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无根据的推测
如果说胡义成的对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研讨，还立足于全真道相关史籍与传闻基础之上，把全真教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百回本《西游记》的演变比对的话，那么，胡令毅、张晓康的关于《西游记》作者探讨就远远停留在主观假设与揣度之上，无根据的猜测，缺乏严谨的学术基础与实证材料支撑，便成为对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主观推测。
考察胡令毅，1957年10月27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馀姚，现籍加拿大，1984年7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1988年5月获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英语硕士，1992年4月获UBC大学亚洲研究系硕士，1999年1月获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现任教于美国斯克德摩尔学院外文系，主要从事明代小说翻译及研究。关于《西游记》研究代表作有《论〈西游记〉校改者唐鹤征——读陈元之序（一）》《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等。[13]
胡令毅在前文中，以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为立论基础，通过陈序与《庄子》，立足序文，推衍出唐光禄就是唐鹤征，经材料比对分析，认为唐氏=华阳洞天主人，唐氏=陈元之，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于是推断出他们的“三位一体”，陈元之如同华阳洞天主人一样，只是唐氏的一个化名。看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仔细审察，胡先生的假设存在巨大漏洞，有何准确的材料证明其“三位一体”？没有，仅凭一定的人物关系，采取“拉郎配”的随意性方式，把序文中的关键人物链接起来，异想天开，没有任何书证、物证的佐证与支撑；因此，我们也可反向推论：唐光禄、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本就是三个不相关联的书坊的没落书生，因经济困窘，为了养家糊口，多赚钱，才临时连成一体；或者是，本身就是世德堂、荣寿堂、书林熊云滨三家合作，最后归结到世德堂，或荣寿堂，或书林熊云滨之一家合三家所为，或又由某家书坊接手，最终成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可以按照理论者的主观好恶而推衍出不一样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值得质疑与批判，没有奉行“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原则、宗旨，于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所谓“新论”便成为“歪论”。后文就更经不起推敲了，说“通过对世德堂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的分析，唐光禄就是唐鹤征，鹤征的父亲唐顺之是唐宋古文大家，既擅作古文，也擅作今文，《西游记》既是一部证道书，更是史书，其史的性质在于三藏隐射的是嘉靖皇帝，三藏取经故事隐射的是嘉靖皇帝南巡，孙悟空是唐顺之的自我写照，《西游记》的原作者就是唐顺之”。在这一证据链陈述中，关键因素是为什么陈元之序就可以如此坐实，序文本身并没有确切地说唐光禄就是唐鹤征，有待考证唐光禄与唐鹤征之关系，仔细看其论文，其并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的过硬实证、书证材料，即使是同时代某某友人的诗文、序文等也行，可惜，胡先生的通篇文章似乎不着意于此，采用的仍然是前文“无中生有”“硬扯拼贴”及无关宏旨的所谓讲故事、“戏说”的方式，把毫不相干的文学作品——小说与嘉靖皇帝的事迹联系在一起，貌似有点关联，实际是无法自圆其说，作者是谁都无法确定，按照“以意逆志”的方式，怎能做到对于相关史实、细节的一一对应，即使有偶合，历史上偶合的事情太多了，如何就能指证一定与当朝天子——嘉靖帝有关？当然，文学作品作为反映时代的“晴雨表”“指南针”，也许有一定的细节能够与时代的某人某物有惊人的相似，但其毕竟不是历史记录，不是如董狐辈的秉笔直书，那样的话，就变成了没有艺术价值的个人隐私大展览，还有可能被列于“四大名著”吗？！况且，即使能够找到某某作家的生平与作品内容惊人相似，也仅仅是戴着相关的有色眼镜审视而已，一旦摘下眼镜，可能就不是原意念、遐想中的某某物像了。因为，我们在唐鹤征、唐顺之的现有文集中实在难以找到与百回本《西游记》有一丁点儿的关联材料，更不要说嘉靖皇帝与百回本《西游记》文本的任何直接联系了。倘若按照胡令毅先生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人员还可能找出比二唐更过硬的所谓推论，也许更有可能按照陈元之序文的推测“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按照《西游记》的某个片段故事推衍出某王是作者，于是，就推翻了胡令毅先生的所有推论。因此，对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还是应当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少点无根据的臆测，多点实证，方能取得一定的收获。
