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选题缘起
如何研究晚清的权力格局及其变迁？较为合理的应是双路径，既尊重传统史学历来重视的政府和上层社会研究，又重视晚清民间社会势力和下层社会研究的新发展。
研究晚清的权力格局及其变迁，毫无疑问，当然要关注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支配和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的变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势力消长。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史研究取向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潮流，探讨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统治的冲击，对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也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晚清民间和地方下层力量对权力格局的影响，而这一路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愈益受到重视。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当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集团崛起的时候，许多战争波及之地，不仅府、州、县，甚至乡、镇等地方下层也往往有乡绅组织力量对抗太平军。太平军被镇压后，他们便因此在一府、一州、一县、一乡、一镇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民间社会力量或参与兴办实业，或参与办学、推动留学运动，或积极参与收回利权运动，或在立宪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组织团体与地方官厅打交道，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而后与朝廷抗争，并逐步形成具有影响的社会势力。晚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力量，因地区的不同、行业的差异，而不同程度地具备了新的社会属性，但它们在区分与融合中，都是与新的经济活动、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教育和近代报刊舆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新的社会力量虽然很幼稚，也很脆弱，旋兴旋灭，但作为新的社会因素，他们的成长、积聚，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基本推动力之一。研究新的民间社会和地方下层力量的形成与发展对晚清政治格局的影响，相对于研究政府和上层社会对晚清权力格局的影响这一途径而言，是同样重要的一个路径。
中国历史进入清后期，这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苦苦探索自身走向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走向和发展道路，既是由晚清各派政治势力主张的不同政治方案的斗争结果所决定的，也是由既有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同时还是晚清各种政治和社会势力博弈的结果。毫无疑问，无论是政治方案的设计，还是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界定和处理都是中心内容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面较广，既要从宏观上把握晚清政局的历史走向，又要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研究。本书着重考察同治、光绪两朝（具体时间跨度为1862～1895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和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以及战后承平时期和对外战争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军政实力集团趁势崛起，清中央统治集团与湘淮集团在行政人事、财政税收、军队控制、司法外交等权力问题上的激烈争夺，力求将代表人物的思想流变与政治局势的演变结合起来，将政治史与晚清财政税收体制、军队控制体制的演变和社会势力的发展变化史结合起来考察，具体分析清廷和湘淮集团在上述领域的较量。
关于晚清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演变的研究，学界确实长期侧重于从政府和上层社会来展开研究，也确实在这一领域研究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成说。自1937年罗尔纲提出湘军兴起为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并指出晚清各将帅各私其军而出任疆寄，正不可避免地造成“外重内轻以致于分崩割据的局面”，[1]进而在1939年正式提出“督抚专政”而“军阀割据”的观点后，迄今学界论及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所持的观点基本仍遵循这种“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晚清政局的走向是中央权力不断削弱，地方权力不断增强，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的观点和思路。[2]而近代史各领域的论著，在涉及近代历史背景或是相关的专论中，多以晚清中央权力下移、“内轻外重”局面已形成作为立论的基础。如在洋务运动史研究领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李时岳、胡滨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在分析洋务运动得以开展的国内政治局势时说：“清朝‘太阿下移’，渐次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3]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实践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一书中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平定内乱的紧急形势迫使清廷授予各省督抚以编练新军和筹饷的大权，从而部分军、政、财大权都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汉人转移，形成了汉人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这种分权化与地方自主性增强的趋向，松动了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4]2012年，李细珠在新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一书中，以及同年发表的《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一文中，对清末新政时期权力格局提出“内外皆轻”观点的同时，仍对庚子年以前的晚清权力格局的判断遵从罗尔纲的“督抚专政”说，“如果仅就庚子事变以前四十年立论，罗先生‘内轻外重’说大致可以适应”。[5]对此，本书在探索将重视政府和上层社会研究，与重视晚清民间社会势力和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的同时，也秉持着重从政府和上层社会研究这一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观点：晚清时期，清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巨大冲击，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这是客观事实，但清廷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至少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尚看不出地方政府极大分权、中央控制力极大削弱的状况。
