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J村的主动城镇化

作为本书的主要样本村，上海市J村的城镇化经验是我们重点解读的对象，本书将通过对该村城镇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剖析其主动城镇化的基本结构，揭示其成就、代价及不足，在此基础上，探讨该路径的特殊价值和一般价值。

J村主动城镇化经验探索与形成的过程，就是该村由负债累累到主动求变最后成功实现村强民富目标的华丽转身过程。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性约束，改革开放之前的J村，其城镇化推进方式与全国其他农村的主流推进方式没有差异，都是在计划经济框定的框架内次第展开的，是最严格意义上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城镇化模式，无论是其内容还是方式，抑或是速度，都是被严格规定和计划的，“三农”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是被刚性界定的，农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机械的执行者，既没有主体性，也没有主动性。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主动性开始被一点点地释放出来，但是，其释放速度却因时、因地、因业和因人而不同，总体看来，还是处于一种试探性缓慢释放状态，而且，路径依赖现象非常严重。彼时的J村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推进，其一是回归到农民熟悉的“兼业”模式，即农民在从事农业之外，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具有典型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特征；其二是跟着主流发展模式跑，走工业化兴村道路，兴建村办工业，与周边村庄一起，上马一些低端、低附加值的工业项目。前一种主要见于个人的城镇化行动，后一种则是J村人的集体行动。实事求是地讲，这两种路径的选择，主要体现的是农民自己的意愿，是农民的一种自主选择，但也仅止于此。囿于农村工业人才的缺失和农民科技知识的匮乏，这种自主选择不过是模仿发展，甚至是跟风抄袭，没有能够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要素谋划适合自身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因此，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够依靠工业促进村经济实力的壮大发展，反而因此欠下巨债。而个体化的“兼业”模式也举步维艰，难见成效，更谈不上以此促进整个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阶段是农民从最严格意义上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城镇化模式走向实现主体性、发挥主动性、自主经营城镇化的序曲阶段。

J村的主动城镇化探索的真正起点是1994年底，自此时间点开始，经过15年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至2009年底，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由负债1780万元到农方收益6.4亿元的历史性转变，实现这个转变使用的时间之短、取得的成绩之大、发展态势之平稳以及发展趋势之强劲，都可以归为奇迹之列。奇迹之所以能够在该村而不是在其他村发生，必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按照J村人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城镇化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主动城镇化。

一 J村城镇化的基本模式

J村初步构建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时间，可以粗略地界定为1998年，其标志性事件是“上海J村综合贸易市场”被上海市M区工商分局正式批准成立。1998年以前的探索经历，包括“三场一路”的成功实践，是主动城镇化的试错时期和准备阶段，此后取得的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是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雏形的成形阶段，时至今日，这个阶段仍在不断延伸，J村人正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能力和实干精神，不断推进与完善着自己的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

当然，关于J村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问题，目前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质疑：J村有没有确立起自己的城镇化模式？J村人能不能提主动城镇化模式？什么是J村的主动城镇化模式？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发生于政界、学界和J村内部的不同意见，对J村及诸如此类的城镇化先发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意见分歧本身就已经说明主动城镇化发展道路与大家习以为常的传统模式的差异和人们对这一模式本身的深入思考。因此，我们认为，各种意见正在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着主动城镇化模式的各个侧面，并从不同角度，为主动城镇化模式的完善提供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各种反对意见中，有一种意见具有代表性，它从爱护、保护和促进的角度，为J村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建议J村，不要将自己所探索的城镇化实现方式界定为“模式”，而应该用“经验”一词加以表述，认为一旦表述为模式，就容易走向僵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它在告诫J村人，也在告诫我们和关心J村发展的相关研究者，该村的主动城镇化道路还很漫长，所取得的成就只能说明近十几年的发展事实，以后的路怎么走，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属土地面积锐减或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不断完善主动城镇化路径，还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认为，用什么名词归纳该村主动城镇化探索成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技术性问题。剖析J村已经走过的城镇化历程，可以发现，它提供给人们借鉴的经验已经涉及农村城镇化的方方面面，它向人们展示的成果也非常多样化，通过梳理这些丰富经验和多样化成果，可以发现，其本身的结构关系已经非常明晰，结构内部各要素的互构关系及互动轨迹也较为定型化和常规化，系统性、结构性、常规性及未来发展的内生逻辑关系也初见端倪，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些散乱的经验事实，而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系统化经验整体。基于此，我们认为，可以用“模式”一词，来归纳该村在主动城镇化探索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性成就。

