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头雁效应”法
(一)界定及内涵
所谓“头雁效应”法,是指社区精英通过以居民为中心,为居民服务的社区治理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被广大居民普遍认可的、具有突出影响力的魅力型权威,并运用此权威影响和推进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与政治科层型权威不同,社区党组织带头人的魅力型权威既来源于其个人的人格魅力,也来自其在社区服务实践中表现出的愿做愿为、亲力亲为、善念善为、敢干敢为的服务情怀和解决居民问题的能力。作为新时代“小巷总理”的突出代表,吴亚琴从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成长为全国性典型,她从事社区工作20多年的这种生动实践诠释了社区工作“头雁效应”法。
“头雁效应”法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坚持以居民为中心,秉持“居民是我亲人”的理念。带头人就在居民之中,离居民最近,对居民最亲,与居民感情最深厚,为居民服务的责任感最强。吴亚琴一直把居民作为亲人来看待,将社区的事看作“爹的事、妈的事”,以“愿做愿为、亲力亲为、善念善为、敢干敢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居民服务,自觉践行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情怀和奉献精神:为了给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她喊坏了嗓子;为了保证居民供暖,三换物业;为解决社区养老问题,主动带头入户照顾老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2)带头人并非一人,而是一个群体。带头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级带一级,社区中的每位党员都成为“头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服务居民,做居民的表率。作用力大的“头雁”影响作用力小的“头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带头人的引领,形成了争先“为居民服务”的潮流,突出带头人在社区中的骨干作用和群体效应。
(3)带头人是社区精英,在居民间建立起个人魅力权威,敢于创新,敢于担当,敢于争先。带头人气质并非先天性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在日常的社区工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而成的。带头人气质包括热爱居民、擅长交友、善于聆听、不惧困难、创新意识等特质,不仅是个人品格,还具有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情怀和担当。带头人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以解决社区实际的、紧迫性的问题。社区是居民的主要生活场,也是居民矛盾的主要衍生场,这就要求带头人具有较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高超的化解矛盾的技巧。吴亚琴通过整合各种资源,相继完成铺设水泥路、完善保暖工程、自我管理物业等一系列关乎全社区公共利益的大事,以及总结出协调、化解居民间矛盾的“调解十二法”。正是在解决社区问题的实践中,吴亚琴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从而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可。
(二)产生背景
新时代社区治理和建设呼唤能人。一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城市管理重心继续下移,社区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和社会责任;二是社区居民的需求更加多元化,满足居民需求、引导居民开展自治活动等的工作日益繁重;三是在社区党建区域化背景下,社区实质上是整合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主体与黏合剂。在此背景下,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具有“头雁”精神的能人来应对复杂的局面,捋顺错综交织的关系,整合各种资源,处理困难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性质决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除了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领导能力之外,还需要具有无私奉献等人格魅力。“头雁”精神也因此成了党建工作对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内在要求。在基层社区,党的性质要求社区带头人的权威除了科层结构赋予的正式权力之外,还需要其具有个人魅力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具体到社区工作实践,就需要社区带头人具有不使用强制力便能影响居民行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过程,便是“头雁效应”法形成的具体过程。
长山花园社区作为典型的单位社区,在原企业破产之后一度陷入窘迫境地。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吴亚琴作为社区领导者勇担社会责任,努力改善大家的生活环境,解决居民问题,在长期的努力付出中,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与支持。这种认可与支持,是“头雁效应”法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两次手术
长山花园社区在建设初期,修路、植树等多项工程同时启动,改造任务重,压力特别大。吴亚琴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中累坏了嗓子,于2003年4月做了声带手术。手术后医生特别强调,一周之内要严格噤声,即一句话都不能说。
