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肃慎人与中原王朝的经济关系
肃慎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政治方面，他们臣属于中原王朝，这在我国古文献中有大量记载；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来往，则生动地反映在其故地考古发现的大量文物上。
一 肃慎人与周朝的贡赐关系
肃慎人和中原居民在政治上建了联系。据《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91]。“息慎”即肃慎。《大戴礼记》《淮南子》和《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说帝舜时肃慎“来服”。按这些记载，早在公元前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人就把其特有的“楛矢石砮”，献给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有了友好往来。有的史书还提到，当夏禹、商汤“受天命”，肃慎也来表示臣服。[92]可见，肃慎人生活的区域虽与中原地区相距较远，但早已信息相通，时有来往。当然，这些虽是来源于传说，但在上古时代就有这些传说的存在，反映了肃慎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很早就发生了。那时的中原居民不仅了解在其东北方有一个肃慎氏族，而且这个氏族在他们心目中，早就和他们有了友好往来，并和睦相处。
商纣暴虐，周文王兴。待武王克商，肃慎人接受武王招抚，派使向周王朝“贡楛矢石砮”[93]，表示臣服于新建立的周王朝。周成王即位，部分东夷反叛，周公挥戈东征胜利后，肃慎人又派人来贺。周成王十分赞赏肃慎人的诚服之心，命荣伯作《贿肃慎之命》[94]。又有“康王之时，肃慎复至”[95]。这些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说明肃慎人最晚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已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并至少三次入周朝贡。所以从政治隶属关系讲，肃慎族在周初就已是周王室东北部地区的远方属民，是“周天子”的“臣民”，肃慎区域是周王朝的王土。按照当时的礼制，纳贡是周代捐税的一种形式，各诸侯国和周边各氏族向周王室贡献，是臣民向天子应尽的义务，谁抗拒纳贡义务，就要受到名正言顺的斥责和讨伐。很明显，我国上古时代的纳贡，和后来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96]的捐税含义是一致的。
肃慎氏族是周朝的属民，其所在是周王朝的王土。据《左传》载，周甘人和晋阎嘉争阎田，周景王派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时明确指出，自武王克商以后，肃慎地区是“吾北土也”。[97]前面引用的《国语》中对肃慎的记载，孔子也说得非常清楚，肃慎来贡“楛矢石砮”，是由于周武王推行加强对周边各氏族管理的结果。
周康王以后，今流传的古籍中没有肃慎来贡的记载，但不能以此认为，自此以后肃慎人与中原王朝无联系了，两地居民无来往了。因为这不仅有后面将探讨的肃慎人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可佐证，而且上举周景王派詹桓伯“辞于晋”时所言也可证明。此事发生于周景王十二年（前533），从康王至景王已历二十二代，景王仍指肃慎所在是“吾北土也”，并说今“吾何尔封之有”？清楚地说明到周景王时，肃慎在名义上仍与周王室保持着臣属关系，若康王以后肃慎与周王朝无来往，说这种空话，岂不给晋以笑柄。据此可以认为，康王以后肃慎与周王朝的来往，或无记载，或有记载在秦时或其后失传了。[98]
这样说，怎样解释《晋书》载，“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99]。《晋书》此载，《通典》《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等皆作了转抄。但是，后一句缺乏分析，言过其实，若此“莫之致”不包括经济和文化来往，仅指政治上的联系，也不符合史实。因为《后汉书》序言中谈道，“康王之时，肃慎复至”[100]。康王在成王之后，肃慎还来朝贡，怎能说成王之后千余年“莫之致也”？《后汉书》修于《三国志》之后，《三国志》无此记事，《后汉书》增加此内容，必另有所据。考《汉书》元光元年诏书中有：“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101]肃眘即肃慎。由此可见，《后汉书》增加康王时肃慎来贡的记事是可信的。
《晋书》所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是紧接此语后还有“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102]云云，明显看出是为了宣扬司马家族的功劳，因为肃慎氏族恢复与中原王朝的联系，首次来贡并不是在司马昭为相时。据《三国志》载，青龙四年（236）五月丁巳“肃慎氏献楛矢”。[103]这一记事也见于《册府元龟》。这说明，在景元末（按本记载，事在景元三年）的20多年前，肃慎已向魏明帝朝贡，所以《晋书》此段记事，需作订正。
从现有史料看，在秦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承认肃慎在政治上与中原王朝无来往，但如何看此问题，很有研究之必要。据之前研究，不排除周康王至景王这一时期有肃慎来贡史失记载或失传，此处我们不能脱离春秋、战国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来议论肃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历史上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中原较为安定，生产有较快发展，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所以那时中原各诸侯国和周边各族对周王室保持着紧密的臣属关系。但后来，周昭王南征和周穆王西征，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周王朝便开始衰落。到周厉王时，周王室的统治已发生严重危机，奴隶和“国人”反抗周王室的斗争，已相当激烈[104]。待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四方诸侯的力量，进入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春秋时代，周王室实际只剩下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成立了独立的政权，先后不再向周王室纳贡，他们为争夺土地、人口和霸权，长期进行着争霸战争。周王朝局处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地位一天天下降，地盘日益缩小。它虽苟延至公元前256年才灭亡，但早已靠着大国的保护过日子。到了战国时代，不仅诸侯国用周王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再提“尊王”口号，而且他们自己先后也皆称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终至秦一统。秦暴政，二世而亡。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概括为“朝不平，贡不纳”。一是周王朝的衰落，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不再向周天子纳贡，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在分裂混战的形势下，肃慎氏族不向衰落的周王朝纳贡，政治上与中原地区中断来往，十分可能。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在春秋时期，连政治中心在今北京市地区的燕国，这时也不大和中原交往。[105]由此可见，即使肃慎人臣服周王朝有至诚之心，在中原混战割据的条件下，地处东北边陲的肃慎氏来中原朝贡，客观上亦不可能。二是中原地区的长期争霸和兼并战争，各诸侯国无力顾及与边疆各氏族、部族的联系。就接近肃慎的燕国来说，那时它的势力虽已伸展到辽东半岛，但它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争夺上，这时肃慎人是否主动在政治上与燕国取得联系，无从考订。不过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挹娄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肃慎与燕国来往的可能性极小。大概在中原混战的局势下，有着“地宜五谷”等有利条件的夫余部得以迅速壮大，也学着中原“七雄”扩大地盘，发展势力，迫使肃慎臣属之。据史载，挹娄于汉代臣属夫余，应当说，这一可能性是有的。三是秦始皇虽统一了中国，但在东北方，其管辖所及没有超出燕国的范围[106]。由于秦王朝存在时间仅15年，结合秦筑长城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看，客观上使秦王朝不可能与肃慎人之间建立联系。总之，西周及其以前和中原有密切交往的肃慎人，后来一个时期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上无联系，是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使然，从其后裔挹娄在摆脱夫余人的控制后即来中原朝贡视之，肃慎人一直仰慕中原文化，心向中原。[107]
