源此地深”，[118]充满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与欣慰。有了这些同心的佳侣，似乎流落异乡之恨顿然消减不少，苦寒的塞外之地，也变成世外桃源了。此外，李希与、李呈祥、陈掖臣等其他诗人也多有写给释函可的诗。后来，释函可去世，诗社中的诗人们纷纷写诗悼念，苗君稷的《哭剩公》中写道：
强作吞声别，其如泪眼何？
漫看花径在，无复老僧过。
抱病情难遣，餐霞事亦讹。
城南钟磬里，日落旧山河。[119]
3.黑龙江第一个诗社：“七子诗会”
除释函可创办的“冰天诗社”外，还有黑龙江第一个诗社“七子诗会”。他的发起创始人为张缙彦。张缙彦，字坦公，河南新乡人，明末曾官至兵部尚书，入清亦官至布政使、工部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在清廷内部的南北党争中遭弹劾，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张缙彦工诗，出塞前有《依水园诗集》传世，至戍所后，仍留恋诗酒，不废风雅，坐拥万卷，无刻不以诗文为事，留下作品集《域外集》，且喜欢游山玩水，曾遍游关东山水，有感于东北的山川景物虽美，却鲜有人知，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写下《宁古塔山水记》，这应该是记录关东山水的最早作品。康熙四年（1665），由他发起并召集，成立了包括吴兆骞、钱威、姚其章、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在内的诗社——“七子之会”（亦名“七子诗会”）。“七子诗会”规定每月集会三次，然后分派题目，限定诗韵，吟诗作赋。
除每月的定期聚会外，“七子诗会”的成员们还不时与塞外的其他流人诗人一起游览山水，并登高赋诗，修禊[120]宴饮。虽居塞外苦寒之地，风雅逸趣却不减当年。顺治十八年（1661），张缙彦因事流放到宁古塔，就在九月初四日，邀方拱乾父子五人，及志同道合的其他流人共十八人，一起到宁古塔城东约五里处的宁古台来登高宴饮（本拟九月初九日登高，但怕天气有变，故提前到九月初四日）。对于这次游玩，张缙彦写有《游宁古台记》以记其事，记中不但写了宁古台山水之美，还写了一段关于“放雉崖”的逸事，记中写道：
台距城五里，岩回波绕，升高骋目，天风飕飕，迥然有尘外之思。遂系马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客有好驰猎者，雉惊于前，罗而致之，坦庵[121]恻然，且言释氏咒甚神，试令座客喃喃呗诵，果不复得。日斜既醉，徜徉忘返，散步水隈，绝壁峭立，河水湾环，山石荦确[122]，出于清波，坐石临流，为牛马之饮，酒行无算。坦庵取所得雉阴纵之，因名其处曰“放雉崖”，志不忘也。坦庵有环召[123]之信。余曰：“古人云，登山临水送将归，请以此饯可乎？”于是，各随意以赋，坦庵独为七古长篇。[124]
记中所云“坦庵”，就是诗人方拱乾的号。方拱乾信佛，慈悲为怀，不愿杀生，在宴会中偷偷地放跑了猎来的野雉，这一善举被同行者传为佳话，并命名其放生的山崖为“放雉崖”，方拱乾在游宁古台后亦作诗《九月四日偕诸君子登宁古台，更临前溪，凡十有八人，觞咏竟日》（二首）云：“举杯不放夕阳低，更指寒泉浸石梯。清浅挽衣冰在磴，嶙峋倚壁酒浸溪。鱼惊众响冲沙跃，雉脱轻罗度岭啼。归晚浑忘霜路冷，纤纤月挂马头西。”[125]其《赋得“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中有“归乎归乎，山水听客歌，客为山水舞。天风浩浩思吾土，振衣高翔兮色欲举”[126]之句，可以想见，当时的游宴非常尽兴。
康熙九年（1670）秋，张贲因事流放宁古塔，与张缙彦有过一段过从甚密的友谊，曾为其赋诗云“绝塞饶风雅，输君逸兴多。寻山时共住，玩月夜相过”[127]。不久缙彦病卒，他曾赋诗怀念，有“斯人竟寂寞，吾辈合蹉跎”[128]之句，对其去世表示了无限的惋惜。
与张缙彦有关的，还有“泼雪泉”的逸事。康熙五六年，宁古塔将军治所自旧城迁到新城后，土人饮马时发现了一处温泉，张缙彦听到消息，亲自做了考察，发现这里水石幽寂，曲径繁荫，为之眼界一开，且“水泉冬燠[129]，土气所蒸”，所以“冬夏不涸”。因其“凌冰破雪，涓涓之流直达长河”[130]，犹如一道长长的泼出的雪痕，故命名为“泼雪泉”。后来这里成为流放文人修禊宴饮之地。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御史陈志纪（字雁群），招同钱威（字德惟）、吴兆骞（字汉槎）诸人游泼雪泉，并登高赋诗。吴兆骞有“曾序雪泉修禊事，流觞谁与弄潺湲”[131]的诗句，就是指此事而言的。
（八）近现代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带来了疾风骤雨的突变，东北亦在这一时代巨变的洪流冲击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其他地域来说，东北有其特殊性。作为清朝的“龙兴盛地”，东北对清统治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保护其纯洁性，康熙七年（1668）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封禁，不允许汉族人随意进入，只保留当地的土著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为王室提供土特产品。这一封禁政策执行了二百多年，直到咸丰七年（1857），在日俄不断侵扰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清廷才由局部到全部渐渐为东北解禁，这一过程持续了约40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东北才完全开放。
清廷的封禁，并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觊觎，沙俄从崇德八年（1643）就入侵黑龙江，开始了对东北的侵略。中国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不仅让日本在中国扩大了势力范围，也刺激了沙俄的野心，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了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特权，后来又占领了旅顺、大连等地，将魔爪深入东北各地。日本不甘落后，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获得了沙俄在东北的部分特权，并修建南满铁路。可以说，近代东北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下，饱受战争之苦，很快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禁政策的解除带来的东北向关内的开放和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东北向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开放同时进行，构成了东北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经纬。因此，东北近代的历史文化空间是东北本有的地域文化、关内的儒家传统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互相作用、彼此交融的结果。