吴亚琴回到社区后就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求所有社区进行戒严,严控“非典”。按照上级要求,长山花园社区周围全都用铁网封锁起来,从外地过来的人一律不允许进入社区。当时恰好有十几位居民出差从北京、天津等地回来,被阻拦在外面。被拦的居民情绪非常激动:“我家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让我进?!”“我现在也没有发烧感冒,凭什么不让进!”而且他们的家人也是非常不满:“到自己家门口了都不让进,哪有这样的道理?”……各种质疑声此起彼伏。面对居民的质疑,吴亚琴心里只有党员的责任感,早就将医嘱丢到脑后,冲上前去向居民解释:“各位哥哥姐姐,咱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吗!但是你们看现在抗击‘非典’形势这么严峻,稍微有一点纰漏就会铸成大错,我后面这些居民都是看着大家长大的叔叔、大爷们,为了自己家人安全,也为了这些看着我们长大的老人的安全,就委屈大家在外面住上一段时间,等形势稳定了我再去接大家回来!”如此,吴亚琴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消除大家的疑虑,稳定大家的情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5月末,熬过了“非典”最严峻的时期,吴亚琴却因为没有遵从医嘱,声带手术失败了,声音沙哑,一直持续了5年。
到了2008年,吴亚琴做了第二次声带手术。生活有时候会比电影更具戏剧性,吴亚琴刚做完手术又赶上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吴亚琴想着同胞遇难,自己作为党员有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于是召开社区党员大会组织居民募捐。但是一般居民的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而且长山花园社区的居民大多都是企业破产后的下岗职工,生活都不容易,因此让大家捐款的难度也比较大。在此情况下,吴亚琴忍不住又发声引导大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人拾柴火焰高,捐赠不分多少,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帮助灾区的群众渡过难关!有了大家的捐赠,灾区将有更多的伤病者得到治愈;将有更多的饥寒者得到温饱;将有更多的无家可归者得到安全庇护;将有更多的学生回到课堂!”吴亚琴发自内心的呼吁和尚未痊愈的沙哑嗓音感动了居民,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募捐工作完成之后,吴亚琴因未能遵循噤声医嘱而导致声带未能痊愈,至今仍留有病根。
案例二:八年奋战
长山花园社区有299位退休职工,多年上访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最后在吴亚琴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这些退休职工原是三线军工厂厂办大集体家属工。企业在山区时,厂办大集体职工的档案材料全部被烧毁,导致他们在程序和文件上都和企业脱离了关系。后来,国家发布关于厂办大集体改制的相关政策,给予厂办大集体职工相应的待遇,即职工自己交一部分钱、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以集体职工的身份正式退休,获得国家按月支付的工资。然而长山花园社区这299位家属工却因为没有正式档案而享受不到这些政策待遇。因此,他们开始了上访之路,一告就是八年,最终得到了政府的回应:给予“五七”家属工的待遇。这一承诺直到东北三省全面落实厂办大集体政策,才进入兑现流程。然而有关部门在程序上又卡住了这些家属工,说必须有在企业时的原始材料才能办理。于是这些家属工只得用尽一切办法寻找相关的证明材料。吴亚琴带着这些人去档案局查找档案,直接档案找不着就找间接档案,然而即便找到了材料,也没有给他们按照厂办大集体的政策办理集体职工身份的待遇,只给予家属工待遇。
在这299位家属工中,有一部分人可以通过间接材料证明身份,但是更多的人却查找不到原始档案,面临的问题也迟迟无法得到解决。情急之下,吴亚琴找到了居地社区派出所,她说:“我求求你们了,为我这些妈们、爹们做点好事行不行!我以我的党性保证,这些人真的是‘五七’连的,如果他们里面有不是的,犯了错误蹲监狱我去给你蹲!”所长被吴亚琴的真情感动,核实情况后,在最短时间内帮助这些家属工开具户籍信息证明。第二天早上,吴亚琴带着派出所的证明,又到了办事部门,最终把事情办成了。
在这八年中,吴亚琴做了许多的工作。她起早贪黑地为这些家属工积极奔走,就为了让她们能有序地向政府表达诉求。上访之初,这些家属工的情绪非常激动,商议要采取堵政府大门等示威性行为。“别违法,按程序来”,这是吴亚琴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吴亚琴耐心做上访人的思想工作。
当时只要有居民上访,吴亚琴就派社区里能说会道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和居民说:“你们谁迷糊了我这有药,谁渴了我这有水啊!你们谁高血压上来了,我这有降压药啊!”居民在上访时看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就问,“你们来干啥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说:“我们书记派我们来的,怕你们犯高血压、脑血栓,也怕你摔了、磕了、碰了,叫我来搀着点,扶着点。”吴亚琴的这些举动终于慢慢地感动了这些上访的家属工。一开始,上访居民也不是非常信任吴亚琴,但是最终吴亚琴通过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吴亚琴你是这个(竖起大拇指),你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做?”“按级上访,你们都有理,我支持!”吴亚琴立马表明态度。“咱就一级一级地上访,大家拿钱,凑多少钱,搁一个人管账。你去(上访)一回给你拿多少钱,你们就专门报账,然后打电话给你报销。”上访期间,居民也从政府争取到了一些权益,即每年每人360元的补贴,吴亚琴来负责发放,连发3年。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社区干过这种工作,用吴亚琴的话说,就是“政府不给你安排活自己找活干”。但也正因如此,吴亚琴才有了社区工作的群众基础。
案例三:“百家饭”
以前我们听到许多吃“百家饭”的故事,大多都是主人公幼年不幸失去双亲,靠亲戚邻里接济长大。在长山花园社区,吴亚琴也常吃“百姓饭”,但她的情况与一般的吃“百家饭”的故事完全不同。