二 肃慎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
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必然伴以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频繁交往，并常常以此种交往为先导，成为发展和巩固政治上密切关系的基础。古今中外一切民族间的友好往来，都是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在我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来往，无不带有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内容。具体来看，当少数民族来中原或在某一地区以其特有的产品贡献给中央王朝表示臣属时，朝廷也总是以大量的布帛、器具和粮食等，“赐予”朝贡者，以示对臣民的“体恤”。但是必须指出，这种贡赐关系，绝不是商品交换，它与贸易性质的经济往来，有本质区别。[108]
肃慎人与中原居民在经济上的交往，据文献记载，只知其有“楛矢石砮”和名为“麈”的猎获品传入中原，他们在多次来贡过程中还带来哪些物品，中原王朝回赠了他一些什么器物，先秦古籍皆无记载。至于两地民间的经济交往，更无文献可考。但是，在肃慎故地的考古发现，从文物反映的文化内涵上，看到了中原经济对肃慎氏族的影响，由此可知肃慎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交往方面的大概，计有五端。
第一，从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看，虽然不少石制品的形制反映了肃慎原始文化的特殊性，但也发现了很多与中原地区同类制品一致的文物。如在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和绥芬河流域等地出土的石刀，为穿孔半月形或长方形[109]。这两种形制的石刀，流行于我国仰韶文化，延续到商周春秋之际，是中原地区收割禾穗最常用的工具。又如在西团山遗址发现的斜刃石斧，是龙山文化分布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石斧的基本形制。[110]由此可见，肃慎人的石制工具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两地经济交往的结果。
第二，中原经济对肃慎原始经济的影响，突出地反映在其故地发现的陶制品上。在今松花江以东的黑龙江省境内，近年来出土了不少陶器，有些陶器上拍印有方格纹[111]。方格纹是我国龙山文化特有的纹饰，一直流传到战国以后。很明显，这些陶器上的方格纹，是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产生的。再从陶器的种类看，许多肃慎遗址出土的陶器有鬲、豆、鼎和甑等。如在吉林省永吉县星星哨遗址采集到许多鼎、鬲足[112]，在西团山遗址发现了很多甑、鼎等[113]，在吉林和长春市一带出土的陶器有不少“直口尖足大分裆鬲、直口筒状鼎、实心把的豆”[114]等。鬲、豆、鼎和甑等陶器，是古代中原地区炊煮和盛放食物的特有器物，其中的陶豆是自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直至商周之际中原地区流行的典型炊煮器，汉文“豆”字就是产生于豆器形的象形字。
又从同类器物的形制看，许多器物几乎完全相同。如西团山遗址发现的“浅袋锥足鬲”，与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鬲相似。[115]又如团结遗址中出土的各种陶豆，其中的“直把浅盘豆、罐式豆”，与中原地区战国时代的同式豆相同；“高圈足浅盘豆”，与龙山文化分布区的辽东半岛春秋时代同式豆类似。[116]这些形制相同的陶制品，要么由中原传入，要么是仿制品。
陶制品最能说明原始文化归属。肃慎故地出土的大量陶器，许多在纹饰、种类、形制上与中原地区一致，一方面说明肃慎部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同时也揭示出肃慎部和中原居民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若无密切的经济联系，却有诸多器物纹饰、种类和形制上的一致，殊难想象。
第三，在许多遗址中，还发现了剑、矛、刀、斧、环、釦和连铸状饰物等青铜器。在之前讨论肃慎人的社会性质时已经指出，这些青铜制品应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理由除前述外，从形制上也可看出其即使不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也是得之于其住地附近的华夏人之手。如骚达沟遗址发现的铜刀，“与唐山雹神庙铜刀范形式一样”；出土的“方銎扇状刃铜斧，与辽东半岛牧羊城、官屯子河古墓中出土的铜斧形式一样”[117]。这些青铜制品在肃慎故地出土有力地证明，春秋战国时期肃慎人与中原居民的经济交往并未中断，因为这些文物经鉴定，绝对年代约相当战国及其以前。[118]
第四，肃慎人用猪头随葬，体现了肃慎人与中原居民在风俗习惯上也相同。在中原地区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随葬物品普遍有陶器、生产工具和装饰物。这些随葬品，如前所述，在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发掘的墓葬中，也发现了。用猪头随葬，是中原地区原始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如湖北青龙泉的龙山文化墓葬，一座墓中发现有14块猪下颚骨；南京的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墓葬里，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猪下颚骨；属于齐家文化的临夏大河庄遗址的一座墓里，放置猪下颚骨36块；临夏秦魏家遗址的一座墓里竟多达68块。[119]这种葬俗，也普遍存在于肃慎墓葬中。如在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等地的墓葬中，均发现用猪下颚随葬，其中土城子墓葬90%的石棺盖上散布着猪牙。[120]这就说明，肃慎人与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随葬品，不仅种类基本相同，而且用猪头随葬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显然是两地居民频繁经济交往，互相影响的结果。
第五，在中原地区住宅发展史上，在地上建筑未出现前，普遍流行半地穴式的房子和以窑穴作仓库。这种风俗习惯，同样存在于肃慎地区。如吉林、黑龙江两省发掘的原始居住遗址，众所周知，都是半地穴式的，也发现了窑穴。在这些窑穴中，出土了各种器具等，证明肃慎人也用窑穴作仓库。稍有差异的，一是中原地区的半地穴式住屋，一般为圆形，方形次之。而肃慎地区的半地穴式住屋，一般为长方形，方形较少。但在面积大小和土穴深度方面，又基本相同。二是西安半坡发现的窑穴仓库，多在室外；其他地区在室内的，也为数不多。肃慎地区的情形则相反，窑穴一般在室内，只有少数在室外。以上两点差别，前者应当是肃慎住址挖在山的斜坡上，故以长方形为多；后者大概因东北地区气候严寒，为取物方便之故。这里应当说明，住土穴虽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结合上述的多种相同点看，不能说这种一致性与两地居民经济的相互影响无涉。[121]
从上举五端可以看出，体现在生产工具、陶器、随葬品和住屋上的一致性，无疑是肃慎人与中原居民在长期频繁的经济交往中，中原先进经济和文化对其影响的结果。当然，在人类初期的发展史上，互相没有来往的氏族、部族在经济、文化上，也有相似之处，但肃慎原始文化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多方面的相同，如青铜制品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中原流入肃慎地区的，显然不能属于这种情形。这就说明，自远古至汉代以前，肃慎人与中原居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交往密切。这种交往，并未因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政局丕变而停止。
