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记》以浩繁的篇幅、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含蓄地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与态度。作者借孙悟空大闹天宫、护师取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艰苦斗争以及人类克服困难、勇于向前的精神。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锻炼了孙悟空师徒四人，他们经九九八十一难，征服了西天路上的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切正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倘若按照某些同志的观点，《西游记》的主题是矛盾的，前七回大闹天宫与后八十八回西天取经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必然会贬低《西游记》后八十八回的情节，从而否定整部小说的人民性及其思想价值。事实上，联系整部《西游记》来看，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是有机的统一，都是借孙悟空的追求、奋斗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憎恶，以及希望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孙悟空大闹天宫、智闯三界的英雄气概与护师取经的勇敢、机智、忠心耿耿都是作者理想、愿望的再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为了理想甘愿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力和勇。不管环境怎样险恶，不管道路如何艰难，为了扫除障碍，甘心忍受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从黑松林的黄袍老怪，平顶山的金角、银角大王，占据乌鸡国的锺南全真怪，到黑水河的鼋龙、通天河的水怪，再到无底洞的老鼠精等，孙悟空都信心百倍地用自己的力和勇去征服、消灭他们。孙悟空的剿除邪恶、除暴安良的崇高形象引起了后代许多人的推测，说孙悟空形象是农民起义英雄、孙悟空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绿林好汉等，这实际上也正证明这一形象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文学是时代、社会、人生的产物，以突出地表现、反映人生为己任，尽管方式可以有不同，但是，从中我们能够发现那个时代、社会的作者对人生的态度与看法。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专制主义时代，封建礼教、封建道德伦理思想像道道绳索束缚得人喘不过气来。《牡丹亭》《西游记》共同构成明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流，《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有意把“情”与“理”对立起来，塑造了柳梦梅、杜丽娘等艺术形象，以大胆的个性解放呼唤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西游记》则将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神话变为具有人性光辉、人生理想追求的浪漫主义神话杰作，塑造了孙悟空——“这一个”充满理想、神奇色彩的神话英雄形象，通过他征服自然、孜孜追求理想境界而毫不懈怠的精神，向人们展示出神圣宗教神学的无能为力，新的理想、观念已深入人的心灵，一个伟大的目标——自由正在向人们招手。吴承恩根据自身的经历及观察，融理想与现实为一体，借孙悟空形象向我们表白了自己对封建专制、宗教神学的看法和态度。若说《西游记》充满反宗教神学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则不太符合作品的实际，作品分明表现了佛法无边。若说《西游记》大肆宣扬了宗教神学则也不能让人接受——作品中也明显地反映了不少对宗教神学的辛辣讽刺、嘲笑。显然，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而是借宗教外衣作掩护，表现一种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其中有对宗教神学的欣赏，也有对保国安民、皇图永固理想的倾慕，但更主要的则是充满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迫于专制统治、朝廷暗无天日、官场混浊，唯有佛、道家的出世隐身思想才能摆脱这种束缚，但是，作为一个儒生“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始终令作者久久不能忘怀现实。然而，残酷的现实又使作者清醒，“乐土”“乐国”“乐郊”的理想唯有从大自然、山水风光、日月星辰中去求得。他在《金山寺》二诗中说：“十年尘梦绕中泠，今日携壶试一登。醉把花枝歌水调，戏书蕉叶乞山僧。青日月落江鼋出，绀殿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自惊身在白云层。”“几年梦绕金山寺，千里归舟得胜游。佛界真同江月静，客身暂与水云留。龙宫夜久双珠见，鳌背秋深井玉浮。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露东起海门楼。”便是上述这一思想的充分体现。现实中的吴承恩无意功名，做了一段长兴县丞还只为养家糊口，官场的黑暗曾使他下过狱，出狱后再也不愿做官了，只是过着“野庙丹青古，亭亭枕碧湖”式的逍遥生活，但“气与山河在，心将水月孤”。[1]伟大的抱负、理想终使作者不能忘怀社会现实，正是带着这种矛盾心理，作者创造了理想化形象——孙悟空。孙悟空的矛盾正是上述作者思想矛盾心理的集中体现。无可否认，前七回与后八十八回的孙悟空形象确有矛盾，这是客观事实。但作品中更多的情节、场面中展现的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顽强的理想英雄形象，“千钧棒”扫除一切妖魔鬼怪正是作者对丑恶现状憎恶的寄托，“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我居先”正是对玉帝（人间帝王的化身）不会用人，对自己不被赏识的不满、牢骚。这种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代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前进和发展。