作为J村人的创造性成果，主动城镇化模式是一个开放系统，分别由以下五个方面所构成，分别是：主动城镇化的动力、主体、实现机制、基本经验和内在价值。其中，动力因素因为来源的差异，又可以区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两个方面，内在动力是来自J村集体内部的推动因素，包括还债的压力、求富的愿望、创造潜力、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对村领导的信任和寄托，等等；外在动力则包括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发效应、城镇化的推动、市场经济的挤压、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等等。另外，构成该模式的其他四方面内容，也包含着自己的构成因子，同时，五个方面之间还有着密切的互动和互构关系。详细情况可参见图2-1。

图2-1 J村主动城镇化基本模式示意图

图2-1粗线条地勾勒出J村主动城镇化的基本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既蕴含了批判结构主义有关“结构对个人、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构主义思想，将J村的主动城镇化模式置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上海的宏观发展背景之中去思考、定位和诠释；同时，也蕴含了结构功能主义有关“考察各种社会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由一个至高共享的规范体系所限定的各项功能要求”的思想，在这里，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认识此处所谓的“至高共享的规范体系”。从宏观层面思考，这个规范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J村的主动城镇化从我国行政系统中最小单位的层次，为这个宏观层次的良性运转发挥着正功能。从中观层面思考，这个规范体系则是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J村在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同时，一方面，成为上海市整体发展格局中的一个积极因子，发挥了力所能及的正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次级极点，通过极化与扩散效应，与辐射圈内的各因子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从微观层面思考，这个规范体系应该是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等诸要素的村级层面的愿望综合体，构成该村主动城镇化模式的每一个因素，在与其他因素发生互动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因素，相互促进，形成了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成果，则为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形成了经济发展带动村庄整体进步的和谐局面。

J村主动城镇化模式还蕴含了建构主义关于“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的理论探索。实事求是地讲，J村之所以能够走出负债困境，实现集体经济的腾飞，原子化个体的努力，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村民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J村的发展，以及J村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不是被外来力量制造出来的，而是村民，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村集体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他们泪水、汗水与智慧的凝结，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诠释着个体的价值，诠释着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村民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J村的主动城镇化，是以集体层面的主动城镇化为主线，以个体层面的主动城镇化为辅线的整合和兼容过程。

二 J村城镇化的结构性要素

自1998年7月成立上海J村综合贸易市场开始，J村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就初步成形，在此后的十几年内，该模式本身不断丰富和发展，到2008年时，形成了以“上海J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标志的较为成熟的主动城镇化模式。在该模式中，新的产业形态、共享式股份制产权形式、新型的居住模式、独具特色的土地经营方式和人的现代化是基本的结构因素，它们之间呈现的是密切的依存性关系。

（1）市场选择式产业形态

J村主动城镇化的产业形态具有流变性特点，其流变规模与流变方向决定于市场力量，也就是说，J村人根据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和把握，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适合市场发展要求、具有极强活力的产业形态，我们称之为“一业为主”的产业形态，其基石是“一业为主”中的“一业”，即第三产业，主要指J村市场业。“一业为主”产业形态的初始样式是“三场一路”，更确切地说，是J村人从“三场一路”中总结出来的市场理念和市场行为；其成形样式则是J村市场。迟至1998年成立综合贸易市场之前，J村人扬弃掉原先存在于该村的其他产业模式，单独经营一个市场，直到第一个市场衍生行业——“上海J村广告公司”于2002年出现之时，该村才走出单一的市场模式，形成以市场业为主、多个衍生行业并存的产业形态。到目前为止，J村主动城镇化的产业模式被定格为：以J村市场为核心，以小额贷款公司、物流公司、旅游公司、广告公司、财务公司和电子商务公司六大服务公司为辅的“一主六辅”产业格局。

