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靺鞨
靺鞨，是隋唐时期主要活动于我国黑龙江流域东部地区的古代部族，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部族发展而来。因《北史·勿吉传》所列勿吉七部：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及白山部，与《隋书·勿吉传》所记载的七部相同，所以靺鞨即勿吉。
一 靺鞨各部的分布及发展
《金史》载：“元魏时，勿吉有七部”[92]，“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93]。勿吉转称靺鞨后，“七部并同”[94]。这说明，在隋及其以前，勿吉、靺鞨内部虽有诸部，但主要是上述七部。这是史书对肃慎族系各部名称最早的记录，需要指出，这里提到的“部”，并非部族，而是氏族。勿吉转称靺鞨后，其内部又随着社会发展重新组合，在唐亡高丽前，上述七大部族中以粟末部和黑水部为最强盛。黑水部“尤称劲健”，内又“分十六落”。[95]伯咄等五部在高丽亡后，一度臣属高丽的白山部，“其众多入唐”；伯咄、安车骨等部，“皆奔散，浸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96]。由此则知，靺鞨部经过演变，在7世纪末和8世纪初，由于外部因素的促使，众多的靺鞨部族统一在黑水靺鞨（即黑水部）和渤海（即粟末部，唐初称粟末靺鞨）之下，也就是说，到了唐玄宗时代，靺鞨一分为二，即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粟末靺鞨在迅速发展中，吸收了不少其他部族和外族加入其建立的渤海政权，后改用渤海为号，而中唐后称靺鞨者，单指黑水靺鞨。
靺鞨兴盛时，其地“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97]。在这一区域内，七部族的分布为，粟末部在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地区，伯咄部在今哈尔滨市附近，安车骨部在今依兰县东南和以东地区，拂涅部在牡丹江中下游地区，号室部在绥芬河畔的双城子（今俄罗斯称乌苏里斯克）及其以北的滨海地区，白山部在牡丹江上游的长白山北麓，黑水部初在今同江县以下的黑龙江南北两岸，后有黑龙江中下游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辽阔地区。[98]此外，隋末靺鞨的一支部族在酋长率领下，徙居柳城（今辽宁朝阳）。[99]唐亡高丽后，粟末部一部分居民亦迁至柳城（唐称营州），与先前移来的靺鞨人并居一地。这两部分靺鞨人，后因契丹酋李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翔反叛，他们在乞四比羽率领下，于公元698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市为中心的长白山北麓建立政权，大祚荣“自号震国王”。盛时管辖所及，东临日本海，北至松花江下游，南有今朝鲜半岛北半部，西南以今辽宁省开原市至丹东市的斜线为其边疆。[100]这说明，原靺鞨七部的居地，除黑水部外，其余几乎全纳入了渤海区域。
靺鞨人大多仍袭祖先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狩猎为生，角弓和楛矢是狩猎工具，也是兵器，没有房屋，凿穴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入处穴中”[101]。他们善养猪，食其肉，衣其皮。但各部发展快慢不一。处南部的粟末部等，发展较快，种植粟、麦、穄，已用“耦耕”方式，有车马，但“车则步推”，能用米酿酒，“饮之亦醉”[102]。这部分靺鞨人到了以渤海为号时期，手工业品有布、绸、各种陶器和玛瑙器等，还从事矿业开发，出产金、银、铜、铁等。处在北部地区的黑水等部，发展较南部慢，仍以“射猎为业”，但已使用铁器，能自“造毒药，传箭镞，射禽兽，中者立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103]。在靺鞨部社会内，财产占有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已相当突出。他们普遍流行养猪，“富人”养猪已多达“数百口”[104]，出现了称为“大莫拂瞒咄”的酋长，并且是“父子世为君长”[105]。由于其首领世受隋、唐王朝册封、赏赐，其部受中原影响较其先人更深，促进了内部的阶级分化。
二 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
高丽被唐军破后不久，以粟末靺鞨为中心建立的渤海政权，与唐王朝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大祚荣建立“震国”后，唐玄宗即遣崔忻前往其地，册封他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又“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领汗州都督”[106]。自此以后，他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宝应元年（762），唐代宗又晋封渤海为国，册大祚荣孙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渤海国之名，即由此而来。渤海立国200多年，传10余世，每次国王更迭，均请唐册封。渤海几乎每年向唐朝贡[107]，据统计，共132次。来时献上各种土特产品，唐王朝回赐各种生活用品。渤海臣属于唐，终唐世不变。唐亡以后，渤海在被契丹贵族灭亡前的20余年间，又5次朝贡于后梁，6次向后唐贡献。其军事、政治制度，皆按唐制建立。
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史有“海东盛国”之称。其首领称王，世代相传。渤海政权建立了完备的军事、政治制度，有“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协助王统治的机构，有政堂、宣诏、中台三省及六部十二司，皆置官职守，境内建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设官牧民。[108]这一切表明，粟末靺鞨称渤海后，已进入了有阶级划分的文明社会，同时在其他的靺鞨部族中，有的也已出现了阶级对立。
三 黑水靺鞨的社会经济性质
在黑水靺鞨社会内，渔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新唐书》载：“善射猎”，“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土多貂鼠、白兔、白鹰”，这些都再现了黑水靺鞨人渔猎生活的情景。他们在生产工具上仍使用石器，沿用其先人的“楛矢石砮”之法猎取大量的貂鼠、白兔、白鹰等，以饱饥腹，维持生存。这就表明他们在按照野蛮中级阶段的方式生活，“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109]。但从考古发现的靺鞨人遗迹看，吉林大海猛遗址和黑龙江中游的靺鞨遗址，已发现大量铁器，如刀、剑、匕首、矛、镞、铠甲、马具以及斧、锛等，也并未完全排除骨镞和石镞，总的来说，黑水靺鞨诸部已处于从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阶段。[110]
据《旧唐书·北狄传》“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的记载，黑水靺鞨也从事游牧活动。夏天，他们来到水草丰美的河谷或草原，捕鱼放牧，以游牧为生，冬天则“依山水掘地为穴”，寻求新的生存方式。显然，他们的生活因四时而变化，尚未定居，这是野蛮时代中期的特征，黑水靺鞨的社会生产力还难以突破这一界限。在渔猎和游牧之外，黑水靺鞨还延续着勿吉的耦耕农业。《新唐书》载：“田耦以耕……有粟、麦”[111]的记载，同仁遗址中出现的铁镰亦表明了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野蛮时代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饲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黑水靺鞨也存在这一时代特征。据史载：“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112]，“畜多豕，无牛羊”[113]，表明猪是黑水靺鞨社会内普遍饲养的家畜，是衣食的主要来源。
在黑水靺鞨内部，氏族组织仍是其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除“相聚而居”外，又分为若干部，《新唐书》载：“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114]由此而知，上述诸部分别为黑水靺鞨十六部之一。此外，《册府元龟》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五月，青州奏，黑水兀儿部至登州卖马”[115]，可知兀儿部也为其一。这些在古籍中称为“部”的族群，实际上属于氏族，他们各自以独立的群体存在，尚未结成氏族联合体。在每一个氏族内，“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116]。“父子世为君长”[117]，是父系氏族组织的继承方式。这样的方式也符合黑水靺鞨的客观需要，他们不但要与中原王朝保持直接臣属，多次朝贡的关系，也需要同中原保持经济上的往来，这就必须要有稳定的首领来主持这些活动，而这种首领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一种世袭的相承关系。[118]