对封禁时期东北的状态，有如此描述：“大陆之荒芜，除奉、锦两府之外，皆满蒙部落牧猎之场。沉阴冱寒，人所畏至，几同绝域。吉林之东，长春之北，恒有亘数百里不毛之地。孑遗之民，曾谋生之不暇，又何以言学哉？”[132]因而，如果说中国近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迫使下的被动选择，那么东北的近代化则是建立在更加原始的基础上，是封建化尚未完成，就迎来了殖民化和近代化，被动接受了强行植入式的跳跃性的大变革，更加显现出文化的断层与跃进。
1.诗歌
近代东北自然气候条件恶劣、社会动荡不安、屡遭外敌入侵，现实的苦难严重压抑了诗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愫，现实主义诗歌成为创作主流，这一时期的东北诗人创作出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如魏燮均的代表作《流民行》，真实细腻地展现了“闯关东”一代流民的艰难人生：
……路遇尽流亡，遍是金复民。去岁被灾始，陆续及今春。络绎载道途，自旦达黄昏。三五或为侣，十数或成群。担挑黄口儿，肩负白发亲。稚子与弱女，前后相追奔。少妇惨无色，蓬鬓扬风尘。娇弱缓无力，不胜长途辛。雪泞黄泥路，水开黑水津。颓桥行不得，徒涉褰裳裙。水深寒刺骨，风悲日又曛。前途有村店，腹馁心如焚。无赀觅投宿，露卧人家门。天明强登路，儿女哭相闻。阴云西北来，风吹雪纷纷。冒雪奋前进，踉跄投荒村。荒村无舍粥，冻体何由温。饥饿无人色，羸病行且呻。辗转卖儿女。骨肉生离分。非不惜骨肉，残命危难存。茫茫渺无家，痛苦谁怜冤。睹此惨无状，泪眼惊心魂……[133]
今日之东北人有很多都是当年所谓“闯关东”的流民的后代，诗人的这首五言歌行，刻画了他们迁徙中的种种凄惨境遇：担挑的孩童、肩负的白发老人、蓬头垢面的少妇。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病交加的处境，还有“茫茫渺无家”的绝望，都在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荒年叹》《赈灾行》等也是同类作品，写出了灾荒之年，百姓饥寒交迫的困窘与盼望朝廷早日赈灾的急切心情。
以诗为史，记录东北近代面貌的诗人代表还有刘文麟、多隆阿、林传甲等人。刘文麟（1815～1867），辽阳人，字仁甫，号仙樵，自号衍阳山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去广东任知县，亲历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和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刘文麟正任沈阳萃升书院主讲。诗人对两次鸦片战争有感而发，分别创作了《感事·辛丑》八首和《感成》三首。“支分寇已窥畿辅，株守军犹次石头”“社神祠旁头白乌，空张大嘴呀呀呼”，写出了大敌当前，清政府的羸弱和抵抗不力；“赫赫九州土，化为贩鬻场”“漏卮枉用民膏塞”写出了国难当头的危急以及对当权者无能的痛恨。多隆阿和林传甲的诗作多描写征人之苦，被称为“新边塞诗”，其中还有一些诗歌表现出东北人民在面对外辱入侵时的顽强抵抗精神和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
抨击腐败政治是东北近代诗歌又一重要内容，其中成就最大者应为客居吉林的刘汝骥，他著有《戊午客吉林诗》。全诗三十首，每首小诗都是围绕着下情上达、讽喻为政者、治民先治吏的主旨精心构思而成。如《戊午吉林诗·其十二》揭露出当时世道昏暗，官场营私舞弊、互相勾结、坑害人民的现实：
吾道日晦盲，文明恣僭窃。
嘘气成楼台，闪烁苏张舌。
沃土民思淫，篝灯妖作孽。
内幕窃重重，未易一二揭。
不见四达衢，电光半明灭。[134]
刘汝骥的三十首《戊午客吉林诗》囊括了吉林当时的官场、民间、经济等，也暴露了近代东北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畸形丑态，一是赌徒众多，“我闻五站衢，呼雉声唶咋”；二是盗贼多生，“狐鼠啸聚来，萑苻[135]起大泽”；三是嫖娼者多，“缠头不计钱，骑鹤犹羞缩”；四是吸毒者多，“靺鞨腰万贯，芙蓉乳千钟”；五是淫乐者多，“举世喜淫哇，谁识哥者苦”[136]……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东北的社会状况，在种种丑态背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绝望。
描写民俗风情的诗歌也是东北近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诗中黄兆枚的《鸡林杂咏》最具代表性。《鸡林杂咏》共存诗歌61首，包括描写疆域的诗一首，外交十首，内政四首，物产二十一首，器物五首，风俗十五首，古迹三首，人物一首，自述一首。这些诗歌从多方面展现了东北尤其是吉林人民有关宗教信仰、内政外交、物产器物、人物古迹、各种风俗等的情况。如：
一家男女并头眠，冰雪临窗冻入毡。
夜夜妾身横傍主，暗香偷过枕棱边。[137]
此诗写东北人家夜晚休息的情况，由于东北气候寒冷，夜间睡觉的时候，人总是要将头朝向炕边，远离窗户，以避凉风。而妾横卧在主人脚下，则是满族特有的休息方式。
近代因天津教案被遣戍齐齐哈尔的张光藻，写有《龙江纪事七绝一百二十首》堪称是韵文体的黑龙江地方志，对当时黑龙江地区的景物风俗都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描写黑龙江气候的“四时节令最多风，冰雹常飞六月中。入夏雷声才出地，雪花犹舞夕阳红”；描写江上冰排之作的“江波欲冻净如揩，片片冰牌到水涯。冰上犹存人马迹，人言此是老羌牌”[138]……
同治八年（1869）遣戍齐齐哈尔的胡昌愈，也著有《关东杂述》，以竹枝词的形式，将自己赴戍所及归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咏之于诗，反映了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历史、地理、民风、土俗、物产等。如这首《三九苦寒》：“三九逢时最苦寒，围炉坚坐出门难。偶然唾向风前散，落地好如珠走盘。”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当时东北的苦寒天气；还有一首咏木耳蘑菇的诗：“龙江地本属膏腴，跑腿人来一事无。采遍山头闲土物，黄著黑菜白蘑菇。”[139]