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演变的研究，多与近代史学界、思想理论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如围绕“告别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孙中山、袁世凯等历史人物评价的论争，在近代史领域所引起的争论是很激烈的，需要通过认真考察这段历史，发现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运行的实际情况及其多面相，要看到清廷的专制皇权在受到冲击后，一般能重新稳住阵脚。从整个晚清时期来看，清廷在与地方实力集团的斗争中，基本能控制局势。甚至在1909年之后，清廷罢黜袁世凯，袁世凯也不敢公然对抗。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主要是革命运动的冲击、清王朝核心集团的冥顽不化与严重孤立、帝国主义的干预以及三大内外权力因素的互动。
二 学术史
目前，专题研究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斗争和权力格局变迁问题的专著并不算多，尤其是将宏观历史走向的把握和实证研究较好结合的论著仍较少，但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已有相当数量。近年来，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的研究呈现一个小小的热潮，多位较有实力的研究者集中探讨这一问题，新见迭出，但因探讨者研究领域的局限，有许多重要问题仍需要持续、深入地研究。
清同治和光绪年间（1862～1895）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以清廷和湘淮集团权力斗争为中心，尤其是对湘淮集团本身史实梳理的相关研究，可谓“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典范。19世纪60～80年代，晚清学者王闿运撰著的《湘军志》、王定安撰著的《湘军记》等，对湘淮集团的研究得到湘淮集团首脑人物的支持和提供密藏材料，而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不仅为后世研究者视为研究著述，也常常被用为史料。[6]20世纪20年代以前，涉及晚清中央和地方财权问题的论著，如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等财政专题论著，[7]对于我们今天从财政税收体制角度来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格局，有重要参考价值。
1937年，罗尔纲发表《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开后世学者系统研究湘淮问题和晚清权力格局之先河。他在1939年著成《湘军新志》一书，1945年又出版《绿营兵志》一书，[8]为晚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所定“督抚专政”的基调已然成形。1944年和1947年，范文澜相继著成《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两书，观点与罗尔纲基本相同。[9]这是湘淮集团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后来广泛影响学界的观点基本形成，如20世纪40年代后期彭雨新的《清末中央与地方各省财政关系》一文，即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做出的较有影响的专门研究。[10]20世纪30～40年代，对于晚清财政税收体制的研究逐步深入和细化，如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等专题论著，[11]涉及晚清财权问题的研究都比较专门、深入，成果也较有价值，当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尚可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港台和欧美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也多以“督抚专政”及相关论点为主导，如傅宗懋的《清代总督巡抚制度之研究》、胡健国的《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等。[12]不过，已呈现多样化趋势的萌芽，一些学者借鉴和引进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成果呈细化的趋势，如魏秀梅的《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等。[13]20世纪6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王尔敏的《淮军志》以晚清中央权力下移为基调，同时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又“自发”地对罗尔纲的“督抚专政”论有所置疑。1974年，旅美华人学者刘广京的《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一文，正是在魏秀梅、王尔敏等学者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咸丰以后督抚权力虽较前增大，但中央仍能有效控制督抚，督抚“断不能有‘专权’或‘自治’之地位”的观点。[14]对此，欧美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认同。[15]
20世纪80～90年代，罗尔纲的“督抚专政”说在内地近代史学界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影响还在不断扩大。罗尔纲在1984年修订重版了《湘军兵志》《绿营兵志》两书，对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仍坚持“督抚专政”之说。其后，朱东安的《曾国藩传》、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和樊百川的《淮军史》等著作，[16]所持的观点与罗尔纲一致。这一时期港台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更臻实证，不过，代表性论著，如李恩涵的《左宗棠与清季政局》、缪全吉的《曾国藩幕府盛况与晚清地方权力之变化》等论文，[17]王家俭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8]等专著，观点仍以“督抚专政”说为立论基础。而研究晚清财权的专著，如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台湾学者何烈的《清咸、同时期的财政》等，对于晚清财政税收权力问题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19]