截至2016年4月27日，J村市场的经营面积已达80余万平方米，入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商家8000多户，外来经商务工人员23000余人。它既为J村人带来了巨额财富，成为J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又为外来务工人员和本村村民提供了两万多个就业岗位。作为J村市场业的衍生行业，除旅游公司外，其他五大服务公司的主体功能是市场的配套功能，承接的是J村市场释放出来的商业机会，即利用市场发展带来的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所形成的商机，开发相关服务产业，一方面，为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带来不菲的收入，另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J村市场功能，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旅游公司的成立，非常直观地反映了J村产业结构变更的内在理路，即根据市场的变动，调整产业结构：J村村民将之形象地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实际上，这一理路在上述五大衍生行业的举办过程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彰显。旅游公司的成立与J村实施的一项福利政策直接相关，按照村民的解释，J村每一年都组织村民外出旅游，“年轻的一年两次，年老的一年一次，党员每年会多加一次”^[2]。开始时，村里委托上海市相关旅游公司来运作该项活动，由于这是一个常规化的、动辄上千人的集体活动，所以，村集体每一次的支出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精明的J村人看到了这样的赚钱机会，于是，在与其让外人来赚钱，不如自己办公司，自己赚自己的钱的思路启示下，他们成立了旅游公司，从为自己服务开始，拓展出旅游服务的衍生行业。

从目前的运转情况看，六大衍生行业不仅很好地配合了J村主业——J村市场的运转，而且，各个行业本身也收益颇多。以2009年为例，六大衍生公司年总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利润收益达2000多万元，成为该村经济领域的新生长点。实际上，J村人开拓衍生行业的努力还在继续，在该村的“十二五”计划中，会展、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行业又是他们的瞄准对象，这是他们把握J村市场释放出的众多商机，进一步调整“一业为主”产业形态的开拓性努力。

总之，开拓衍生行业，一方面，诠释了J村人善于寻找商机、把握商机和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另一方面，也诠释了该村产业结构内部的组成要素及互构关系，体现出“一业为主、一业特强、抗风险能力强、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产业发展构思。

J村的这种产业形态，具有较强的极化效应，它让这个村域面积仅有1.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443名村民的小村落，集聚了8000多户商家，23000多名外来经商务工人员，与同期发生在浙江省的“温州模式”相比较，具有更好的城镇化效应，显示出J村主动城镇化模式的实践意义。“温州模式”是“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农村个体经济体系，在生产领域发展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市场，并通过个人外出经商，使生产与销售结为一体……但由于个体经济的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技术构成难以提高，这种方式的城市化也面临一定的困难”^[3]。实际上，影响“温州模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的因素，除了较小的个体经济规模外，其“扩散型”的发展方式也是重要原因：地少人多、交通不便的先天资源禀赋劣势，让温州人难以在自己的村域范围内找到大市场，他们只能远走他乡，寻找商品销售市场，所以“温州模式”虽然富裕了一大批温州人，也直接带动了全国许多地方城镇化的发展，但却在推动当地城镇化发展方面没有达到其经济上的成绩。与之相比较，J村的发展模式就有着人口的蓄水池功能，不但留住了本村人，而且将大批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在成就本村经济奇迹的同时，发挥了城镇的极化效应，将自己塑造成为推进周边区域城镇化的小极点，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产业形态能够成为其城镇化结构性要素之一的原因。

