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态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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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代生态人类学研究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注重文化适应性、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以及关注地方性知识领域等传统范畴。如今,无论是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多理论、多学科的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以及更广泛的跨领域研究。

3.1 理论的前沿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本身源自文化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性理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的重点是地方性知识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如今,伴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前沿也开始发展出后现代主义理论系统。在福柯提出“治理术”(govermentality)的基础上,生态人类学家提出了“环境术”(environmentality)的概论(如A.Agawal),他们开始讨论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是如果被重新构建成为环境保护的排头兵和主要责任人的。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讨论国家与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关系的理论和视角。

此外,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沿的生态人类学者(如P.Blackety)发现,环境和生态问题最终的推手往往是政治和经济的动态关系。因此,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在理论上无法单一依靠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来解释生态变迁,应该看到由于生态往往需要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而产生的生态问题。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被充分运用到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不仅仅是从生态角度对政策性的失误质疑,更广泛的是把生态问题放入政治和经济的系统中进行研究,从而发现问题的本质(Watts and Pett,2004)。在理论上,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成为研究中重要的关注点。生态人类学家着重讨论国家权力、族群权力、个体权力、群体权力、组织权力、私有部门权力等各个权力主体在权力运用和权力博弈中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权力理论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

3.2 研究方法的前沿

当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依靠民族志的方法来探索人和生态环境间的关系,还通过定性研究的方式来开展描述性研究。前沿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以人类学的民族志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上,综合利用了地理学中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经济学中的农户经济分析以及社会学中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交叉以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如He,2014)。地理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为研究生态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充足的定量数据支持,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充分揭示了生态和文化变迁的原因,并进一步推动了在以定性研究为主导的人类学研究中,广泛结合定量方法和数据模型以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同时定量分析较好地支持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从而较好地在环境政策支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数据和分析结果。

此外,对于已往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多数研究者已经习惯了通过调查信息人(informant)或运用观察法来开展研究,因而出现了研究者(学者)和被研究者(农户)的鲜明分别。然而,前沿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方法。参与式的方法强调让农户参与到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成为研究的主导者,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更是研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这样的研究可以让当地人自己发现和发掘地方性知识的优点和精髓,从而促进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加。此外,研究者尤其注意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利用参与式技术开发(PTD)的手段鼓励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相结合,在保留原有优点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保证地方性知识能在农村社区内得到认识、传播以及继承、发扬和革新。

3.4 研究领域的前沿

以往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强调林业、牧业、农业、水资源以及物种水平的研究,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注较少。如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充分关注生物多样性中基因水平、物种水平以及生态系统水平与人的关系。在基因水平方面,分子生物学与人类学结合运用,用崭新的视角探讨人类活动对促进基因多样性变化的作用,如藏族青稞基因多样性、傣族稻米基因多样性等。在物种水平方面,人类活动对物种间竞争与协调的影响备受关注,混农林业和物种间作等研究也依然受到关注(He,2009;Xu et al.,2012)。在生态系统水平也就是景观水平方面,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更为广泛,生态系统恢复、景观重建等传统上以生态为主的领域,目前更多地考虑人文因素对其的影响,生态人类学在该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如R.Chazdon,He and Long,2014)。

此外,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也涉及气候变化中的两个重要领域。一个是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问题。前沿的生态人类学者正讨论在气候变化下民族的生态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及其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机制,尤其关注地方性知识减缓气候变化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并探讨如何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另一个是结合生态补偿机制讨论改善气候变化的机制。生态人类学已经开始讨论在CDM(清洁能源机制)下,如何让少数民族获得更多的碳交易收益,以及在“REDD+”(通过减少砍伐森林和减缓森林退化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下如何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