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发展的意义
唯物论的认识论清楚地告诉人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人类认识世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当然，这种经验的终极根源还是社会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也是社会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各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时进一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适时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在于它是继续推进改革，取得改革最终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1]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方案，显然都包括了作为其最重要内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诚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在邓小平开创的并在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不断得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已经有了充分的反映。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就真理正确反映了一定条件下客观事物的本质来说，它是绝对真理；但就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并没有穷尽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来说，它又是相对真理。[2]据此，完全可以预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还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做出进一步总结。从这方面来说，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揭示这方面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据粗略估算，我国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发展历史并不清楚。因此，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向他们普及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对于推进经济改革，显然是有益的。对于那些对经济改革理论和历史已很熟悉的读者来说，撰写这样的著作也有相互切磋的目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在改革开放4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 撰写史论结合、以史为主的著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拟撰写一本史论结合、以史为主的著作，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发展方面做些尝试。具体如下。
在第一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做了深入分析，约占全书篇幅的七分之一。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依据中国改革实践，将其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分五章叙述了其历史进程，即：第二章“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84年）”，第三章“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年）”，第四章“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2000年）”，第五章“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完善阶段（2001～2011年）”，第六章“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2018年）”。这五章是全书的主体，约占全书篇幅的七分之五。其中第六章就约占七分之二。这是基于第六章所叙述的改革历史过程的特点做出的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过一个精辟概括，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3]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体制的全面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述，准确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尤其准确反映了作为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这表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涉及面之广、切入实际之深、问题导向之明和指导力之强是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从本书第六章所引述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但限于篇幅，未列出全部文件。在这方面，笔者深感美不胜收！仅此一端就可以清楚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开创的新局面了。因为这个新局面正是在这些文件的强有力指导下形成的。
在第七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其意义”中，专门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其意义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篇幅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这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极其辉煌，其意义也极其重大，值得大书特书！
三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自然和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是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4]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意味着必须贯彻理论结合实践这项根本原则；否则，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可能成为指导思想，而且还会成为贻害实践的教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是真正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5]），解决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后，毛泽东还探索解决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同时也是继列宁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依据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验总结，首次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其后，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做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之后，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自信”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发展（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五节）。
因此，本书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7]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是就党的全部工作而言的，对本书的撰写也完全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对本书的撰写来说，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仅是保证其科学性所绝对必需的，而且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不可或缺的。显然，如果脱离了作为改革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经验，不仅不可能得到科学的总结，而且必然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力图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突出地表现在作为本书主体的第二章至第六章每章开头设置的导语中。这些导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的表述。本书章节的设置及其内容的叙述均是以这些导语为指导的。
四 详简结合的撰写方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事业，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这是一个单卷本著作所不可能容纳的。为此，本书采取详简结合的撰写方法，依据内容重要性及其本身具有的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差别，有的内容写得较为详细，有的则写得较为简单。大体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对外开放部分写得比较详细，对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则写得比较简单，而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组成部分的市场中介组织则略而不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部分，对公有制经济改革部分写得比较详细，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则写得比较简单；就公有制经济改革来说，对国有经济改革部分写得比较详细，对集体经济改革部分则写得比较简单，等等。
但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有很多重要遗漏。即使那些写得比较详细的部分，也会有很多遗漏。这是单卷本著作难以避免的缺陷。
本书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或错误，都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汪海波
2017年7月30日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7月27日。
[2] 详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98，第130～137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
[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7月27日。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5] 详见汪海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第3页。
[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