在经济交往中，肃慎族的特有物品传入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经济的补充作用，目前尚无资料作全面介绍。仅就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的楛矢石砮来看，就已丰富了华夏民族经济的多样性。这不仅体现在周武王时把楛矢石砮当作贵重物品赐给异姓诸侯王，且受赐的诸侯王也把它们当作珍品，藏于府中。[122]后代的史官和文人写肃慎故地史事，也均有楛矢石砮的介绍。在一些文人骚士的笔下，楛矢石砮成了他们增添文章文采的素材。如马锡的《中山狼传》中就有，“简子垂手登车，援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清初，一些被清廷罢官流放到东北地区的关内仕宦，他们身处逆境，还借机到牡丹江和松花江一带寻找楛矢石砮。他们按自己所见所闻，有的把石砮说成“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坚过于铁”，可“用以砺刃”[123]；有的说，“色黑，或黄，或微白，有文理，非铁非石，可以削铁，而每破于石”；“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匹布不可得”[124]。可见，肃慎人与中原人的经济联系在今天看来虽很有限，但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建立在中原地区居民与肃慎人生产方式差异基础上。肃慎人以狩猎为生，因此才有“楛矢石砮”著称于世，而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农耕时代，可以想见会将狩猎工具视为奇珍。农耕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体现为中原人对肃慎人的经济影响更大，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影响集中在生产工具、陶器、青铜器、建筑等方面，对肃慎人的经济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意义。
满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重要的“一元”，这从周至西汉肃慎部与中原王朝经济联系的建立就开始了，此后绵延不绝。从经济史来看，满族这“一元”在华夏民族“一体”化中，既有“一元”对“一体”的独特经济贡献，又有“一体”对“一元”的经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并不总是对等的，像商品等价交换那样。在不同时期，其中某一个方面会占据主要地位，且相互作用的经济形式也不尽相同。
[1]《山海经》卷十七《大荒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45页。
[2]《左传》昭公九年。
[3]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8页。
[4]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0页。
[5]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2页。
[6]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4页。
[7]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62页。
[8]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2页。作者在此未能区分氏族、部族与民族，一律以民族代指。
[9]刘子敏等：《东北亚金三角沿革开发史及其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第103页。
[10]张博泉、魏存成：《东北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第35页。
[11]楛矢：用长白山区的楛木制作的箭杆。石砮：用松花江中坚硬的青石磨制的箭头。
[12]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66页。
[13]《金史》卷二四，《志第五·地理上》，中华书局，2011，第549页。
[14]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9页。
[1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3页。
[16]张国庆：《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渔猎农牧经济特征论》，《北方文化》2006年第4期。
[17]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2期。
[18]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附表。
[1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4页。
[20]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第193页。
[21]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0页。
[22]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1页。
[23]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2期。
[24]杨思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新华出版社，2013，第9页。
[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3页。
[26]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27]黑龙江省博物馆：《宁安牛场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考古》1960年第4期。
[2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1页。
[29]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2页。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页。
[31]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附表。
[33]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34]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5]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3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页。
[3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38]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39]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40]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1]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43]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4]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附表。
[45]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5页。
[46]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6页。
[48]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49]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50]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5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847～848页。
[52]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53]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6页。
[54]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55]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56]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57]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58]《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1，第2812页。