近代东北地区也有结诗社、唱和诗作之风流雅事。如1917年左右，在吉林省省长郭宗熙的倡导带动下，聚集了一批包括成多禄在内的吉林文人，成立了“松江休暇社”，曾宴游、酬唱于吉林北山、龙潭山等地区，创作出一批吟咏吉林山水、历史的作品，结集为《松江休暇集》。其作品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这种宴游赋诗结集之雅事，无疑给塞外北国带来了些许风雅之气。
近代东北文学的代表人物为“吉林三杰”和“辽东三才子”。晚清民初的吉林，出现了并称为“吉林三杰”的三位诗人——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据《长白丛书》中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诗集考察，成多禄存诗数量最多，诸体兼备，尤长于律；宋小濂存诗不多，“以古风见长”；《徐鼐霖集》存诗过少，仅收入徐氏诗作20首，诗风率真慷慨，“有廉直劲正之音”。从其诗歌内容上说，虽仍以传统题材为主，但稍有新意，如成多禄以家乡风物入诗，并无边疆意识，绝无边塞苦语，而是充满家居之乐，视角与中原人士不同。成多禄的《甲午有感十首》《冬十月送庆咸庭姻弟赴奉征倭即席成四十韵》《巨族行》、宋小濂的《呼伦贝尔纪事》《将去呼伦贝尔留别司局诸僚属》《满洲里》《哀哉行》《登阿巴哈依图岭审视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岸野宿》《额尔古纳河》《放歌行巡边途中作》等作品对当时的甲午海战、沙俄入侵等政治时事有所涉及，反映了当时“风潮四面逼，世界危乎危。况我处边徼，时有强邻窥”的时局现状，虽仍是传统士大夫口吻，对敌我中我国情存在自大态度，对时事政局看法也不甚成熟，但仍存维新自强、提升国力的期望，长歌当哭、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从中也反映了那一代传统士人对时局和变革的普遍心态。
所谓“辽东三才子”是指怀德荣文达、辽阳房毓琛、新民刘春烺三人。三人曾同受知于学使张霁亭，且“交最久，而情亦最相洽也”，也有着较为相近的文学创作观念与风格，1928年，荣文达季弟荣文祚将三人的诗文集合刻为《辽东三家集》，孟锡珏为“三才子”合集及三人各自诗集题字。荣文达（1848～1903），字可民，号亮夫，咸丰十年跟随父亲迁居到吉林省怀德县。《辽东三家集》中所辑的荣文达《鹿苹斋诗文赋集》收诗歌101首，诗余4首，文11篇，赋11篇。按照所写内容分类，大抵可以分为山水诗、关注现实之诗与吟咏怀古之诗。代表作《辽东怀古》为八首七律，从尧舜时期的传说写到努尔哈赤，回忆并列数了东北的历史及历代帝王将相，并抒发了作者对晚清时局的感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房毓琛（1845～1901），字仲南，别号心若，又号“隅梦道人”，辽宁辽阳人，原籍辽宁海城。天生聪颖，幼年时期，参加童试，作诗《千山胜迹》“娲皇炼石五色古，一丸飞下辽东土。长白千里龙蜿蜒，到此翻身向空举”[140]，被誉为“谢朓惊人句”。房毓琛一生勤于著述，著有《梦隅草堂诗草》《外集随笔》《素问辩难》《诗经讲义》《论语疏蠹》《训蒙语录》等。现仅存六卷《隅梦草堂诗草》。六卷本的《隅梦草堂诗草》收录诗歌一千多首，几乎涵盖了房毓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日常生活、游记、友人唱和、生活随笔和感想等，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几首反映民生疾苦和战争之苦的作品，如其关于甲午战争过程的诗歌《九连歌》《仁川行》《牙山曲》《平壤谣》《海城叹》《凤凰引》《一丈雪》等，其中《平壤谣》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端挑衅，具有诗史的性质。
刘春烺（1850～1906），字东阁，号丹崖。在辽东三才子中，刘春烺可谓“全才”，不仅长于诗文创作，还精通医术、天文、地理、水利、数学等。同治十二年（1877）拔贡，光绪八年（1882）中举，晚年受聘到沈阳绘制河图，积劳成疾，逝世于沈阳。刘春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与散文，遗憾的是多散佚不存，现仅存一部诗集——《看云听涛馆集》，总计150余首。其诗作涉及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交友唱和，反映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吟咏沈阳城的诗歌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后世影响最大的为其纪实诗《听角行》，以纪实的手法，白描的写法，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对比的民不聊生、官吏横征暴敛的画面。
2.子弟书的流行与话剧、传送剧、电影的兴起
城市的出现提供了近代文化可以发展的基础，学校、教堂、医院、警察局等纷纷建立，社团、报刊、沙龙、学校、剧院、讲演场所等面向公众的、非官方的组织机构等也大量涌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加上东北本土文化的质朴性、娱乐性，使得一些新的文学艺术形态流行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起源于满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子弟书。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是满族的民间曲艺，属于鼓词曲艺，产生于乾隆年间，因最初在满族八旗子弟中传唱，故名“子弟书”。子弟书多取材明清小说、戏曲故事，文风典雅，讲究音韵，分为东城调和西城调两个流派，对后来的京韵大鼓和东北大鼓都有深刻影响。至近代，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都很流行，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主要以东城调为主，声音高亢，多演绎英雄故事，代表作家有韩小窗、喜小峰、王西园、春树斋等，其中成就最高者为韩小窗。虽然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并不被主流文学认可，但从后来东北文学文化的发展看，却具有重要意义。主题内容可分为：对满洲的起源、兴盛进行歌颂；教化百姓、针砭时弊；戍边军人侍卫生活的描写；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