21世纪以来，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朱东安的《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楚双志的《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史纲》、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刘增合的《“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及台湾学者林文仁的《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等专著，[20]以及王瑞成的《“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21]等论文，从新的视角对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做出细化探讨，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见解。
回顾近代史学界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史，历来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不断挖掘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研究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关于清中央和湘淮地方实力集团权力关系研究，过往多集中于湘淮集团本身的发展演变上，至多旁及一些与中央政府（清廷）权力格局演变相关的问题，较少真正系统研究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权力格局变迁的问题。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些专论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论著，其中罗尔纲先生的“督抚专政”论及相关论断影响较大。不过，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时段，结合对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和实证研究，也不断提出新的论点，对于推动学界的深入研究颇有启发。因此，在学界过往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层面、多角度、长时段地分析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双方权力博弈的状况，出一批有分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很有必要，也是研究的新趋向。
三 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今天已逐步突破旧政治史的各种局限、束缚，所谓史无定法，然如何在承传与创新中寻找新路，是今天的史家不断探索的内容，学术研究的经验也表明，并无一定之规，见仁见智。笔者在此结合本项研究，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研究思路
一是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转换研究思维。晚清是中国社会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内忧与外患交织，危局与生机共生的局面下，对近代中国社会走向起着历史性支配作用的晚清政局究竟如何？是如目前学界通行的“督抚专政”、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吗？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就是典型体现这些问题的选题。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内部新旧交替的问题，还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对近代中国内政的不断干涉，以及向近代社会寻求重生的问题。因此，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思考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变迁的大势。从清王朝内部考察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变迁，研究者多从湘淮集团冲击清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研究，这是历史多面相中的一面。而清廷决不会坐以待毙，轻易让出权力，必然有许多反制的政策措施，对其具体效果和长远影响必须做出具体考察。因此，多层面、多角度来思考湘淮地方实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或更有助于全面了解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演变的大势。
二是注重群体研究。谈及晚清地方势力，研究者往往将之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集团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联系起来，仿佛这是此期中国最大的掌握军队、拥有大量高官的实际统治者。除了太平军是其大敌外，清廷似乎不是曾国藩等湘淮军首脑的对手，但为何在后太平天国时期，左宗棠、李鸿章等虽频现于晚清政治舞台的显著位置，但多以个人面目出现，整个集团到哪儿去了？现有研究论著多是表现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时期湘淮集团的鼎盛，而较少有战后湘淮集团走向的研究；多是论述少数实力督抚在洋务运动中兴办军民用企业的过程、个人的兴衰荣辱，较少论及他们作为地方实力集团成员所体现的集团势力与清中央的关系，集团内部关系的发展演变；等等。
三是研究近代中国问题，一定要注重制度与人、事关系的结合，注重在东亚国际视野下中外关系的结合。就本领域研究而言，我们应当研究明白，既然湘淮实力督抚拥有如此多的行政、军事权力，具有如此大的经济势力，为何清廷还能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督抚受儒家忠君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战争形势的造就、传统政治制度的制约、帝国主义的干预等因素，确实发挥着作用，但如果不区分战时特殊时期和战后承平时期的分别，不考虑到即便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力量之一——北洋集团实际上也并未显示出绝对控制清末权力局面的能力和势力等情况，就仍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同时，近代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与列强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问题必然涉及中外史料的发掘，方能对如乱丝般的史事谜团有一个更宽视野的、更清晰的认识。
本书力求通过对清后期同治和光绪两朝30多年间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问题的宏观把握，尤其是督抚权力的消长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探讨晚清延续至民国初年的历史走向。通过对同治和光绪两朝中央和湘淮等地方实力集团对省级政权的控制力，清廷因势利导将“湘淮一体”向“湘淮分立”的格局演变，在政策、策略上则经历了“扶淮抑湘”转化为“湘淮互制”等问题，对同治、光绪两朝30余年间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对外战争和近代海军、新水师的编练中，中央和地方对军队控制权及以饷需、军火供应为中心的财政税收权力的争夺与妥协等问题，对同治和光绪两朝西方列强（包括外国朝野势力）对中国内政日渐深入的干预、渗透，通过西方（包括日本）政府和军官参与中国练兵、政治结盟、培植势力等问题，力求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一些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
