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滇池附近的贝丘遗址是中国现在知道的内河与湖泊附近两类典型的贝丘遗址之一，是滇池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湖泊关系的区域典型特征。

贝丘遗址为湖泊早期人类活动，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海岸、河流和湖泊沿岸生存活动的重要遗存，在全球均有广泛分布，在全球发现的大量贝丘遗址中，滇池的贝丘遗址具有独特性。根据人类学的认识，贝丘遗址（Shell Mound）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往往以在遗址废物堆中包含或遗存大量的早期人类食剩且抛弃的贝壳为特征。贝丘遗址的年代一般从中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均有，大约为前4000年至前2500年，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所以在贝丘的文化层中夹杂着贝壳、各种食物的残渣以及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还往往发现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由于贝壳中含有钙质，骨角器等往往能保存完好。世界各地的贝丘遗址多广泛地分布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根据贝丘的地理位置和贝壳种类的变化，可以了解早期人类活动的情况并复原当时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9]

中国沿海发现的贝丘遗址最多的当推辽东半岛、长山群岛、山东半岛等，此外在河北、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的沿海地带也有分布。但在内陆的河流和湖泊沿岸还发现有淡水性贝丘遗址，则数量相对比较少，至今仅发现4处，1处在广西，3处在云南。^[10]在广西的是南宁邕江沿岸的贝丘遗址，是中国内陆河流贝丘遗址的代表。^[11]作为内陆省份的云南发现贝丘遗址，意义重大，说明早期云南人类活动往往依水而居，靠水吃水。云南的三处贝丘遗址，即滇池东岸的贝丘遗址、洱海银梭岛贝丘遗址以及通海的贝丘遗址^[12]，均为距今5000年至公元初年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贝丘遗址处于同一时代，反映了云南湖泊贝丘遗址的发展历史与世界贝丘遗址的共性和同步性。但从贝丘遗址的类型看，至少在中国，至今发现的3处湖泊贝丘遗址都在云南，说明云南早期人类活动在利用湖泊资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云南滇池的贝丘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最多，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滇池贝丘遗址解析了滇池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人类活动，以及与滇池流域的人地关系。

在今滇池周围数百里大量的新石器遗迹，尤其是早期滨湖居住地留下的螺壳堆积层，被当地人称为“螺冢”，表明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能够在湖上捕鱼，湖滨捕禽，采集螺蛳，开始种植谷物以至饲养牲畜，形成了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全盛景象。特别是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有50余处，这些遗址最重要的特征是有大量的螺壳层堆积层相伴，而且这些螺壳层堆积曾清晰地显示了人类食物结构中的重要种类为淡水湖泊的螺类生物，因此基本可以定性为贝丘遗址。滇池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历时近一个世纪，而最重大的发现均在1949年后，构成新中国云南考古的最重要成果。由于滇池流域以贝丘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处于有文字记载之前，所以对滇池贝丘遗址的认识只能依赖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现、发掘和研究，故本书希望通过对新中国滇池流域贝丘遗址考古工作的梳理来解析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3000年至公元初年）的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和人类活动区的分布与发展。

自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在滇池附近发现了大约5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全部属于贝丘遗址，即遗址本身或遗址附近有大量的“螺壳堆积”^[13]相伴，这是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大特点。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螺壳层堆积层”清晰地显示为人类食用后的螺壳堆积的，说明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食物结构中的滇池湖泊的螺类生物是重要的组成。同时这些遗址表现为使用磨制石器、学会制作陶器、懂得驯养和种植、能够纺织是滇池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滇池周围一系列新石器考古发现均表明了这一特点，在此借助考古资料论述滇池流域人类适应并利用滇池环境生存发展的历史。

1953年8月，由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文史馆和昆明市文教局共同组成的“昆明市文物检查组”，在官渡螺峰村内发现了一处遗址。1954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在晋宁发现并试掘了被认为是贝丘遗址典型的石寨山遗址。经过碳14测定，推断其早期文化层距今4269±180年，而晚期文化层距今3120±170年。1958年1月，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赵学谦等专家又在滇池东岸发现了海源寺、石碑村、乌龙铺、石子河、安江、象山、河泊所等遗址（见图2-1）。^[14]黄展岳、赵学谦等在调查基础上绘制了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并对滇池周围新石器遗址分布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其分布地域的特点是“滇池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东岸。西岸层峦迭嶂，是游览胜地。东岸是一片平坝，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古文化遗址也很多。他俩从昆明沿昆玉公路到达晋宁，在这一段40公里长的湖滨地带，约略调查了一下，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9处”，即海源寺、官渡、石碑村、乌龙铺、石子河、安江、象山、石寨山和河泊所等。^[15]这些遗址分布地点与滇池有密切关系，其中除象山距滇池较远（4公里）外，其他遗址都临近滇池附近的小山包上，1959年河泊所遗址就典型地在高于周围的山包上。^[16]因为当时滇池水域辽阔，大概只有今天看来高于周围冲积平原的山包才能露出水面，成为那个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今天看来高于周围的山包在距今3000年的新石器遗址应当紧挨着滇池水域，这样人类才能够很容易地在滇池水域渔猎或捞取螺类食物。