韩小窗一生多磨难，但创作成绩颇丰，相传有500多部作品，流传下来的有30多部。韩小窗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关于爱情的婚恋主题和针砭时弊的抨击之作。韩小窗以“情”为主题的作品多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如《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其中尤其以改编《红楼梦》最为成功，代表了韩小窗子弟书创作的艺术成就。韩小窗的子弟书创作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其“雅”主要体现在“诗篇”的运用上；其“俗”主要体现在对方言俗语的使用上，内容方面则以“情”字为核心，情感表达真切生动，心理描写细致入微。韩小窗针砭时弊的作品以《草诏敲牙》为代表，描写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强迫方孝孺为其拟写诏书，方孝孺写下“燕贼反”几个字，激怒明成祖，招致杀身之祸，十族共灭，祸及师生，共斩首“八百七十三名口”，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暴虐。
至现代，子弟书和传统戏剧逐渐衰落，随着西方话剧和传送剧、电影等现代传媒手段的涌入，日本帝国主义加大投资，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为其统治服务，东北的话剧、传送剧、电影逐渐发展起来。电影以“满映”为代表，话剧则出现了以安犀和李乔为代表剧作家的创作群体。下文中会有专章介绍，此处不再展开。
3.小说
东北近代小说出现了传统小说与近代小说并存的现象。在关内小说革命蔚然兴起，政治小说、谴责小说风行的时候，东北文人却创作出了本土传统小说的代表作《一层楼》、《泣红亭》和《儿女英雄传》，虽然就故事情节而言也涉及一些近代话题，但是在思想立意上仍然站在封建文人的立场上。《一层楼》是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创作于1864～1865年间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用蒙语写成，20世纪60年代翻译成汉语，该小说取材于尹湛纳希父辈青年时代的爱情婚姻故事，《泣红亭》既可以说是《一层楼》的姊妹篇，也可以说是它的下卷。这两部小说是蒙古族文学中罕见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东北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多人将《一层楼》誉为“蒙古族的《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原名《金玉缘》，由满族文学家文康创作。与《一层楼》相比，《儿女英雄传》具有更多的近代性质，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融武侠、言情、公案于一炉的社会小说。但外在形式的近代性并不能掩盖其内在思想的封建性，作者的创作动机似乎是试图制造早已不复存在的道德理想与封建贵族理想的传奇。尽管《儿女英雄传》在立意和观念上存在巨大的败笔，但在当时社会中颇受读者欢迎，从光绪四年（1878）开始，一直到民国后，一版再版，后来还应读者的要求，续写了32回，它所提供的满族生活史料、传统文言向白话过渡与北京话形成等语言学史料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近代报纸对近代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投稿制度使文学生产成为一种社会化生产，报载文学的稿酬制度使得作家成为一种职业，文学由庙堂走向民间，职业作家代替了文人、士大夫，小说等通俗文学体裁逐渐取代了诗歌的主导地位，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报刊使东北近代小说出现了繁荣景象。《盛京时报》当时设有“文苑”和“小说”两个专栏，一个用来发旧体诗歌，一个用来连载小说，到1910年6月，小说连载的情况很好，已经很少有旧体诗词刊出了，由于小说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契合，成为压过旧体文学的主流。
东北沦陷时期以前，白话小说领域的代表为穆儒丐和王冷佛。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南下逃亡，形成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批具有抗日民族主义色彩的小说；另一部分则在日伪统治的重压下继续创作。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小说主要以土改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为主。由于下文中会有专章介绍，此处不再展开。
[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28页。
[2] 陈维礼、黄云鹤、柴秀敏注译《白话绘图山海经》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第246页。
[3]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2，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1735页。
[4] 《论语·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5] 班固：《汉书》卷28下，中华书局，2000，第1322页。
[6] 陈寿：《三国志》卷30，中华书局，2000，第629页。
[7] 司马迁：《史记》卷38，中华书局，2000，第1342页。
[8] 司马迁：《史记》卷38，中华书局，2000，第1334页。
[9]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7，第1194页。
[10] 周学兵注译《尚书》，海潮出版社，2013，第152页。
[11]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1，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1397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61，中华书局，2000，第1689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61，中华书局，2000，第1688页。