本课题将从以下六个重点难点出发展开研究，力求有如下突破，以期取得创新成果。
第一，力求突破以罗尔纲为代表并影响整个学界的“督抚专政”、晚清自湘淮集团以来逐渐形成“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之势等观点的藩篱。虽然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湘军集团崛起后，到北洋集团，地方势力确实对清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很大冲击，但是，清中央政府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清廷在较以前有所分权的情况下，仍在较大程度上和较大范围内维持了自身的权力和控制力，并未出现地方政府极大分权、中央政府控制力极大减弱的情况，晚清时期并未出现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
第二，力求把握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的动态过程。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容易出现一些倾向。如设定一些指标，堆积资料；或是简单借用一些分析模式；或是从传统制度史的角度做静态的描述，而较少具体考察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在系统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上来进行。
第三，对湘淮集团与清廷关系的研究，一定要突破在实质上局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时限模式”，也要突破“战时体制模式”，即以战时特殊体制来规范包括承平时期的体制运作。本课题要以“长时段”来考察同光时期的权力格局，既要考察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廷和湘淮集团双方关系的状况，也要考察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结束后，从同治到光绪年间双方关系发展的新态势。
第四，突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单一的“地方势力冲击中央集权”的研究视角，从清中央政府的角度，以及中央和地方互动的视角，来研究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演变。因此，本课题具体考察湘军集团争夺权位策略的变化和清廷政策的调整，清廷与湘淮首脑在湘淮督抚藩臬的安排、使用、调动上的明争暗斗，同治、光绪时期清廷任命湘淮督抚的具体情况，湘淮集团对省级政权的实际控制力，以及清廷全面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的政策后湘淮集团的分化状况等，就是从行政和人事任免权上的具体考察；而对清廷和湘军集团在长江水师控制权上的争夺、长江水师的经制特征等问题的考辨分析，则是从军队控制权力上进行的考察；对晚清厘金、海关洋税等新增税收项目的制度变迁，以及解款协款制度和奏销制度等财政制度的变迁状况的研究，则是从财税控制权力上进行的考察。总体而言，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到战后承平时期，再到中法、中日等对外战争，湘淮集团确实在大力扩张其权力范围，并由此与清廷展开了诸多争夺，而清廷在不得不依靠湘淮集团成员做事，使他们得建事功，并与之分享部分权力的同时，通过各种统治策略的调整，成功地使军、政、财等主要控制权仍握于中央政府手中。
第五，拓展视野，要清楚地认识到晚清中国社会是一个内忧与外患交织的急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内部新旧交替的问题，还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向近代社会寻求重生的问题，故晚清权力的结构是多向度的、内外兼具的。因此，必须从内外权力的互动和转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变迁的大势，以及充分展现这种变迁大势的具体的历史问题。
第六，力求处理好宏观把握与实证研究、继承与创新、模式与突破等一系列关系，在此基础上抓住一系列核心问题，做出扎实而有创见的成果。
（二）研究内容
拙著《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对咸丰年间和同治初年的一系列权力格局变迁问题多有论及，本书对前作已论及的问题尽可能避免重复撰述。本书主要由以下七个专题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考察同光时期地方督抚群体的结构和人事嬗递。具体探讨了同光时期地方督抚群体的结构，考察了同光之际地方督抚的人数和出身背景，为了更系统、全面地了解清末新政之前地方督抚群体的结构和人事嬗递，特将统计分析的时段适当延长，对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62～1900）地方督抚人事变动进行统计分析，并分析了同光之际地方督抚的特性对政局变化的影响。通过对清后期同治和光绪两朝30多年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问题的宏观把握，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晚清政府行政权力、人事黜陟权力、军事权力、财政税收权力、司法权力、外交权力等体制的变化结合起来，探讨对地方督抚权力及其影响的变化峰值，对晚清各时期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影响，地方督抚权力和影响力的转折期，揭示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变化的影响力和实际效益，阐释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晚清权力格局的变迁和政治走向。
第二章，考察了清廷从“扶淮抑湘”到“湘淮互制”的政策演变，清廷确立“湘淮分立”权力格局的调控路径。清廷“以淮制湘”策略及其对权力格局的宏观调控，使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的控制力，在湘军集团势盛之时得到较大提升，促使“湘淮互制”格局确立。分析了清廷实施“扶淮抑湘”策略的背景，对湘淮内部矛盾的“放大”，攻陷天京后清廷与曾国藩湘军之间的一系列权力变量，淮系势力在清廷的扶植下一度稳步增长，以及清廷在湘军集团腹地和财赋之区重布权力格局，在两广和湖南的重新布控，在陕甘地区重新部署掌控西北大局，清廷与湘军集团在山东、河南展开权力斗争，清廷在其他省区重布权力格局的状况。
第三章，探讨在清廷操控下的“湘淮互制”政策背景下，同光两朝权力格局变迁中李鸿章、左宗棠控制力问题。分析了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权势变迁，李鸿章担任督抚以来的行政人事权限、控制财税权及其控制军队的权限。明确了清廷为了确立和巩固“湘淮互制”的局面，在西北作战中对左宗棠的“扶”与“抑”并用之策，在塞防海防之争问题上的决策对湘淮系的影响，以及在“湘淮互制”策略在中枢权力斗争中继续演化，表现在“甲申易枢”前后清廷强化对湘淮互制局面的培育、强化“湘淮互制”背景下淮系集团的转变与海防论的提升。
第四章，以清廷的天津教案对策为例，考察了在天津教案的背面，清廷与曾国藩集团的权力博弈，通过此事件对权力格局的洗牌与曾国藩的精神领袖形象和权势之死问题。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外对天津教案发生原因认识、对教案处理办法的分歧和清政府初步的处置原则，清廷处置津案原则的游移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为不开战端和权力斗争双重目的给曾国藩制造政治难题，慈禧利用清议力量同时打击奕訢、曾国藩，最终曾国藩陷入人生和权势两难困境，并以陷阱式“解脱”而终走向死亡的过程。