（2）共享式股份制产权形式

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村民对集体资产存量与增量的共有共享，是J村主动城镇化的鲜明特点，也是该村实现民富村强、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截至2010年，J村已经先后进行了两次股份制改革，并于2008年10月，成立了上海J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完成了共有共享式股份制改革，从而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证了全体村民对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财产权、共享权、管理权和处分权等法定权益。

J村股份制改革的初衷是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使其共享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它是J村人对全国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保障境遇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村被征地农民“高高兴兴地当上了征地工，灰溜溜地成了下岗工”^[4]遭遇反思的结果，希望通过以农民“带股入城”的方式，保证他们在失去土地这一传统的保障资源之后，获得一份永久性的财产收入，实现由土地保障向股份保障的转变。基于这样的初衷，J村股份制改革采取了“切块改制、分步实施”的改革策略，这也是该村股改分两次进行的内在原因。同时，该村股份制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并能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从而形成不断发展的良好局面，重要原因是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的初衷迎合与满足了该村农民“均贫富”的传统意愿。正是基于此，我们将他们的股份制改革成果称为共有共享式股份制产权形式。

第一次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时间是2005年10月，范围是J村下辖的原牛头浜管理区土地以外的所有集体资产，共计人民币7829.87万元。以全村1956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农龄为量化依据，以1022元/年为标准，将该块资产量化到每一个村民，以现金的方式兑现到村民手里。这是该次股改的第一步，通过这一量化过程，村民真正成为该块集体资产的共享、共有者。第二步是成立上海J村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方式，吸纳村民投资入股，将村民转化为股民，从而实现村民“带股进城”的目标。这样，J村村民就整体转化为股份公司股民，开始以双重身份参与集体经济的整体运作。

由于对参股对象、参股种类和参股比例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进入股份公司的村民身份也相应发生分化。另外，由于农龄长短不同，人头股的参股数量也有明确的分类，因此，村民之间在股份占有量及股息分配量上也存在明显的类别差异，这是造成部分村民对股改政策不满的主要原因。但是，总体上看，J村第一次股份制改革是成功的，通过改革，明晰了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归属和村民的权利义务。同时，使农民以股民的身份“带股进城”，让他们在失地之后有了一份永久性的财产性收入和生活保障，既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又化解了因被征地产生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导J村经济社会诸方面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状态。

第二次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时间是2006年12月，范围扩大到第一次股改范围以外的所有经营性资产，包括J村通过对外投资而形成的资产，共计人民币34600万元，是第一次股改资产的4.4倍多。这次股改仍以全村1956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农龄为量化依据，不同的是，由于量化分配的净资产高达2.4亿多元，农龄年分配标准提高至3178元/年。另外，与第一次股改相比较，第二次股改在下述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分别是：①入股份额发生了变化，主要指原农学院、市建四公司的征地人员在第一次股份制改革时持有半股的，改为1/4股；②集体股比例提高，由原来的占总股本10%，改为28%；③兑现原则也由一次性现金兑现到村民手里，改为分三年兑现到位；④入股对象发生变化，第一次股改时可以入股的“农龄在县属以上单位的人员、顶替进入县属以上单位的人员、下放工人进入县属以上单位的人员”^[5]不再允许入股。

从根本上说，前三个变化是股份制本身结构因子之间比例关系的微调，对J村集体和村民利益来说，不具有根本的意义，但是，第四个变化却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改变，因为这一改变进一步厘清了J村村民内涵与外延的边界，从而明确了在共有共享式股份制范围内，应该享受权利与必须履行义务的群体成员资格，从而使改制后J村集体经济，更少具有利益均沾的特点，更多的是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方式发展自己。

经过两次股份制改革以后，共有共享式股份制产权形式主体架构得以确立，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村建制保持不变，不分配正在使用的集体土地和公益性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别由村民委员会、公司经营层和J村全体村民组成。

第三，股份类型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分别是集体股、岗位股和村民股，其所占比例分别是28%、52%和20%；集体股以集体资产入股，岗位股和村民股以现金入股；在公司政策允许范围内，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四，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分配原则。