[14] 周学兵注译《尚书》，海潮出版社，2013，第2页。
[15]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4，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3558页。
[16]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4，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3559页。
[17] 陈维礼、黄云鹤、柴秀敏注译《白话绘图山海经》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第178页。
[18]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0，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607页。
[19] 陈维礼、黄云鹤、柴秀敏注译《白话绘图山海经》，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第246页。
[20] 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主编《诗经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第841页。
[21] 由《淮南子·地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有学者考证隐土即殷土）”，《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愚公将移山之土石“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可证，“殷土”即在今之东北渤海地区。
[22]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1页。
[23]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303页。
[24] 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11，第11～12页。
[25]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7页。
[26]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71页。
[27] 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24，中华书局，1958，第1183页。
[28] 窦融（前16～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新莽末至东汉时期军阀、名臣，云台三十二将之一。
[29] 楶棁，音jié zhuō，柱头斗拱与梁上短柱。
[30] 九棘，音jiǔ jí，指古代群臣外朝之位，树九棘为标识，以区分等级职位。
[31] 朱博，汉哀帝时，为京兆尹、大司空、御史大夫。他为人节俭清廉，敢诛杀，宾客满门。因为依附傅太后，弹劾大将军傅喜，被汉哀帝派廷尉调查，朱博自杀。
[32] 阊阖，典故名，典出《淮南子地形训》《离骚》。原指传说中的西边的天门，后泛指宫门或京都城门，借指京城、宫殿、朝廷等。亦指西风。
[33]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9页。
[34]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5页。
[35] 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11，第397页。
[36]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5页。
[37] 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24，商务印书馆，1999，第235页。
[38] 汉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能为官，王烈此举是表明自己不愿从政。
[39]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8页。
[40]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第267页。
[41] 陈寿：《三国志》卷30，中华书局，2000，第624页。
[42]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3，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2680页。
[43] 李超宇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卷13，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2680页。
[44] 刘向撰《列仙传》，引自网上电子书，网址：http：//www.my285.com/gdwx/xs/bj/lxz/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8日。
[45]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37页。
[46] 魏收撰《魏书》卷100，中华书局，2000，第1497页。
[47] 金富轼：《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第173～174页。
[48] 金富轼：《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第177页。
[49] 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主编《诗经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第465页。
[50]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第2329页。
[51]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
[52] 孙绍（465～533），字世庆，昌黎人。世仕慕容氏。
[53] 韩秀，字白武，昌黎人。北魏官员。
[54] 韩麒麟（433～488），昌黎棘城（今辽宁朝阳市）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官员、将领。
