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国奴隶制经济的生产力基础
女真人建国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即由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变革时期。女真部族建立的金国，在性质上是奴隶制国家。肃慎人经过挹娄、勿吉和靺鞨不同阶段，到金国建国时，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从而造成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产量的提高，出现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冶矿业、采盐业等工矿业取得的进步，又使手工业出现大量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金国奴隶制经济的生产力基础。
一 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
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应用，曾引起原始社会的深刻革命，这是女真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以完颜部为中心而兴起的生女真，由无铁到掌握冶铁技术经历了一个过程。
根据上一章的引述，生女真完颜部在绥可时已“烧炭炼铁”，同时有的氏族家庭专以冶铁为业，工匠在这些氏族家庭中已成为一种世传的家族职业。因为铁工在氏族内握有冶铁技术和锐利武器，受到社会的尊敬且有着重要影响。乌春因握有锐利武器，借口加古部乌不屯卖甲给完颜部世祖，而引起兵端，金世祖不得已与之媾和。
生女真虽自绥可以来即知冶铁，但铁的产量不敷需用，要从高丽输入，或以土产从辽地换取。女真人铁器的应用和推广，对当时农业生产起着巨大的作用。
女真人的农业生产水平有显著进步，但因女真人的种类和分布地域不同，农业发展的程度不平衡。《契丹国志》记载“熟女直”的状况时说：“有屋居门舍，皆于山墙下辟之，耕凿与渤海人同，无出租税，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兵回，各遂便归于本处”，依此“熟女直”虽无租税制度，但他们“耕凿与渤海人同”，表明原始农业已相当进步。[1]“生女直”各部，在始祖函普以前即有原始农业，因此邻寨鼻察异酋长室女“遂以牛马财用农作之具，嫁之于掯浦（函普）”[2]。绥可定居在按出虎水之侧后，“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种植五谷”，但“不事蚕桑”[3]。《初兴风土》也记载“喜耕种”[4]。尽管如此，农业还很原始。《茆斋自叙》：“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止稗子，舂粮旋炊粳饭。”[5]《容斋三笔》载：“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6]由此得知，金初主要种稗子，农作物品种有限。
二 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金建国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金时的全国垦田数虽缺，但从《金史·食货志》所保存下来的几个局部地区数字，可以说明问题。金世宗时，全国猛安谋克垦田数为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当时共有猛安二百零二个，平均每个猛安垦田为八千三百六十八顷有奇。金朝在中原的猛安为一百三十余个[7]，如以一百三十个猛安计算，在中原的垦田数为四十三万七千八百四十顷有奇。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侯挚奏河南军民田总数为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金末石抹斡鲁言：“南京一路垦田为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其中官田民耕为九万九千顷有奇。”[8]“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四百六十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五百七十八顷，则北方垦田数为一百六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八顷。”[9]金朝在中原的猛安谋克垦田，即占北宋北方垦田的65%，河南垦田浮出北宋北方垦田三十万七千二十二顷。当然北宋垦田数是极不可信的，但金朝在中原北部黄河流域的耕地面积至少要比北宋末、金初战乱时期有所扩大应无疑问。《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记载：（金世宗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10]可证金世宗时北方垦田面积确有扩大。
金朝耕地面积扩大，与奖励开垦荒地、山地以及弛禁等措施分不开。奖励开垦荒地是金朝扩大耕地面积的一项颇有成效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官荒地，黄河退滩地以及淀泺地的大量开垦上。金制：“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11]后来，曾一度将“八年始征”，改为五年，所以大定二十九年（1189）又提出“宽其征纳之限”，把五年又改为八年，开荒为己业的重新定为三年。《金史·食货》“田制”记载：（章宗大定二十九）“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今乞免八年，则或多垦。”并从之。十一月，尚书省奏：“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税（按：税字应为租之误）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12]
章宗泰和八年（1208）八月，对请佃荒地及黄河退滩地的旧制，重加规定。《金史·食货》“田制”记载：“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减半，亦免三年输纳。……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向者小民不为久计，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或复告退，盖由元限太远，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今请佃者可免三年，作己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长制’。”[13]