第五，村企分开，股份公司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应政策，管理和运行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执行机构，监事会承担监管职能。

时至今日，这个共有共享式股份制产权形式的主体架构得到了实践的不断检验，J村人也与时俱进地对其基本因素进行不断的完善与改革，使之成为J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可信赖载体。当然，由于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原因，J村的股份制经济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所区别，这两个原因分别是：①村股份公司的主要策划者、发起人和决策者是J村“村两委”领导，主要是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吴××；②股份公司是由村集体经济转制而来的。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的存在，J村的股份制经济还难以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管理和运转，再加上村领导人本身拥有超群的能力和崇高威信，并且村庄管理人才又相对缺乏，村庄熟人社会影响深远，致使党、政、企领导班子人员相互兼职现象严重，政企不分、党政企不分既成为当时J村企业有效运转的保证，又成为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3）相对集中的分散居住模式

J村村民居住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相对集中地分散居住，所谓相对集中，就是指村民在近村的某几个楼盘集中购买商品房；所谓分散，就是指村民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购买不同区域的商品房居住。这一居住特点形成的关键原因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建城中村、鼓励村民进城购房，这是时任村领导基于J村已有的产业特点和对未来发展需要的判断提出、执行和推动的。

J村是靠综合贸易市场来发展村级经济的，因此，市场的规模和质量就是该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但是，区域位置的特殊性，给J村市场发展带来了种种限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建筑物空间高度的限高规定——在该村南北两端，正在建设和已建成的地铁9号线和12号线出口站点，以及两个卫星接收站都对J村建筑高度提出了限制性要求，这是J村市场建设无法回避和无法选择的刚性制约。因此，向空间发展，通过楼宇经济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质量是不可能的；向地下发展又受到经济实力、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约束。所以，在没有开发地下市场的条件下，对J村来说，在面积不大的村属集体土地上做文章，尽可能地挖掘现有土地存量潜力以扩大市场规模，就是一个成本低、见效快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的现实，不实施旧村改造、不兴建其他发达农村体现农民福利的别墅区，引导村民到上海市城区购买商品房，让民居向上海市区发展，一方面，通过融入城市居住环境，实现“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6]重组，促进该村农民加快向市民转化的步伐；另一方面，腾空旧民居用于市场发展，就成为J村领导理性思考后的村域城镇化政策选择。

但是，由于牵扯到老宅基地动迁、新居选址，以及老宅出租的巨额利益等问题，该居住模式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其中，阻力最大的是旧民居惊人的出租利润。据村民反映，截止到我们进村时，未搬迁的村民，房屋出租租金很高，年租金收入在80万元到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很多，占到J村所有家庭户的1/4。而且，这些家庭全部在村外买了商品房，村内老宅只用来出租，最多就是留守一两个老人，一方面管理房屋，另一方面收取租金。这样，他们就既可以充分享受新居的舒适，又可以获得巨额的旧房租金收益，因此，在搬迁问题上，态度强硬。截至2010年底，仍有近1/3的老宅没能动迁，新的市场与旧的村落交互重叠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房屋出租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也较为严重。

为了解决老宅基地动迁难问题，J村开始时通过新房换旧房，后来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鼓励村民外迁。但是，由于受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商品房价格飞涨的影响，村集体用于购买老宅的现金也水涨船高：第一批动迁的村民，每户在J村苑等小区得到了几套中小户型的新房（与旧房面积相对应，各得到1、2、3套不等的新房），除了自己家庭居住外，一般都有一套住房出租，年租金可高达3万元左右。另外，村集体每年给予物业补贴，由过去的人均四五百元，逐步提升到2009年的人均1880元。以后的动迁户，可以直接从村集体支取现金，人民币数额由480万元增加到600多万元。但是，随着补偿的现金数额增加，有意愿动迁的村民越来越少，有的村民甚至要价2000万元也不愿搬迁。更有甚者，少数村民从村集体手里拿到动迁款后，重返旧宅，既不肯搬迁，也不肯退款，从而加大了旧村动迁难度。