考察张晓康，1954年生，湖南长沙人，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助理经济师，关于《西游记》研究的主要论文有《荆府纪善、花萼社与〈西游记〉》《再论〈西游记〉的湘方言》《论〈西游记〉中的“名实论”思维体系》《略论〈西游记〉中“美猴王”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等。[14]
张晓康对于《西游记》作者研究可谓另辟蹊径，通过研究《西游记》中的哲学（意象或精神现象）问题时，找出“花萼社”概念，认为，“花萼社”很可能是《西游记》的创作者们精心安排的，通过“花萼社”中读书人群体的“发心”，才能创造出百回本《西游记》，也只有通过后世读书人的群体“发心”，才能够真正解读出《西游记》的谜底。按照蔡铁鹰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考察荆王府的经历，推出湖北荆王府的“花萼社”，按《明史》记载：朱载埁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袭封樊山王府的王爷（但未请封王号），万历二十五年（1597）薨；为人“尤折节恭谨，以文行称”；其“四女皆妻士人，不请封”；喜“读《易》穷理，著《大隐山人集》”。有三王子，子翊
、翊蓥、翊錾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号“花萼社”。如果按明代人陈元之这个“出自王府”的思路推论，湖北蕲州（今蕲春）荆王府的支系王府，即樊山王府的王爷载埁，以及三位小王子和府中的其他读书人，是对在此之前已有的《西游记》进行再“发心”的创作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应该出自这个藩王府的“花萼社”。研究《明史》发现：吴承恩极有可能是配进了荆王府的支系，即在樊山王府载埁那里出任纪善（荆王府于明正统十年，即1445年由荆州迁来蕲州，吴承恩出任荆府纪善时已是第六代荆王了，在蕲州则为第五代）。如果以《西游记》中存在部分淮安方言为线索推论，吴承恩在这里与载埁、三位小王子，以及一些经常往来的读书人一起读书穷理，吟诗作赋，很有可能参与过百回本《西游记》创作的群体“发心”过程。在第八十八回至第九十回中写悟空等在玉华县授徒的故事，已有学者论证为，这就是吴承恩任荆府纪善时的生活描述。另外，学界较一致认为，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时间是在1568～1578年，直至万历二十年（1592）才从王府传出，由南京世德堂书店得到书稿刻印。因此，从时间上分析，吴承恩在任荆府纪善时参与了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也较符合史实。这样，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淮安方言，以及出现诗词水平、文字功底参差的问题也就理直言顺了。试想，当时三位小王子只有习作水平的诗词，其他读书人（也包括吴承恩）是不敢擅自批评与改动的，只能按三位小王子的意思编入《西游记》故事中，从“玉华县授徒”的故事中便可见一斑。这个“花萼社”就是百回本《西游记》（或称“西游释厄传”）的诞生地。百回本《西游记》很有可能是樊山王载埁及三个小王子与吴承恩等文人墨客群体“发心”创作的成果，最后的编修写定者则很可能就是“朱氏”——翊。
张晓康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对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能够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注意选择一个不为人知“花萼社”，把相关资料荟萃一体，得出新的结论——樊山王府集体创作百回本《西游记》，似乎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该研究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从百回本《西游记》的文本出发，而是先假定一个樊山王府“花萼社”集体创作前提，假设在作品中的第一回“花果山”，第九回“姓陈名萼”，第十五回地名“乃里社祠”，找出“花萼社”，采用先入为主的假定、有选择性地汲取片言只语，试图从吴承恩任职荆府纪善的经历、玉华国的遭际，得出所谓的樊山王府集体创作百回本《西游记》的结论，实际是，缺乏《西游记》版本流变知识积累，没有读懂文本，第九回本是清人增补的，在明代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中不存在；而唐僧父亲的“姓陈名萼”，从现存最早的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流出，而，明代繁本系列《西游记》中并没有关于唐僧身世的细致完整篇章，这说明，张先生缺乏《西游记》版本史素养与功夫。用清代版本中的“姓陈名萼”来论证明代的“姓陈名萼”集体创作史实，实际就颠倒了时序，于是，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没有说服力了！况且，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需要的恰恰是作家非同寻常的独立、私密的创作经验与把握，忽略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立性、非同寻常性，在某种意义上就割裂了作家个人创作的独创性、个性，作为艺术创作的规律而言，古今一理，中外同源，纵观世界文学发展史，集体创作而成为经典的艺术作品不多，而百回本《西游记》作为名著恰恰体现的是作家独立、个性与非凡的创造，与所谓“花萼社”难以扯到一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