四 靺鞨与中原王朝的经济关系
在隋至唐初的一段时期内，虽靺鞨人中的一些氏族曾一度“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119]，但综观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中原的交往，还是比勿吉时期进了一步。
隋文帝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后，靺鞨首领即于“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隋文帝在接见其来朝者时称，“朕视尔等如子”；其首领表示，“愿得长为奴仆”[120]。隋炀帝初征高丽时，突地稽“率其部千余家内属”，移居柳城。隋炀帝因此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121]。突地稽喜汉族风俗，“请被冠带”，炀帝即“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其后又率部从隋炀帝出征，因“每战有功，赏赐优厚”[122]。隋亡唐兴，一方面，靺鞨各部相继向唐朝贡，归属于唐；另一方面，唐王朝开始在靺鞨地区设州府授官，加强对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靺鞨人的管辖。据史载，居住朝阳地区的突地稽部，于武德二年（619）“遣使朝贡”，唐高祖因此“以其部置燕州”，并“拜突地稽为总管”。后遇“刘黑闼之叛”，突地稽向唐太宗请战，“以战功封蓍国公”[123]。当高开道引突厥侵幽州，突地稽又因力战有功，于“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124]。他死后，其子谨行承父职，亦效忠于唐，因此谨行“历迁营州都督”，“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又因其“破土蕃数万众于青海”，唐高宗“降玺书劳勉之”，后又“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谨行死后，受到唐王朝“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的“恩与”。这部分靺鞨人，至唐武后通天年间，“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125]。此外，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在黑水部分地区设立黑水州，[126]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管理。
与渤海并立共存的黑水靺鞨，这一时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黑水靺鞨多次向中原王朝纳贡，另一方面唐王朝在其地设置府州，授官理民。前已述及，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唐即以其地为黑水州。开元十年（722），“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127]。开元十三年（725），据安东都护薛泰奏请，在“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次年，就其最大部落设黑水州都督，“仍以其首领为都督”，唐王朝又“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其余十部落，唐授其首领为“刺史”，隶属黑水府。[128]这表明，唐中央政府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已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直接行使对这一边远地区的管辖权。[129]开元十六年（728），唐王室又赐黑水府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130]。黑水靺鞨向唐纳贡的次数，据《新唐书》载，“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131]。从《新唐书》记载的来贡次数看，黑水靺鞨入唐次数少于渤海，并且自元和年间以后终唐世八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有来贡。从史书记载来看，原因有二：一是渤海在发展过程中，竭力反对黑水靺鞨直接与唐王朝来往，而渤海区域又在其南，影响了黑水靺鞨通贡；二是在渤海强盛时，“靺鞨皆役属之”，故黑水靺鞨“不复与王会”。[132]后来的事实表明，黑水靺鞨心向中原，所以，等到渤海衰弱，一度役属渤海的黑水靺鞨摆脱控制，其首领兀儿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遣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次年，另一首领胡独鹿又遣使来朝。此后，黑水靺鞨又常来朝贡。[133]
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仅频繁，且交流的物品种类也增多了。在其故地的绥滨县同仁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渤海人的文物。1973年发掘“出土的铁锛、铁带扣和陶簸箕等文物”，“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很相似”，在属于唐代遗存的东宁县团结遗址上层文化中，出土了“唐三彩盒盖残片”，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征集到一件铜马，“形象古朴，背上的骑士头着幞头，足蹬长靴，挺胸扬手，神态威武，类似中原地区盛唐墓中的武士俑形象”[134]。这些文物，无疑是由中原地区传入或仿制的。渤海人“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135]据金毓黻考证，在渤海“宣王之世，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咸和三年，遣学生解楚卿、赵学明、刘宝俊等三人，先后入唐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又咸和七年，亦有遣学生入唐习学之事”[136]。渤海人还在其“文王大兴元年”，派人到唐抄写“《汉书》《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唐礼》”等。[137]由于渤海人喜爱汉族先进文化，积极习识，其经济不能不深受中原影响。
作为中华民族“一体”之“一元”，满族先民在隋唐靺鞨时期与中原汉族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仅程度加深，种类加多，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流互动趋于经常化而必不可少，对靺鞨尤为如此，并且这种联系逐步跃出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融合，以至隋设太守，唐置府州，从此前断续的、少量的经济交流，开始变成经济“一体”之器官，一体化的趋势清晰可辨。
[1]《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2]《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3]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3期。
[4]《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5]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0页。
[6]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宁安牛场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考古》1960年第4期。
[7]《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8页。
[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0页。
[9]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10]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3期。