图2-1 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

1958年黄展岳等的滇池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除了指出滇池新石器遗址集中在滇池东岸地带外，还发现滇池新石器遗址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贝丘遗址”特征，二是手制泥红陶器特征。由于城市化发展和几十年滇池周围的农田建设，今天已经很难复原滇池“贝丘遗址”景观，但是黄展岳等的调查时代，情况则清楚得多。他们描述说滇池新石器遗址几乎都伴有螺壳堆积，“螺壳呈白色，一般长7至8厘米，堆积甚厚，地表之下即是，有的则暴露地面”^[17]。他们在遗址中看到有的堆积如小山，当地群众往往称之为“螺蛳山”、“螺髻山”或“螺蛳堆”。“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多为贝丘遗址，其堆积为螺蛳壳，有的遗址厚达九米（兴旺村）。更为有趣的是，几乎每个螺壳尾部都有一个人工敲击而破的小孔，滇池沿岸居民至今仍有敲出尾部小孔食螺的习俗，可见这是滇池地区原始居民食螺后遗弃的螺壳。”^[18]以河泊所的螺蛳山为例，该螺蛳山东西长80米，南北宽30米，高8米。有的贝丘遗址是零散的几堆，如石碑村遗址；有的则堆积如一道长堤，如官渡、石子河遗址，长达里许，高出地面2～3米，地面下深也在2～3米以下。“螺壳层堆积中一般夹杂少量灰土，或纯属螺壳堆积。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片和少数的石器、骨器等。每个螺壳尾部，都有一个敲通的小孔，显然，这是被食用过的痕迹。现在滇池附近的农民挑取螺肉当副食品，仍用此法。不过，我俩所看到的现在滇池的螺壳是作灰褐色的，且较新石器时代的螺壳略小。”^[19]

滇池流域近60处的新石器遗址，除了典型的贝丘遗址特征外，还有显著的地域分布特点，即滇池周围的全部贝丘遗址分布在滇池东岸的官渡、呈贡和偏东南的晋宁县晋城镇、河泊所等区域。这种偏于滇池东岸和东南岸的贝丘遗址，正说明新石器时代滇池流域的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滇池东部和东南部。因为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中，“从大量的螺壳堆积以及伴随着大量的陶片和少数的一些石器、骨器出土的情况来看，所有的螺壳都在尾部敲破一个小洞，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捞取螺蛳当食物，而遗址中大量有遗存着的小碗、小盘等陶器，推测也是以盛螺肉为其主要用途（当然也可能盛其它食物）；从陶器内壁中多夹有谷壳、谷穗芒的痕迹来看，当时的人们除从事渔猎活动外，也从事于农业生产”^[20]。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对滇池居住点的选择和对滇池早期地理环境的选择与适应的特点，滇池水产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同时，早期农业开始发展起来。

对已知的多分布在滇池东岸和东南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并不充分，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对两处进行了试掘，其他遗址均未能进行全面发掘。对其反映的人类活动历史，只能通过试掘的两处遗址，特别是以石寨山为代表的一大批贝丘遗址来初步确定昆明的“石寨山类型”人类活动的分布和特征。可以比较确定地说，以“石寨山”遗址为代表的滇池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已经能够磨制石器，有石斧、锛、锤、铲、锥、镰、刀、纺轮，以及坠、砺石等，典型的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等，它们成为滇池流域新石器遗址区别于云南其他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在陶器中，早期以火候较低的泥质红陶盘、碗为典型，晚期则以火候较高的夹砂红陶灰陶器为代表。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滇池的这些遗址内均有大量的螺蛳壳堆积，且螺蛳壳尾端均被砸开，这表明这些是原始人取食螺肉后有意堆积起来的，成为中国典型的湖泊贝丘遗址。

综合而论，滇池周围贝丘遗址的分布和地理环境特点是：“螺蛳壳堆积成小山，如官渡、河泊所、兴旺村和老街等遗址。面积最大的如老街遗址，约500×130米。堆积得最高的如河泊所遗址，约8米。这种遗址的特点是螺壳堆积较高，而且往往暴露在表面，极引人注目”^[21]，最值得注意的是滇池流域的贝丘遗址距离滇池均比较近，最远的也只不过6公里左右^[22]，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活动于滇池流域“贝丘遗址”的人类对滇池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