第五章，以晚清经制水师的重建为中心，考察清廷重建经制军的努力。清廷统军思想的变或不变，制约着晚清重整经制水师指导思想的变与不变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同治年间重建经制水师的工作，以及清代经制水师体制的变与不变问题。而时势的变化、战局的需要，也影响着清廷与湘军集团争夺长江水师控制权的斗争。最终，长江水师建立后，其制度具有典型的经制特征：从长江水师的营制、归标分汛和任务训练、饷章制度，长江水师人员的铨选，长江水师的禁约和处分制度、后勤补给制度，均对此有充分体现。
第六章，主要考察了中法战争时期清廷与湘淮派系的权力控制的广度和深度、中法战争中军队控制权问题。集中探讨了中法战前越南问题决策中的中央和地方派系斗争，中法战争前夕派系对清廷越事决策的影响力，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在前线省区部署“湘淮互制”格局，各战区军队控制问题，战时军队的调遣权力和饷需供应控制权，以及军队枪械弹药供应控制权问题。
第七章，以甲午中日战争陆路战场的军队掌控和军备供应为例，探讨甲午战争时期的军队控制权问题。考察了平壤战役中清军军储与叶志超逃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以依克唐阿军为例考察了清军的武器装备“差”与怯战问题，以及清军将领徐邦道的“近代军事才能”和勇气问题，进而深入剖析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军队的调遣权力和清朝军队枪械弹药供应、饷需供应的控制权问题及其历史价值。
余论，近年来，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的讨论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的消长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的“督抚专政”“内轻外重”说大受质疑，学界突破“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等观点的藩篱，而不断提出新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要求研究者打破范式的束缚，创新思维，力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做出宏观的思考。
[1]如研究者指出，早在罗尔纲之前，已有学者论及“督抚集权”问题。参见沈乃正《清末之督抚集权、中央集权与同署办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1月，第311～342页。但是，这种观点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还是从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督抚专政”观点提出开始。参见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南京，国立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7年6月，第235～250页。
[2]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第232、244页。
[3]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第26页。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76页。
[5]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39页；《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6页。
[6]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
[7]〔美〕哲美森编《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商务印书馆，1903；吴廷燮：《清财政考略》，商务印书馆，1914；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20。
[8]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1945。
[9]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4年印行；《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版，1947年印行。
[10]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地方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第9卷第1期，1947年。
[1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
[12]傅宗懋：《清代总督巡抚制度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63；胡健国：《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台湾政治大学，1977。
[13]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台北，1973年。
[14]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10卷第2期，1974年。
[15]C.Y.Hsu（徐中约）， “Gordon in China，188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1964）.John L.Rawlinson（罗麟生），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6]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1984；《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17]李恩涵：《左宗棠与清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北，1994年；缪全吉：《曾国藩幕府盛况与晚清地方权力之变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5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18]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19]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印，1981。
[20]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楚双志：《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2009；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刘增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三联书店，2014。台湾学者的相关论著：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1]王瑞成：《“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