[5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3～37、184页。
[60]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9页。
[6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3～34页。
[6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79页。
[6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72页。
[64]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65]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66]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东宁县大城子新石器时代居住址》，《考古》1979年第1期。
[67]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康原始社会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3期。
[6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一百四十九·北狄·靺鞨》，中华书局，2011，第5358页。
[69]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70]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71]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72]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83页。
[73]薛红：《肃慎和西团山文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74]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75]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41页。
[77]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7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1页。
[79]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80]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8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41页。
[82]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86页。
[8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0页。
[8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5页。
[8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0～186页。
[86]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87页。
[8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2期。
[88]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89]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90]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10期。
[91]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92]《大戴礼记》，《少闲第七十六》。
[93]《周礼注疏》卷三十九，《冬官考工记第六》。
[94]《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外臣部·褒异》。
[95]《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2011，第2808页。
[96]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81页。
[97]《左传》昭公九年，《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四五。
[9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14页。
[99]《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肃慎氏》，中华书局，2011，第2535页。
[100]《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2011，第2808页。
[10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102]《晋书》卷九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肃慎氏》，中华书局，2011，第2535页。
[103]《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中华书局，2011，第107页。
[104]“国人”，指周王国和各诸侯国国都内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也包括一些贵族。
[105]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第294页。
[106]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全图》中，肃慎族系没有在秦之版图之内。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第15～16页。
[107]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17页。
[10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18页。
[10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1页。
[110]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11]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2期。
[112]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永吉县星星哨水库管理处：《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113]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页。
[115]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16]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第3版。
[117]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18]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19]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第85页。
[1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第40页。
[121]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21页。
[122]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22页。
[123]（清）吴振棫：《宁古塔纪略》，载（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891，第346页。
[124]（清）杨宾：《柳边纪略》，载（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891，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