[11]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宁安牛场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考古》1960年第4期。
[12]《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十三》。
[13]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3期。
[14]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宁安牛场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考古》1960年第4期。
[15]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1页。
[16]恩格斯：“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6页。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4页。
[18]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19]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3期。
[20]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2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7～848页。
[22]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宁安牛场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考古》1960年第4期。
[23]《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8212页。
[24]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3页。
[25]《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7页。
[26]《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4页。
[2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28]《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29]《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7页。
[30]《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3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98页。又见《山海经》卷之十七，《大荒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45页。
[3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6页。
[33]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5页。
[34]《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35]《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挹娄》，中华书局，2011，第847页。
[36]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8页。
[3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7～188页。
[3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02页。
[39]《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5页。
[40]《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8页。
[41]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04页。
[42]《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中华书局，2011，第2535页。
[43]《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7页。
[44]《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4页。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3页。
[4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6页。
[47]《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4页。
[4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4页。
[4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4页。
[5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23页。
[5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6页。
[5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53]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30页。
[54]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考古》1976年第7期。
[5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56]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考古》1976年第7期。
[57]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考古》1976年第7期。
[58]《三国志》卷三十，《魏书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8页。
[59]《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页。
[60]（晋）郭璞注，蒋应镐绘《山海经》卷十七，《大荒北经》注文，文光堂藏本影印。
[61]《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5页。
[62]庄严：《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社会性质》，《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
[63]《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页。
[64]《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1页。
[65]镬，一种类似大锄或镢头的古老农具。
[66]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第44期。
[67]庄严：《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社会性质》，《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
[68]梁玉多、辛巍：《勿吉的农工及相关问题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69]张伟：《松嫩平原早期铁器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70]《吕氏春秋·本味》，中华书局，2007。
[71]梁玉多、辛巍：《勿吉的农业及相关问题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72]涅斯捷罗夫：《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收入王德厚译《东北亚考古资料文集》第5集，《北方文物》杂志社内部出版，2004，第39页。