[55] 韩显宗（466～499），字茂亲，昌黎郡棘城（今辽宁朝阳市）人。
[56]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134页。
[57]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7，中华书局，2000，第1693页。
[58]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第449页。
[59] 魏收撰《魏书》卷109，中华书局，2000，第1889页。
[60]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3页。
[61]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7，第1596页。
[62]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7，第1597页。
[63]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3，中华书局，2000，第451页。
[64] 慹，音zhí，恐惧。
[65]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第390页。
[66]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3，中华书局，2000，第453页。
[67] 指在吉林省集安县丸都山故城发现的魏将毋丘俭改都丸都城后刻立的纪功碑（残）石，一般称为《毋丘俭纪功碑》。
[68]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37页。
[69] 陶渊明：《新辑搜神后记》，中华书局，2007，第39页。
[70] 后燕（384～409）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国家，建立者为前燕文明帝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后迁往龙城（今辽宁朝阳），全盛时有今河北、山东及辽宁、山西、河南大部。
[71]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第536页。
[72] 企由谷为地名。
[73]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7，第541页。
[74]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7，第1614页。
[75] 此诗应为与臣下王胄的唱和之作，王胄亦依原韵写了两首诗，为《纪辽东二》。
[76] 馘，音guó，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以计数献功。
[77]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2017年4月第1版，中华书局，第1614页。
[78]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四册，2017年4月第1版，中华书局，第1615页。
[79] 凿门谓凿凶门。古代将军出征时，凿一北向门而出，以示必死的决心。语本《淮南子·兵略训》：“凿凶门而出。”
[80]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7页。
[81]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2页。
[82]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1页。
[83]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1册，中华书局，1999，第8242页。
[84]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0页。
[85]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2页。
[86]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1～42页。
[87]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3页。
[88]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3～44页。
[89]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4页。
[90]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5页。
[91] 王卓主编《吉林省古代文学作品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45页。
[92] 马名超：《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访问记》，载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满族萨满神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326页。
[93] 王宏刚：《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
[94] 据阎万章考证，大钦茂于大兴三十七年（774）改元宝历，而非唐敬宗的宝历年号。晚年（具体何年不详）仍用大兴年号。
[95] 何青志主编《吉林文学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143页。
[96] 都兴智：《论辽宁地区辽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成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97]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3～66页。
[98] 贞懿皇后，金睿宗（追尊）完颜宗尧之妾室，金世宗之生母，夫死后出家为尼。金世宗即位前半年去世，谥号贞懿皇后。
[99] 周惠泉：《金代文学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页。
[100] 刘祁撰《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第63～64页。