从美学角度看：具有崇高特性的形象，一般指具有艰巨斗争的烙印并显示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崇高正是以这种美与丑的斗争来激励人们的战斗热情和伦理态度。正是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展示出美的必然胜利，展现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实践的伟大力量和它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2]《西游记》的主题正是体现了这种崇高。孙悟空代表了正义，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而西天的妖魔鬼怪则代表了邪恶势力。通过两者多次正面交锋，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西天取经的成功，唐僧师徒五人载誉而归，不正体现了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及其理想追求的不可遏止吗？在这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屹立着一座艺术塑像——这就是孙悟空。他的崇高伟大体现了理想化的人民斗争精神、反抗意志和惊人力量。大闹天宫是他艰苦创业的前奏曲，西天取经是他建功立业历史的凯歌。正像胡光舟同志所说：大闹天宫侧重于对传统势力的反抗，取经故事侧重于对理想光辉的追求，但两者都表现在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中，统一在孙悟空这个中国人民所热爱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身上，还统一在这两个故事所共同具有的正义性之中。[3]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西天取经，都显示出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相对立，相抗衡的过程，崇高艺术形象孙悟空正是两者对立的焦点，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十分含蓄地反映出人类社会中进步力量的巨大潜力。正由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革、变法维新都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的过程，涌现了许多动人的具有英勇献身精神的英雄，写下了名垂千古、可歌可泣的篇章，从而使人觉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往往大于作者的思维——“孙悟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理想的英雄豪杰，代表劳动人民的神话英雄，新兴市民的化身，屈服于封建统治的改邪归正，投降变节者”云云。我们想，这也不奇怪，文学是人学，它是反映人生的。实质上，撕下《西游记》的层层外衣，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感到作品的崇高主题和作者的崇高人格。伟大的理想正是通过艺术形象孙悟空表现出来的，孙悟空也正是《西游记》的崇高主题和吴承恩的崇高人格的体现。
作者笔下的孙悟空本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石猴，原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但老孙深感生死之忧，便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经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孙悟空又不是清静无为之辈，仿佛与安逸生活无缘，他要生活得更美好，便又开始了“长征”。首先去龙宫寻宝武装自己，“金箍棒”成了他称心如意的武器，大闹龙宫、地府，并惊动了玉帝，使得玉帝三番五次地要围剿，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封他为“弼马温”。但是，这岂能拴住老孙的心，当弄清底细后，他便一路金箍棒直打出天宫，回到花果山自封为“齐天大圣”，要与玉帝平起平坐。这下惹起了天兵天将的围剿，布下天罗地网，最后，他在二郎神和太上老君的诡计中遭擒。然而，任凭“刀砍斧劈”，他仍无所畏惧，最后被放在八卦炉中，却又因祸得福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无奈，玉帝不得不请来西天佛祖如来，而如来大佛也玩弄手段才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后来如来大佛又发了慈悲，让老孙以后改邪归正。通观整部作品结合作者思想，我们以为，这与其说是佛祖发慈悲，不如说作者不忍心让自己的宠儿孙悟空永远埋在山下，而是借唐僧西天取经让他复活、重生。这在后来得到明确证实；孙悟空英勇机智不减当年，五百年后，他的力和勇则远在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上。哪方妖魔、哪路鬼怪全都在他的力、勇、神威下败北丧身。功成名就，他被封为“斗战胜佛”，勇敢善斗、战无不胜的精神永存。孙悟空的经历正说明人生的理想在于奋斗、不懈的进击追求。作者正是按照这一愿望来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所以，孙悟空的思想正是作者思想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