由于奖励农民佃垦荒地、黄河退滩地，特别是章宗泰和八年（1208）八月以前对佃垦荒地的农民约束相对松弛，因而北方大量荒地得以迅速开垦。与此同时，农民开垦淀泺地亦颇有成就。如白石门至野狐岭之间许多淀泺地多被农民垦殖，其结果“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14]，可见当时荒地被开垦的程度很高。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其中主要以粟、麦为主，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农作物分布因地而异。金代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体保持北宋时期水平。北宋时北方陆田亩产量，一般是一石或近于二石。如熙河等州屯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岁亩收一石”，治平三年（1066）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平均亩收近一石，如果这是与耕者平分之数，则亩收也不过两石左右，北宋时北方水田一般亩收为三石[15]。
金时单位面积产量，《金史·食货》载兴定三年（1219）正月尚书右垂领三司事侯挚言：河南地区“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16]，平均亩产为一石。河南以麦为主，当指陆田而言，此与北宋熙河等州产量相同。河南土质较河北、山东为差，金时河北、山东“寸土悉垦”，其产量应比河南为高。水田单位面积产量，据《金史·食货》记载，章宗泰和八年，水田“比之陆地所收数倍”。兴定三年十二月，“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17]。《金史·李复亨传》亦载河南土性宜稻，“亩可收五石”[18]。由此可知，金之水田亩产，一般在三石至五石。
三 冶矿业、采盐业等工矿业取得巨大进步
在金政权建立以前，女真族已知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烧炭炼铁，掌握了一定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金代手工业同农业一样，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征服辽、宋和进入中原北部地区以后才发展起来，继承了辽、宋及渤海人的手工业技艺。就金朝手工业各部门中最先进的部分看，是北宋时期的延续，但不是北宋的重复，在一些方面已超过前朝水平。
冶矿是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直接关涉王朝的财政收入、军事力量、农业生产、生活日用、商品和货币流通。金朝冶矿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从金照宗时开始的。海陵正隆二年（1157）始议鼓铸，三年二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19]金朝冶矿有大同贡铁，云内州产青镔铁，大兴府产金、银、铁，真定府产铜、铁。[20]宣宗兴定三年（1219）在汝州、鲁山、宝丰、邓州置铁冶。[21]其实金代冶铁不止于此，在黑龙江省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遗址，于遗址分布区的西线，即阿什河滨发现冶矿井十余处，冶铁炉址五十余处。特别是金统治下黄河流域，民间冶铁业已经相当发达，在河北、山西南部山区都发现金代小型铁矿坑和熔铁遗址。民间冶铁业的发达，从元好问《中州集》乙集第六，金代诗人麻九畴《许方村即事》中也可以看出，这是座山间村落，经诗人写实手法的真实描绘，宛如一幅山村生产图，其中就有熔铸铁器的作坊。“烟长见新治（疑为冶字），风远闻清锻”，“贩铁人栖馆”，“路黑沽遗炭”，这与发现的民间小型铁矿和熔铁遗址，相互印证，可见民间冶铸小型工业相当发达。[22]
除冶铁之外，尚有金、银、铜冶。金代产金、银的地区有大兴府，产铜地区有真定府，此外太原府有炼银，宝山县有银冶，坟山、西银山的银坑多达一百一十三处[23]。海陵时，“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24]。工匠曾越天山，往“北界”采铜。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因铜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者给予奖励。[25]明昌三年（1192），监察御使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26]金时矿冶原由官府垄断，官府派出“抽分”（抽税）官，对各坑冶进行监督。后官府“乃听民冶铜造器”。世宗大定三年（1163），“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27]大定十二年，“沼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十三年（1173）议铸钱，欲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谓：“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28]章宗泰和四年（1204），宰臣谓：“其铜冶听民煎炼，官为买之。”[29]由此可见，金代矿冶鼓励由民间经营，向官纳税课，并由官收买。弛禁金银铜冶，招募富有者射买，禁止权要、官吏、弓兵、里胥与民争利，如是射买者招募贫民强壮的为夫匠，从中获利。[30]正因为如此，由民经营的矿冶业在金朝得到相当大的发展。