[101]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90页。
[102] 赵宏、焦宝：《明代东北文人贺钦的诗文创作》，《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03] 毕宝魁：《从王尔烈到魏燮均——乾隆中期到同治末年东北地区文坛扫描》，《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04] 王怡：《清代盛京名士缪公恩考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8辑，第28～34页；张杰：《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考论》，《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
[105] 白香山，即白居易，其号为“香山居士”。
[106] 远公，指慧远禅师。
[107]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93页。
[108] 东晋时高僧慧远，曾于庐山西北山麓的东林寺中，潜心研究佛法，并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一誓约：“影不出户，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不过，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过访，三人谈得极为投契，不觉天色已晚，慧远送出山门，怎奈谈兴正浓，依依不舍，送出一程又一程，忽听山崖密林中虎啸风生，悚然间发现，早已越过虎溪界限了。三人相视大笑，执礼作别。据说，后人在他们分手处修建“三笑亭”，以示纪念。
[109]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98页。
[110]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99页。
[111]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98页。
[112]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01页。
[113]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01页。
[114]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01页。
[115]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00页。
[116] 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03页。
[117]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21页。
[118]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19页。
[119]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03页。
[120] 修禊，古代习俗，于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由女巫导演，于三月上巳沐浴除灾祈福。
[121] 坦庵，指方拱乾，号坦庵。
[122] 荦确，音luò què，怪石嶙峋貌。
[123] 环召，指流放之人得以放还。《荀子·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环”与“还”谐音，“玦”与“绝”谐音，帝王常用环与玦对放逐的罪臣表示召还或永不召还。
[124] 傅作楫等编著《雪堂集（外八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447页。
[125]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95页。
[126] 方拱乾：《何陋居集·甦庵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303页。
[127]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461页。
[128]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461页。
[129] 燠，音yù，暖，热。
[130]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460页。
[131]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460页。
[132] 转引自薛红、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612页。
[133] 魏燮均撰《九梅村诗集》卷5，辽海出版社，2004，第193页。
[134]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五集，《鸡林杂咏·鸡塞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217页。
[135] 萑苻，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意思是郑国多盗贼，经常有人在大泽中抢劫财物。
[136]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五集，《鸡林杂咏·鸡塞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204页。
[137]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五集，《鸡林杂咏·鸡塞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248页。
[138]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378页。
[139] 李兴盛主编《历代东北流人诗词选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380页。
[140] 荣文祚：《辽东三家集》，中国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