J村希望通过新的居住模式来置换村民原有的居住空间的设计是适合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的，对于加快农民的城镇化进程也大有助益。已经实现搬迁的旧宅区域被纳入市场建设范围，促进了J村市场量的提升和质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动迁举措的设计与推进发生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既缺乏法律支持，也缺乏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当村民出于个人眼前利益而讨价还价、不肯搬迁时，村集体办法不多，唯一可采取的，就是不断提高动迁费用，其结果，一方面，引起了不同批次动迁村民之间的矛盾，引起村民对村集体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所谓“钉子户”的胃口，漫天要价，既滞缓了动迁的推进步伐，也增大了动迁成本，进而遏制了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一困难充分显示，发生于村级水平的主动城镇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尽管艰难，在村领导和村民的努力下，新的居住模式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可，老宅基地动迁继续得到推进，新市场建设也有序展开，以此为契机，J村主动城镇化模式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但是，动迁过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对主动城镇化的推进与完善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判。

（4）“种砖头”的土地经营方式

由于J村坚持不撤村的策略，所以，尽管在当时上海市的城市规划中，其村域面积大多数被规划为城市区域，但其土地的集体性质还是得以维持和延续。另外，由于规划刚出台不久，还有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和新旧规划的衔接与并轨问题，因此，该村还可以凭借已经形成的市场发展格局，继续经营属于集体性质的土地。换句话说，J村自1995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土地利用模式还在新规出台后继续推行。作为主动城镇化模式的重要因素，其土地用途和收益方式成为该模式的重要支撑。2016年4月27日实施的政府新规定，虽然大面积缩减了归属该村所有的集体土地面积，但还是给他们保留了部分土地空间，其既有的土地用途和收益方式仍在顽强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发生产业模式的变更，其创新的主动城镇化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将是我们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在被划归城区之前，J村人在村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经营方式，也形成了独特的土地收益方式，这就是J村前党委书记吴××所形容的“种砖头”。

“种砖头”这个概念是从“种粮食”套用过来的，意指J村农民不再依靠“种粮食”的传统耕作方式讨生活，而是通过建造市场用房、以市兴村的发展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的腾飞；同时，“种砖头”这个概念还暗含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市场所拥有的独特优越性，它告诉人们，J村兴办市场的主要发展要素是集体土地，通过转变土地的经营模式，变“种粮食”为“种砖头”，在产权归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兴建房屋，形成租赁市场，然后靠租赁厂房、店面、仓库等方式，实现商品批发、零售、储存和货运的集群格局，从而发展与壮大市场，最终实现以市兴村的发展目的。

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种砖头”，这既是J村举办市场的优势所在，是该村探索出的主动城镇化模式最突出的结构性要素，也是该模式迅速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以村为单位，走主动城镇化道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键支撑要素。简单地说，J村在开始兴办市场和经营市场的过程中，可以方便和低投入地利用集体土地，从而在事实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投入成本，并且使经营所得不仅包括纯粹的经营利润收益，还包括各种地租收益，因为“农村集体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乡村集体企业的土地使用上不向任何其它部门付地租。所以，私人企业的生产成本总是包括地租，而乡村集体企业的生产成本则不包括。但这绝不意味着地租在乡村集体企业中不存在。事实上，它直接转化成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7]。这就是他们所凭借的独特优势，因此，“种砖头”的土地使用与收益方式是J村主动城镇化最突出，也是最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并对其他各要素的运转起着基础性决定作用。