煤矿业在工业发展中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金朝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使用已很普遍。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煤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31]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北方多石炭（即煤）。”[32]庄季裕的《鸡肋编》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33]金朝就是在过去开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载：“河南渑池县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炽然。”[34]当时烧瓷、炼铁及南京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石炭为燃料。
随着冶炼与采煤业的发展，手工业铸造技术得到较快发展。金朝制造军器的作坊为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业掌握在国家手里，铸钱作坊为设在各地的铸钱监。由于铜的缺乏，金朝铜镜铸造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屡禁民间铸镜。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都先由官府检验，经官署检验签押后，方可使用，严防私铸。[35]与此同时，尽管严厉禁止，但金银铜铸造业在民间还是有所发展。在金朝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出土的银镯内侧和银锭上，打印有“上京翟家”“翟家记”的私人作坊字号。金朝的金银铺也应该和宋一样，自己拥有一定的资产，并需“引领”等人作保，方能承应官府差役，铸造经营金银器皿。这家作坊既制造经营金银器，又兼铸银锭。[36]在出土的四件银锭中有一件打印“翟家记，真花银”的戳记，同时还有出土的铜镜上，铸有“梁家青铜记”的铸镜作坊的字号标记。这都说明当时金上京确有私人经营的金银和铜镜铸造作坊存在。
铁器制造业在金代发展很快，最为广泛的是与民间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铁制手工业，包括农具、手工工具、车马具、日用工具、民间兵器制造等。尤其农业生产工具的扩大和民间制造兵器技术的进步，反映了金代生产水平的提高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由于金朝后期禁铜加严，铁铸工艺品得到较充分发展，其技术水平已超过北宋。山西南部各地和石家庄人民公园中的许多铁狮，就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盐业生产在工业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人民生活日常所需，也是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唐制盐法后，大历末年盐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辽、宋时制盐业有很大的发展，金承辽、北宋之后，重视盐业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首。[37]金代产盐主要在滨海地区，而山东产盐又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金史·食货》“盐制”记载：“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38]金朝占有黄河南北地区后，为垄断全国盐利，始置盐使司，并且行盐各有界域，每年盐的总产量史无记载，但据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辽东、北京七盐使司旧课岁入贯文数及旧法每斤钱数加以核算，七盐使司产量总计已达一亿八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三斤。[39]
金代盐制基本承辽、宋旧制。海陵贞元二年（1154）迁燕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其制：“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40]并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但这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常制。随着金代两税法转为纯地税制后，过去随田亩而输的两税盐钱盖已废除，但五代时计口配盐，按价纳钱，其后盐虽不给而征钱如故的弊制，在金代河北地区尚保存着，这即所谓“乾办盐钱”[41]。乾办本是政府对人民所施行的一种暴敛弊政，金朝却以乾办之法，“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其结果是：“民既输乾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42]河东北路的乾办盐钱，岁达十万贯，所以“民多逃徙”。从各地盐价和用盐规定来看，不仅反映地域不同，更反映了金代民族统治与阶级统治的特点。先从盐价的规定看，山东、沧州旧法每斤为四十一文，宝坻为四十三文。大定二十九年（1189）都减为三十文，后以国用不足又改为每斤三十三文。承安三年（1198）十二月，三司又每斤加为四十二文。西京盐旧石两贯，合每斤为二十文；解州盐每斤增为二十六文，西京盐增为二十八文。辽东、北京旧法合每斤为九文，承安三年十二月增为十五文。山东、河北盐价最高，西京、解州次之，而辽东、北京盐价最低。河北、山东主要是汉人居住地区，西京、解州虽有汉人，但契丹、奚、女真人亦不少。辽东、北京主要是契丹、女真人所居。因此各地盐价之不同，不仅由于地域差异使然，且与民族、阶级的统治政策相关。同时可以看出盐的剥削主要强加在汉族人民身上。此外，对猛安谋克女真人，金政府还给予种种便利条件，“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而女真猛安谋克世袭权贵之家，又往往凭借权势，为了谋取厚利，多贩私盐酒曲。[43]女真人不仅游离在盐税负担之外，同时猛安谋克所属贫民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距盐泊远的计口给予。[44]不过从对“富家奴婢二十口止”[45]的规定看，说明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奴婢食盐亦受国法限制。奴婢给盐并不说明金朝对奴婢的优待，而是反映了奴婢的性质与地位，但对其属下的贫民给盐则反映了不平等的民族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