[73]梁玉多：《关于渤海国经济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
[7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86年第7期。
[76]李砚铁：《黑龙江地区自然环境与史前社会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231页。
[77]《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页。
[78]《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勿吉》。
[79]《隋书》卷八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靺鞨》，中华书局，2011，第1821页。
[8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靺鞨》，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81]《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82]杨友谊：《“嚼酒”民俗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83]《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页。
[84]《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2221页。
[85]《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勿吉》。
[86]《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2221页。
[87]《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勿吉》。
[88]《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勿吉》。
[8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7～188页。
[90]《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19～2220页。
[9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08页。
[92]《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01，第1页。
[93]《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1页。
[94]《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1页。
[9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96]《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9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9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7页。
[9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60页。
[100]《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80页。
[101]《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02]《隋书》卷八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靺鞨》，中华书局，2011，第1821页。
[103]《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1，第2220页。
[104]《北史》卷九四，《列传第八十二·勿吉》。
[105]《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4页。
[106]《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80页。
[10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60页。
[10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60页。
[10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5页。
[110]庄严：《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社会性质》，《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
[111]《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1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113]《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14]《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6179页。
[115]《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入觐》。
[116]《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17]《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中华书局，2011，第2534页。
[118]庄严：《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社会性质》，《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
[11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120]《隋书》卷八一，《东夷传·靺鞨传》。
[12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122]《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123]《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9页
[12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9页。
[1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9页
[126]《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12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28]《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9页。
[129]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44页。
[13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5359页。
[131]《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8页。
[132]《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79页。
[133]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44页。
[13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13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华书局，2011，第6182页。
[136]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篇》，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印，1982，第20页。
[137]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篇》，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印，1982，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