当然，这种“种砖头”式的集体土地经营模式，与我国既存的、正在发生效力的相应土地法规是存在冲突的，其中，最大的冲突来自J村对村集体所有土地性质与用途的擅自变更，特别是对村集体非建设性用地的性质和用途的违规转变与利用，这是该村主动城镇化模式被相关各方诟病的重要原因。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段，这种村级集体层面的违规操作还有存在可能的话，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时段后，不论发生在何种层面上的违规、违法操作都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J村来说，村属集体土地面积被大面积缩减，不应该是一件坏事，而应该是他们再次创新发展的好时机，“种砖头”式土地经营方式的本质内蕴，仍然是他们主动探索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支撑要素。

（5）人的现代化嬗变

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从12个方面勾画出了现代人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分别是：①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②接受社会的改革与变化；③尊重并愿意思考不同意见和看法；④守时惜时；⑤强烈的个人效率感；⑥计划；⑦知识；⑧可依赖和信任；⑨重视专门技术，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⑩乐于让自己和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对教育内容和传统智慧提出挑战；⑾自尊与相互尊重；⑿了解生产及过程。英格尔斯对现代人基本特征的描述，尽管有着强烈的工业主义色彩，并且不太全面，也可能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它为我们研究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思考视角。对照这个描述，研究J村人自1995年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体现了他们已经开始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转化。

第一，以创新的态度接纳新思想、新观念是J村人的标志性特点，是他们已经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一个显证，也是他们从负债困境中胜利突围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这一标志性特点既是社会环境的作用结果，也是自身困境的压迫使然。所谓社会环境，乃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向的改革开放，是我国从整体到局部所发生的从封闭保守向改革开放转变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氛围中，作为村集体、作为个体，顺应形势发展要求，接纳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新思想体系和观念形态，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因此，从这个侧面讲，J村人的“人的现代化”转变，是积极主动顺应了时代的客观要求的，也符合批判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或曰成为这些理论成果的现实注脚。所谓自身困境的压迫，就是指穷则思变、穷则思改；就是在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状态下，希望通过践行新的思想观念、摆脱自身困境的一种被迫抉择。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力，促使J村人亲近、接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新思想、新观念，并在接纳的同时，将自己的创新能力与其对接与融合，从而形成了创新性结合，主动城镇化模式就在这种接纳与创新过程中逐步形成。

第二，计划性是J村人“人的现代化”显见的群体特征之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计划性在村整体工作宏观层面上的表现。例如，他们编制实施了村级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创建全国文明村工作规划等中长远发展规划，而且，这些规划都有相对应的实施方案，最为典型的是将总体任务分解，采取分阶段、分步骤、重点突破的实施策略。其常规做法是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季度工作计划和月工作计划，然后，通过月小结、季度总结和年度总结的固定程序，一方面，检查工作进度、促进工作及时完成；另一方面，总结工作经验，查找不足，弥补和修正工作方案。

二是计划性在村中观和微观工作层面上的表现。例如，召开年度与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年度村民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的具体工作会议以及各种常规化的具体工作安排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规范管理工作手册》的制定，该手册于2009年3月结集出版，共计222项工作、行为规范，包括该村各项工作的制度安排、目标、具体要求、工作流程、注意事项等。

总之，计划性已经渗透到该村各项具体工作当中，正是计划性的存在，才使得该村经济社会等诸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这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每个村民也在这种计划性中得到锻炼和熏陶。这种“是现代的，不是乡土社会中所熟悉的”^[8]计划性，成为J村人“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指标。

第三，对知识的尊重与追求是J村“人的现代化”显见的又一集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各类人才的引进与奖励。该村有的放矢地引进了自己需要的各类人才，包括大中专毕业生、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和有作为的退休人员。人才进入该村后，能够得到善待和重用，到目前为止，各相关重要岗位上都有引进的外来者，例如，村董事长助理、财务科长、党委成员，等等。J村在人才奖励方面投入也很大，例如，他们每年都拿出五个“新J村民”名额，用来奖励对村庄做出重大贡献的外来者。获得这项奖励的人，具有完全的J村村民资格，享受与其他村民同样的待遇，包括村股份公司的配套股份等。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村董事长助理就于2009年度获得了这项殊荣，从而拥有了一份永久性的财产性收入。