吴亚琴在长山花园社区工作了20多年,无论是平房区还是楼房区,几乎每一户居民都求过吴亚琴“办事”,每次办事都想给吴亚琴送点钱、送点礼以示感谢,但吴亚琴从没收过。居民总想着找机会回报她。后来,社区的居民发现吴亚琴工作特别忙,经常忘记饭点,于是谁家包包子、烙黏饼、炸丸子等都会请吴亚琴去家里吃或者送到居委会。另外,吴亚琴为了更好地开展社区工作经常入户走访,有时候和居民聊得时间长了,正好赶上饭点,居民就会留她吃饭。这成为她融入群众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吴亚琴在工作中一直在吃“百家饭”。
吴亚琴的“百家饭”,一方面,是其作为带头人的重要体现,居民做好吃的了想着她,到饭点了念着她,说明居民把她当成了自家人,关心她、爱戴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为了社区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且善于与居民打交道,通过家常便饭拉近与居民之间的感情。
(四)评价
1.学理依据
(1)“头雁效应”法的提出是对社区治理中权威模式建构的有力探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对支配与正当性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其中,魅力型权威,是一种私人性的权威类型,基于对某个个人的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对他所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4]。在法理社会统领的现代社会的组织中,一般行使的都是法制型的支配。在成熟的组织治理结构中,成员一般服从于结构、科层身份,而非统治者个人。然而,社区精英的体制外身份使得其权力具有天然的残缺性,无法在合法性上获取足够的法理支持。而无论整合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还是与居民的互动,都在客观上要求社区精英必须凭借权威才能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在掌握丰富熟人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吴亚琴及社区党员精英依靠其担当奉献的工作精神、勤奋上进的性格特点,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技术性工作方法获得了魅力型权威,并在社区内形成了“魅力共同体”,为社区党建工作及社区工作的开展开辟了一条有效路径。
(2)“头雁效应”法其实是社区服务行动的循环,即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服务居民的行动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获得居民的认同与支持,进而以更高水平的服务回报、反馈于居民。这一过程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需要社区党组织带头人提高能力水平,也强调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宗旨。前者可提高作为“头雁”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的权威,是工具性手段;而后者才是“头雁效应”法的目标与结果。
(3)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头雁效应”法便是这一精神的具体化,通过培育社区精英强化基层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吴亚琴作为全国性的模范典型带动社区党员争先“为居民服务”,使社区涌现出一批在居民中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带头人。
2.应用价值
(1)“头雁效应”法为社区建设寻求到了联结点。此联结点有三重含义:一是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其通过党组织系统可以实现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联系,既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得到切实执行,又能将社区的需求向上级反映,以得到党和政府的政策、资源支持;二是社区党组织带头人作为联结点,可以整合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资源,实现企事业资源与居民需求的对接,进而形成推动社区发展的合力,完善“小社区大党委”的区域化党建格局;三是“头雁效应”法加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以“头雁”为联结点,增强社区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关联度,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居民的参与度。
(2)“头雁效应”法可以使社区党组织带头人建立起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增强其在社区的动员能力,进而“有能力做大事”。长山花园社区通过动员居民实现了铺路、绿化美化社区等一系列公共建设,而反观现在许多社区,都存在想做事但是没有能力的状况,其中一部分原因便在于他们不能将居民真正动员起来。
(3)“头雁效应”法使社区富含凝聚力,并有助于营造充满活力、自豪的社区建设氛围。原子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权威领袖具有强烈的依赖感与信赖感,在社区党组织带头人权威的感召下,作为个体的居民更有信心面对流动的风险,而且会因带头人取得的社会成就产生自豪感,进而强化对社区党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会转化为其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透过“头雁”的风采,我们看到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形象,他们增添了正能量。如此,在社区内便形成了一种充满生机的文化氛围。长山花园社区居民因有一个处处为居民着想、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好“带头人”而充满了自豪感,感受到自己所在社区比其他社区建设得更好,从而形成对社区的强烈认同感,并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