二是常规化的培训机制。该村的培训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所培训人员既包括村领导，也包括村民和市场经营人员，所采取的形式有“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从而能够从整体上提升J村域范围内各类从业人员的素质，进而提升市场经营的质量与水平。

三是对教育的关注与支持。该村先后出台了《关于J村在校学生奖学金鼓励实施办法》、《关于J村（市场）鼓励村民、经营户及浦江镇结对村子女出国留学的实施办法》和《J村成才青年学生奖励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措施，鼓励村民子女，包括外来经营户子女和结对村子女，求学上进、学有所成。据统计，仅2009年，该村资助国内在校学生和留学生的经费就高达 47.1 万元，从而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

第四，具有特色的时间意识与时间安排。与J村人聊天，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介绍：我们J村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这句具有调侃意味的话，反映出该村村民独具特色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工作与休息之间的事实关系。与传统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周期不同，J村人的工作周期是按照周来安排的，就我国来说，这种“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是现代城市人特有的时间节奏，所以，从这一点上看，J村人在时间环节上，已经与传统农民有了质的区别，是他们向“人的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评价指标。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节奏又是具有弹性的，在一周七天的框架内，他们根据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地压缩休息时间，放大工作时间，从而形成了工作第一、休息第二的工作生活观。这种观念和事实上的工作、休息关系，保证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工作的成效和进度，从而为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他们强烈的集体效率感的体现。

另外，在访谈中，我们也注意到，当J村村民以半是调侃、半是自豪的语气介绍完他们具有特色的时间安排后，往往附带上这样的解释：“休息时间太少，休息时间多一点就更好了。”从J村人这一附加的解释性语句中可以体味到他们身上矛盾的时间理念：一方面，是效率第一，为了完成工作，完全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的效率意识整合了传统农民的劳作观念——“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9]；另一方面，休息权的现代概念也进入他们的思想体系，他们不再像传统农民那样，只知劳作，不知休息，也开始展现出“双休日工作制”等所谓的工业劳动理性建构的“现代性”。^[10]所以，从J村人颇具特色的时间意识与时间安排上，我们看到了展现在他们身上的“人的现代化”集体特征。

第五，市民化的休闲方式。J村人的休闲时间可以分为工作日的晚上和双休日两个时间段（需要加班的周六、周日除外），在这两个时段集中被村民采用的休闲方式，是显现他们有别于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我们在进村实施实地调研期间，就这个问题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具体结果可参见表2-3。

表2-3 J村村民闲暇时间活动安排

表2-3的调查对象是该村在职在岗的户籍村民，主要是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成年人，也有两个退休返聘的老年人。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判断，J村村民闲暇时间的活动安排已经很难让人想起传统农民的身影，与现代化的城市人难有区别。另外，该村的退休老人，除了返聘者在工作日依然过着职业者的生活以外，所有老人的时间安排基本相同，即儿女上班时，他们要么到村文化活动中心听书、打牌、搓麻将，要么在家看电视、照顾小孩，直到下午4点钟左右，才纷纷停止手中的活动，忙着为儿女做饭。

概言之，由于J村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成年人皆为股份公司员工，工作环境与现代化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客观约束，决定了全体村民只能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常规工作对接；在工作外的时间，也不像传统农民那样，去经营各种副业；再加上城镇化使他们被纳入或已经融入城市生活，所以，他们除了享受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外，难有其他选择；又由于城镇化的休闲方式的内在魅力，驱使村民逐渐与传统方式告别，并在市民化的休闲中“乐不思蜀”，从而加快了自己成为“现代人”的过程，实际上，J村不建城中村，动员村民到市区购房的初衷也正在于此。

总之，虽然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标准难以一一对应，但是，我们认为，J村村民“人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具有城市人特点的农村村民，这是该村主动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主动城镇化模式的又一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